作者系國家社科基金項目“清詞經典化研究”負責人、江蘇師范大學文學院教授

清詞在詞史上號稱“中興”，在題材、手法、抒情境界、文化內涵等方面都得到深化與拓展，創(chuàng)作出為數眾多的思想性與藝術性完美結合的佳作。自清初以來，特別是晚清以迄民國，詞學家們借助選本、詞話、評點等方式，從不同層面建構清詞中的經典。這一建構過程至今尚未結束。反觀這一建構過程就會發(fā)現，清詞與唐宋詞的經典化過程，既有相似性，又有若干歷史差異。對這種差異的揭示，有助于深化中國古代文學經典生成機制的整體考察和研究。

自覺的理論創(chuàng)新意識。清詞在發(fā)展過程中始終具有自覺的理論意識，這與唐宋詞的發(fā)展不同。蘇軾“以詩為詞”，辛棄疾“以文為詞”，拓展詞的表現畛域；李清照強調“詞別是一家”，維護詞的文體特性，都具有強烈的尊體意圖。清人也大致從這兩種途徑推尊詞體，所不同的是宋人多以“詞為小道”，清人則普遍認為“詞可傳人”，從“三不朽”形而上的層面體認詞的價值，把詞的文學價值提升到前所未有的高度。

清人對詞學理論的開拓創(chuàng)新，既緊扣詞體自身發(fā)展規(guī)律，又貼近社會時代脈動。明清之際，詞風以艷冶為尚，詞學批評以“艷”為核心范疇。清初廣陵詞壇盟主王士禛，在與鄒祗謨合編的《倚聲初集》中，大量使用“驚艷”“儇艷”“古艷”“艷中帶俊”等以“艷”為核心的評語，詞壇影響巨大。隨著清王朝政權逐漸穩(wěn)固，統(tǒng)治者開始對文化秩序加以整飭，清初詞壇也在進行相應的觀念整合與理論重建，以“艷”為核心的風格批評不再適應新的文化環(huán)境與詞壇狀況。所以，清人又提出了“清”這一理論范疇，以溫雅芊麗、清新純凈的語言格調，表達士大夫超脫的胸襟和境界，由此衍生系列概念，涵蓋了清初詞學中有關創(chuàng)作主體、表達方式與審美特質等多個層面，構成了以“清”為核心的風格論體系，推動了當時的詞風轉變和流派構成。但是過度追求“清”，會導致詞體氣格上的“薄”與“弱”，于是清代中后期的詞論家提出“厚”這一理論范疇。如周濟以“渾厚”論詞之風格，陳廷焯以“味最厚”評價碧山詞，董士錫提出詞要“以無厚入有間”，蔣敦復則鼓吹“有厚入無間”，劉熙載以“厚而清”為詞之大要，譚獻則以“柔厚”二字為詞家秘鑰等。撮其大要，可分詞體本體之厚與詞人主體之厚，前者是指詞作要有深厚的寄托，以及因寄托而形成的渾厚風格；后者是指詞人要遵循儒家道德規(guī)范，既感時傷事，情得其正，又要不怨不悱，不纖不獷，此謂之溫厚和平。在此基礎上，晚清詞論家進一步提出了“沉郁”說和“重、拙、大”理論。

再如清代詞學中的“詞史”理論也具有創(chuàng)新變化，發(fā)展脈絡有二。其一是以陳維崧、謝章鋌為主的“紀事”式的“詞史”理論，主要借鑒“詩史”的紀事功能，體現了清代詞學對社會現實的關切與敘事功能的增強。其二是周濟在張惠言《詞選序》的基礎上提出的“詞史”理論，強調感慨寄托，要求作者在詞作中表達經歷了盛衰之后的“由衷之言”，重在突顯詞體的“心史”功能。兩種“詞史”理論在晚清并存兼容，在《庚子秋詞》等創(chuàng)作中得到了很好的實踐。“詞史”理論由清初到晚清的不斷深化完善，應和著清代社會的風云變幻與歷史發(fā)展。

清代詞學重視比興寄托，意內言外，立意成為填詞的關鍵，也是作品創(chuàng)新開拓的重要手段。周濟說：“筆以行意也，不行須換筆，換筆不行，便須換意。玉田惟換筆，不換意。”蔣敦復說：“石帚、夢窗尚須加一層渲染，淮海、清真則更添幾層意思。加渲染，添意思，正欲其厚也。”“換意”與“添意”也正體現了清人詞體創(chuàng)作理論上求變求新的自覺。

可見，清代詞人的理論意識極強，而詞學理論的創(chuàng)新會帶來詞體文學創(chuàng)作的新風格與新境界。所以，清詞“中興”最重要的表現就在于創(chuàng)作和理論的共同繁榮，二者相互推動，相互深化。清人的詞學理論，尤其是重要流派群體的理論自覺，是清詞經典化的重要基礎。

求新求變的創(chuàng)作實績。清代的思想、文化、學術、文學、藝術等各個方面都具有集成的特征，難能可貴的是，清人由集成而創(chuàng)新，創(chuàng)作出不同于前代的新的文學經典。清詞亦如此，面對唐宋詞的藝術傳統(tǒng)，清人既有師法與傳承，更有求新與求變，是為清詞經典性的基石。

清代詞家注重對唐宋詞的師法，云間派推崇晚唐五代，浙西詞派推尊南宋姜張，陽羨詞派學辛棄疾、蔣捷，常州詞派學晚唐北宋，周濟更是提出“歷碧山、夢窗、稼軒，以還清真之渾化”的逆溯門徑，晚清則推崇夢窗。清人面對唐宋詞的豐厚遺產與詞史成就，還體現出一種競賽的姿態(tài)與超越的自信，“京華三杰”之一的顧貞觀就曾說“吾詞獨不落宋人圈�|，可信必傳”。相對于唐宋詞來說，清詞的創(chuàng)新變化主要體現為以下幾方面。

題材的拓展。詞的題材到了清代得到前所未有的開拓，關心民瘼成為自覺意識，胡成浚《玲瓏四犯·壬戌六月憫旱》寫嘉慶七年廣及全國不少省份的大旱災，體現對災民的同情；反映重大社會事件成為常態(tài)，張景祁《曲江秋·馬江秋感》表現中法馬江之戰(zhàn)，朱祖謀《夜飛鵲·香港秋眺懷公度》表現割讓香港之事，文廷式《憶舊游·秋雁，庚子八月作》寫八國聯軍攻陷北京；呈現時代精神，表達憂患意識更為深廣，尤其是晚清，面對內憂外患的大變局，士人知識分子在詞中體現出深刻的思想鋒芒，黃遵憲、潘飛聲題詠羅浮的《雙雙燕》（羅浮睡了），以其對“睡”“醒”之間的思考，體現面對國家衰微的憂慮、奮發(fā)圖強的自信，成為立志救亡的時代強音。早稻田大學清朝留學生畢業(yè)冊《鴻跡貼》中，就有留學生書寫黃遵憲這首詞作來表達愛國情懷，可見此詞廣泛的社會影響。

寫作手法的創(chuàng)新。清人處于唐宋詞影響的焦慮下，對唐宋詞的創(chuàng)作手法與技巧翻新出奇，體現出一種建立在學習之上又有所超越的自覺。顧貞觀《雙雙燕·本意，用史梅溪韻》，雖用史達祖原韻，但人燕合寫，以人為主，句句詠燕，句句傳情，舊調新唱，富有創(chuàng)新變化。對于顧貞觀“以詞代書”的兩首《金縷曲》，陳廷焯認為：“雖非正聲，亦千秋絕調。”實際上這種“非正聲”，正是清詞的創(chuàng)新所在。

詞境的提升。清詞境界的提升表現在許多方面，其中比較獨特的一點是從緣情到形而上。張惠言《水調歌頭》五首抒寫傳統(tǒng)主題，表達對人生的體悟，形象之中飽含哲理，以此開示后學，在詞史上也是一種創(chuàng)造。繆鉞先生評云：“這五首《水調歌頭》詞之所以杰出，就在于他不僅是表達其賞春惜春之情，而是通過這些透露出百感交集的復雜而深沉的情思，遂增加了詞的深度與廣度。詞中有慷慨悲歌的激昂之情，也有蕭閑澹泊的夷曠之趣；有悔不十年讀書以著述自見的努力之志，又有因為想到千古斯須而輕視名山事業(yè)之心。”將性情與學問、胸襟與哲理相融合，既真摯婉密，又高遠深邃。

此外，清人還在唐宋詞已有開創(chuàng)但尚未得到充分發(fā)展之處，加以多元開拓，發(fā)掘詞體文學的表現張力，探索詞體創(chuàng)作的邊界問題。如集句體、檃栝體、回文體等，這些向來被視為不登大雅的游戲之作，卻在清人手中大放異彩，產生一種出人意料的“陌生化”效果。在清詞創(chuàng)作中可謂別開生面、自成機杼，使清詞在清空醇雅、比興寄托之外，別具新的美學情蘊。

因此，清詞是在繼承唐宋詞藝術傳統(tǒng)的基礎上尚新求變，融入新的時代因素與美學因素而形成的不同于唐宋詞的一種新的經典樣式。

多元開放的建構過程。文學經典的形成與后世讀者的體認密切相關，也與當代讀者、批評家的體認密切相關。清詞的經典化始于清人，至今還處于開放式的建構過程中。清詞的經典化建構方式多元，選本、詞話、評點、詞集序跋、論詞絕句、詞壇點將錄等，從多元層面對清詞予以經典化。

清詞的自我經典化意識非常明顯，這主要在詞話和選本中體現出來。前者以陳廷焯為代表，他在《白雨齋詞話》中進行了自我揄揚。從《白雨齋詞話》所宣揚的理論，以及他舉自己的作品來印證一己理論的做法來看，他應該是把自己的詞視為經典。后者以譚獻為代表，他在《篋中詞》里發(fā)揚常州詞派的觀點，對清詞予以檢點，構成了經典系列，同時將自己精心結撰的《復堂詞》一卷置入其中，明顯表示出他對自己在這個經典系列中的位置的看法。他們在經典化清代詞人的同時，把自己也經典化了。這種自我經典化的現象也從一個側面顯示出清人在創(chuàng)作上的高度自信。

新文化運動以來，有賴晚清以降詞學家的努力，清詞的經典化仍然在進行著。尤其是20世紀以來的清詞研究，是其經典化建構過程中的重要環(huán)節(jié)。其中，龍榆生、錢仲聯、饒宗頤、嚴迪昌、葉嘉瑩等先生作出了巨大貢獻。

隨著清詞研究的深入，清詞的經典化建構也會不斷推進。這有助于我們反思如何進行近距離文學創(chuàng)作的文學史評價，衡量尚未經過充分篩選的明清文學作品的經典性，為推進具有當代意識與學術品質的文學史研究提供有價值的參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