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系國家社科基金項目“清代江南地方詩總集研究”負責人、江蘇理工學院副教授

浩如煙海的清代詩歌總集是清代詩學繁興的重要體現。位處長江以南、太湖周邊、以吳儂軟語為紐帶的蘇、松、常、鎮、杭、嘉、湖以及直隸太倉州，這“七府一州”系江南地區的核心，又是清代詩學的重鎮，其地方詩總集的數量更是遠超其他地區。這些總集，既是本地的詩歌文獻，也是本地的文化文獻，對于認識地域文學、地方文化，都有著重要的參照意義，因此，被譽為“有韻之方志”。

“富礦”：文獻、文本、文心。清代江南的地方詩總集堪稱一個值得深挖的“富礦”。學術界歷來都對這個“富礦”十分關注，并且成果豐富，或載錄相關書目，或撰寫相關提要，或者進行全書收錄。這些成果中，對全書的收錄尤具價值。例如，四庫全書系列、叢書集成系列、《歷代地方詩文總集匯編》《清詩總集叢刊》以及《日本所藏清人詩歌總集善本叢刊》等，其中輯錄了許多這樣的詩歌總集，彌足珍貴。清代江南地方詩總集的存世量非常豐富，另有一些文獻尚處在待發現、待認識的狀態，因而實在難以準確統計其數量。據筆者查考，目前已知的數量達347種之多。我們有理由相信，實際數量當遠超此數。

這些總集的文本形式多種多樣。郡邑類最能體現詩歌總集的地方性特色。這類總集因為面向整個行政區域，因而常常冠以地域之名稱，如《國朝松江詩鈔》《江陰詩存》《平望詩拾》等。一般來說，這類總集的編纂規模較大。另外，唱酬類、氏族類、閨秀類、課藝類、方外類等詩集，雖然所采選范圍并不是面向整個地區，編纂規模通常較小，但因為所采選的大多為地方性詩人，因此也是地方詩總集的重要組成部分。這些總集的文本存世形式多種多樣，有刻本、活字本、抄本、稿本等前代紙質版文本，也有膠片、影印本、整理本等后出文本，還有電子版、網絡版等虛擬形式的現代版文本。

詩歌總集體現了編者的文心。總集編纂者將這種文心內化于編纂活動之中，他們有著鮮明的地域文學意識，以及宣揚本地詩學風尚的良苦用心。從編纂視角看，編纂者特別注意歷史、地域、詩歌這三個維度，這三者相互交融，力求綜合、立體地展現本地詩學風尚。從參編人員看，除了主編的重要作用，其他參編人員的作用同樣不容忽視，他們影響著總集的生成狀況、書籍品位、學術傾向。從編纂的行為看，不僅有原創性編纂，自成新書，而且續補前書的現象也較為常見，續書與原書前后相承，儼然匯集成為一部地方詩歌史。有時為了突出其歷史價值，這些總集還盡可能地與地方志互為表里，以充分突顯總集的“地方性”特色。

流風：存人、存詩、存地。“有韻之方志”首先在其“志”，志其人、其詩、其地，保存地方文獻，讓這片土地上曾經的士風、詩風、土風等能夠流傳于后世。

存人以流傳士風。“存人”，即輯錄本地歷代的詩人。《國朝松陵詩征》編者袁景輅在該書的《例言》中云，選一邑之詩，“以詩存人與以人存詩，二者不可偏廢”，并強調“選鄉輩詩，以發潛闡幽為主”，足見對“存人”的重視。為了“存人”，許多詩歌總集都撰寫了詩人小傳。袁景輅認為：“詩人無傳，令讀者如遇不相識之人，雖父子亦莫辨也，然其體例當取佳事佳話為點綴，不必如史傳、家譜歷敘生平。”當然，既可因詩而存人，也可因品行而存人。趙允懷在《支溪詩錄序》中云：“以人存詩者，其人大端卓著，辭章之末，無事深求。”因人而存其詩，詩藝已退居次要位置，目的是能讓其人的品行、行事等借詩集流傳、影響于后世，這是保存士風以教化后人。

存詩以流傳詩風。存詩，名家之詩自然是總集著重輯錄的對象。江南本地不乏如錢謙益、朱彝尊、沈德潛等這些著名詩家，輯錄這些詩學大家的詩歌，既可以增添詩集的品位，又可以提升詩集的知名度與影響力。然而，更多的名不見經傳者之詩，同樣受到編纂者的關注，而且他們的詩篇在總集中所占比例非常大，有時會超過所采選的名家詩篇數量。之所以如此，因為地方詩總集是面向“地方”，需要考慮到詩歌的覆蓋面，而不僅僅是詩歌的藝術層面。因此，不光省級、府級有詩歌總集，縣級、市鎮級乃至村級也有詩歌總集。層級雖然不同，但是編纂宗旨相同，旨在保存詩歌文獻，將本地曾經的詩人、詩作傳之后世。

存地以流傳土風。地方詩總集既是文學性的文本，也是地域文化的重要載體。地方詩總集中輯錄了許多與本地鄉風民俗、景觀勝跡、山水田園、生產生活，乃至自然災害、戰爭內亂等相關的內容。與全國性的詩歌總集相比，這些內容自然會更具有地方文化色彩。這種通過詩歌作品所承載的地域文化，較之地方性史書、方志等文獻所載會更為生動、形象，而且會更為具體、詳細。以《乍浦集詠》為例，該總集不僅是記載乍浦地域文化的生動文獻，同時也是記錄東南海防史的重要參考資料，給世人提供了認識乍浦港乃至明清時期全國海防的歷史與窗口。作為地理學、文化學上的認識意義，地方詩總集在這個時候已經超出文學的苑囿，成為土風民俗的一個選本了。

雅韻：詩脈、詩群、詩派。“有韻之方志”不僅是文獻層面的“志”，更是文學層面的“韻”，展現出地域的詩脈傳承、詩人群體、詩歌流派之雅。

以詩脈傳承體現歷時性底蘊。地方詩總集的真正意義在于體現本地詩學水準之高超，讓世人認識到本地詩歌的發展風貌和詩歌藝術成就。為此，編纂者有著濃厚的鄉土情緒，“維桑與梓，必恭敬止”，是他們編纂活動的宗旨與出發點。他們力求通過充分挖掘本地的詩學淵源，來體現本地的詩學底蘊。在選詩與選人方面，他們常常追溯到本地文獻所能查考到的第一位詩人、第一首詩歌，以此為源頭，聚水成流，條分縷析，輯錄成集，盡最大可能將本地的詩人、詩篇網羅殆盡。因此，無論是哪一地域層級的總集，幾乎都成了這個層級的詩學史，這也是地方詩總集中更多為通代性詩集的原因。

以詩人群體展現共時性風雅。在清代的江南，活躍著各式各樣的詩人群體。科舉、家族、同岑、懷舊、社團、消夏、消寒等各種人際關系，皆有形成詩人群體的可能，而且依托這些關系形成的群體，成員之間的聯系更為密切，活動也更為頻繁，有時這些群體的詩學成就與影響力通常會超越同儕，成為該地區的詩學翹楚，并引領著該地區的詩歌創作風尚。例如，《毗陵六逸詩鈔》為清中葉常州布衣類詩人群的總集，體現了當時常州詩壇的風氣，在全國文壇都有著一定的影響。當然，崇文尚教的江南地區，日益興盛的閨秀詩人群則是詩歌總集編纂者不可繞過的一個論題，對閨秀詩人群的取舍與安排，更能體現出江南的風雅與特色。

以詩歌流派體現地域詩學品位。地方詩總集是文學活動的結晶，但不是文學活動的終點，它的產生與地域詩群、詩歌流派、詩學風尚以及時代風氣等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系，它的問世又影響了今后的詩歌創作與詩歌評價，并足以表明當地詩歌的審美取向與審美品位。比如，文獻價值極其珍貴的《虞山詩約》反映了虞山詩派的審美意韻；《太倉十子詩選》《婁東詩派》《婁水琴人集》《滄江余韻》這四部詩集，則體現了婁東詩派的詩學取向；《浙西六家詩鈔》對于清中期詩派爭鳴則有著獨特的認識意義。

綜上，清代江南地方詩總集雖然是地域性的、基層性的，但它是全清詩壇的重要組成部分，對全國詩壇來說都有著舉足輕重的影響。同時，這些詩集的生成雖然是基于文學層面，但其價值并不限于文學領域，對于文化研究也有著積極的參照意義。目前，這些總集的文本在保存和流通方面還存著一些問題，我們在保護文本的同時，更要加強其流通，特別是期待國內的大型圖書館能在這方面起到表率與引領作用，以充分發揮這些文本的價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