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吳麗娛，系國家社科基金重點項目“《大唐開元禮》校勘整理與研究”負責人、首都師范大學歷史學院特聘研究員

中國古代禮典以《三禮》（《儀禮》《周禮》《禮記》）為基，后世也陸續有以五禮（吉、兇、嘉、賓、軍）為名的制作。修成于開元二十年（732）的《大唐開元禮》（以下簡稱《開元禮》）150卷，是現今所見年代最早、保存相對完整的一部中古官修禮書。在其之前，已有兩晉南北朝歷代的五禮編修，隋唐以來，又有《開皇禮》《貞觀禮》《顯慶禮》繼而踵之，故《開元禮》可謂集中古前期五禮制度之大成。這部記載著一代國家盛典的傳世之作，不但著稱于當時，影響于后世，也成為中古時代禮制變遷的見證。

“折衷”《貞觀》《顯慶》二禮的制作方式和內容

史書記述《開元禮》制作時，提到開元十年始設主持修訂禮儀的禮儀使。開元十四年，通事舍人王喦上疏，以“請改撰《禮記》，削去舊文，而以今事編之”為要求修禮，遭到宰相張說反對。以為《禮記》“歷代不刊之典，今去圣久遠，恐難改易”，故請改為將貞觀、顯慶“五禮儀注”加以“折衷”的做法，獲得批準。

盡管如此，《開元禮》仍因難于措手而“歷年未就”。直到開元十九年，蕭嵩代替張說主持修撰而任用王仲丘，才最終成書，而“折衷”之說也成為制禮的依據。

實現“折衷”，首先是以天帝祭祀為中心對學術理念加以調和。由于《貞觀禮》從《開皇禮》宗鄭玄，延續北朝而主張“六天”說（昊天上帝與五方帝）；《顯慶禮》卻因受武則天支配刻意改變方向，宗王肅而吸收南學的“一天”說。故王仲丘采取了以《顯慶禮》為主、《貞觀禮》為附的做法，亦即郊天全然以昊天上帝作為天帝獨祀，取消原來依五行學說建立、被認為是皇帝家族起源的感生帝，改以五方帝作為陪祀，并以體現《禮記》精神的所謂“有其舉之，莫可廢也”“二禮并行，六神咸祀”作為總體指導方針。這一做法打破了兩晉南北朝相沿的學術壁壘，也使學術爭端的解決最終服從于疆土的歸并和政治的統一。

其次是全面吸收《貞觀》《顯慶》二禮的儀目和內容。以儀目而言，如唐史料所言《貞觀禮》比照隋禮所增加的“皇太子入學及太常行山陵、天子大射、合朔陳五兵于太社、農隙講武、納皇后行六禮、四孟月讀時令，天子上陵、朝廟、養老于辟雍之禮”等名目，很多在《開元禮》中能找到蹤跡。而《顯慶禮》因武則天而增的“臨軒冊命皇后”“皇后上陵”“內冊皇太子”“皇后（婚禮、正至）受群臣朝賀”等新創儀目也在《開元禮》中得以存續，更不用說從諸禮的程式細節中可以隨時發現來自前二禮的匯集。“折衷”的原則既決定了《開元禮》的來源，又決定了它的取舍和意向。

“唐《禮記》”的經典打造及其特色

《開元禮》雖然以折中調和為主要方式，但并不等于“改撰《禮記》”的內涵已被消除。恰恰相反，此說意味著《開元禮》在建樹當代之制以新代舊的同時，仍須保留《禮記》框架，而不能完全脫離古禮的軌范。而試圖實現這一點的正是皇帝本人。據說開元十年《唐六典》始修時，玄宗拿出《周禮》六條交付大臣，可知當時《唐六典》立意以《周禮》為準繩；而《開元禮》的“改撰《禮記》”卻是試圖取法《禮記》，兩者顯然都是希望通過對上古經典的改造，鑄成當世的新經典，也就是創作唐朝標準的《禮記》和《周禮》。

對經典的“改撰”其實早自隋朝王通撰寫《續六經》已開始。貞觀、開元中相次出現的魏征《類禮》和元行沖《禮記義疏》，用其對正統經學章句“注移往說，理變新文”的批判，提供了“改撰《禮記》”之說的來源和依據。由此可知，《開元禮》雖外表折中《貞觀》《開元禮》，但內里卻是配合經學的變革。而“改撰”與“折衷”兩者結合，代表了統治者意欲通過禮制實現古“今”、新舊結合的思想趨勢。

與《貞觀禮》和《顯慶禮》皇帝即位即修禮不同，《開元禮》修于唐朝統治取得穩定后。玄宗開元十年前后，一方面重用宇文融取得財賦的增收，另一方面禮儀也相繼做了多項準備，其中包括郊廟和封禪。玄宗開元十年建立九廟、開元十一年祭廟和行郊禮祭天，協調了宗族關系而完成了最重大的禮儀實踐。繼而乃因獲鼎祭后土，開元十三年封禪成功，這一切都成為《開元禮》與《唐六典》成書的先決條件，也表明，玄宗以雄才大略的漢武帝為榜樣，在開疆拓土、武力征伐的同時，努力為自己打造開元文治的豐碑。

與《三禮》相比，《開元禮》除因襲前儀之外，也體現了中古禮制的新特色。其一，建樹一切以皇帝為中心的格局，以皇帝和皇帝家族作為禮的主體和對象。例如，吉禮天、地、社稷的配祀乃至宗廟祭祀對象都是皇帝的先祖，主祭者也是皇帝本人或代表皇帝攝祭的大臣有司。軍、賓、嘉禮的中心和主導者也同樣是皇帝，施行對象包括皇（太）后、皇太子及皇子、公主等皇帝親眷戚屬，僅有少數是按照官品劃定等級的官員。唯有兇禮喪葬儀，因附從《顯慶禮》以“（皇帝）兇事非臣子所宜言”為名取消《國恤》，故只留有親貴和不同品級的官員喪禮，但這仍然是崇奉皇權獨尊的結果。另外所有的禮儀活動也以朝廷所在為重點而波及地方，顯示了中央高居地方之上和全國內外上下一體的強勢統治。可以認為，《開元禮》是中古皇帝統治下國家禮制成熟和定型的產物。

其二，《開元禮》注入一些以往儒家禮儀中沒有的新篇。這些內容均以令式及新定格敕為基本依據，例如屬于《開元禮·序例》所說“新加”“新撰享禮”就有“肅明皇后廟、孝敬皇帝廟”“諸太子廟”，“仲春享先代帝王”中的帝嚳氏，“先圣”孔宣父祭祀中的新加七十二弟子與“釋奠于齊太公”，特別是玄宗潛邸的“興慶宮祭五龍壇”與“皇帝千秋節受群臣朝賀”的嘉禮名目。這些名目或仍為皇帝及皇家所建，或迎合皇帝的旨意，例如新建齊太公武廟和張良配祀，與玄宗大事拓邊是分不開的。更重要的是，包括肅明、孝敬、太子廟、千秋節在內帶有私禮、家禮性質的內容，也被作為公禮執行。不僅如此，為了體現皇帝意志，諸如五龍壇，社稷、山川祭祀等還摒棄血祭甚至采用真正的道教投龍儀式，不僅為道教融入國家典禮做了準備，也使皇帝私禮開始凌駕于國家公禮之上。可見，《開元禮》已經提供了皇權獨尊下的國家禮制樣本，從而開啟了中古后期的禮制變化和思想變革之門。這是《開元禮》不同于古禮甚至此前儒家禮典的最大變化。

《開元禮》修撰中遺留的問題

《開元禮》雖然力求實現皇帝的規劃，但寫作之際也有一些缺陷。

一是強自將《貞觀禮》《顯慶禮》統一，在理論上并不完全協調。又因“折衷”在具體做法上將兩者混抄，甚至為了達到盡快成書、蒙混過關的目的，將“前后頗有不同”的內容集中在一道。如關于五方帝的處理就是諸儀有別，而有個別卷竟與序例規定有所出入，導致無法自圓其說。

二是因為急于成書，造成了各種混亂和錯誤。例如書寫方式的繁簡不同，有時皇帝親祀卷比照前面卷篇文字有大量刪減，但攝儀卻遵前不改，結果是攝儀反詳于親儀。而親、攝儀用詞用語不一也形成對比。又如郊祀神位以及主祭的皇帝太尉和輔祭者的站立方位與祭祀朝向，處理廢棄物品的柴壇、瘞坎，以及皇帝觀看的位置都有錯誤發生。其原因或者來自編寫人員寫作分工、掌握標準和認識水平不同，但都與《開元禮》最后階段的成書倉促分不開。編寫者急于按照皇帝的要求完成粉飾太平之作，所以只舉大綱，未涉細節處理，甚至忽略其中的矛盾及齟齬之處，最后也未就全書加以檢查和協調，這樣就形成了禮典表面盛大宏偉和內里實有諸多疏漏的巨大反差。

總的來看，作為皇帝打造盛世工程意旨下的產物，《開元禮》確實對古禮前儀都有廣泛的繼承吸收，陳寅恪先生即曾因《開元禮》折中二禮而間接襲用隋禮，得出唐禮承繼南北朝三源的結論。《開元禮》反映時代特征的、前所未有的開創性工作，直接導致了中古后期禮制的變化。但《開元禮》由于自身的創作宗旨和某些歷史原因也有諸多缺陷。無論如何，《開元禮》在《三禮》之后，對于中古中國承先啟后的作用極其深遠，對于認識和理解中國傳統文化有著特殊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