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系國家社科基金項目“先秦史官書寫活動與早期文體生成研究”負責人、深圳大學人文學院副教授

西周時期史官職掌繁雜多樣，但其中的文史之責無疑是最重要的職掌之一，而記言、記事等書寫活動又是文史職掌的重中之重。在這種書寫活動中，史官的主體意識不斷凸顯，逐漸開啟了從被動記言、記事到主動描述歷史的轉變，不僅完成了對歷史的價值判斷，同時也實現了自己的生命意義。

執聿記言，補以始末。王言若神，史官實錄，制成誥命詔策，以布四方。史官以極為精簡扼要的文辭記錄君王言語，并根據使用場合、使用目的的不同，有時會補以敘事始末，形成完整的文字記錄，以不同的文體，體現君王意志，使之成為治國之寶。現存文獻中，《尚書》是最早的記言體史書，《逸周書》與《尚書》體例接近。西周史官的記言書寫形態主要是在如實記錄的基礎上進行加工：其一，加上時間、地點、人物和事由，并用固定搭配詞匯“王曰”“若曰”等點明言語主人身份。如《大盂鼎》銘文：“唯九月王在宗周命盂，王若曰。”《尚書·多士》：“惟三月，周公初于新邑洛，用告商王士，王若曰。”《逸周書·文傳解》：“文王受命之九年，時維暮春，在鄗召天子發曰。”《大開武》：“維王一祀二月，王在酆，密命，訪于周公旦曰。”《皇門解》：“維正月庚午，周公格左閎門會群門。曰。”在這些“王曰”“若曰”的前面，往往是時、地、事的扼要介紹，而在其后面，則是對君王的誥命詔策的實錄，言語莊重嚴肅、內容常與治國大要相關，是史書的主體。尤其值得注意的是“若曰”一詞，具敬順之義，有代神靈訓話之意，體現了文辭的重要性和不可置疑性。這是史官在記錄具有史鑒意義的口頭語辭過程中最簡單的補充，但卻是將口頭語辭轉化成為史書的關鍵一步。而時、地、事等書寫要素的齊備，為君王講話呈現出更為完整的面貌，逐漸由單純記言演變出言事合一的趨勢，直接影響春秋后期形成的《國語》的書寫。其二，添加情景描述，突出文體性質。如《尚書·湯誥》：“王歸自克夏，至于亳，誕告萬方。王曰。”“誕告萬方”的簡單四字，交代了“誥”的原因以及“誥”的文體性質。更詳盡的如《逸周書·大匡解》，補充記錄周王發言的背景、目的，涉及許多細節，是一篇完整規范的文辭記錄，也是史官書寫活動文獻化的典型范例。這些詳細的場景描述和因由介紹的記錄，使史官的書寫活動變得更為生動、豐滿。其三，記言與時間、地點、人物、情節描述渾然一體，記言與記事結合。如《尚書·召誥》先寫成王的活動以及召公相宅的具體過程，再寫周公祭祀和命令開工，又寫召公委托周公上書的話語，告誡成王應當敬德保民，保天命長久。文章在記述召公的言語之前，詳盡地描述了相宅和祭祀以及動工的情況，使召公的發言順承而下，言事一體，不可分割。《逸周書·度邑解》記載武王克商之后欲傳位周公及營建雒邑之事。其中有武王與周公的對話，有前因后果的補敘，更有如“叔旦泣涕于常，悲不對能”之類的細節描述。又如《嘗麥解》，其記錄的是周王初飭歲典的發言，對發言之前“祈禱于宗廟，嘗麥于太祖”的細節記述，具有很強的儀式感，與周王殷勤告誡的發言緊密聯系。周王發言之后，尚有“眾臣受大正書”“太史策刑書，箴大正”，“箴太史乃藏之于盟府，以為歲典”等詳盡復雜的典禮環節的記述。在這里，典禮儀式的記述與對周王的記言融為一體，具有獨立的價值，已開言事兼記體史書之先河。

品酌事例，理貫其中。西周史官單獨記事的書寫活動主要出現在《逸周書》中。如果說，君王口含天憲，言出法立，史官記錄君言，使之成為維護王朝政治秩序和社會秩序的規范，成為當時制度建設的必要，那么，記事則是對意義重大的歷史節點的載錄和再現，雖然目的同樣是為了監察君王、垂憲后世，在客觀上卻具有了描述歷史發展規律的意義。相對于記言，史官在記事的書寫活動中因為目的定位、角度選擇、材料剪裁等有更大的自由，所以能更集中地體現史官主體意識。《逸周書·程寤》記載太姒吉夢，昭示天意，為周的即將興起并取代殷商得天下的合法性作出解釋。《克殷解》為史佚所記的武王克殷滅商的過程及安撫善后的措施。唐大沛《逸周書分編句釋》認為《克殷》是史臣直書其事，而這種看似直書背后的儀式順序和細節描述實則反映了史官解釋天命歸周的深意。武王克殷之后凱旋西歸，史官作《世俘解》，記錄勝利成果和祭祀盛況，具有“以其成功告于神明”的意義。《作雒解》記錄武庚作亂始末、周公平叛并營建雒邑之事，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文中詳細地記載了雒邑的規模形制，“立城方千七百二十丈，郛方七十里，南系于雒水，北因于郟山，以為天下大湊”。“天下大湊”凸顯了營建成周的政治意圖及武王、周公的政治目光。唐大沛云：“文筆簡古而周密，非周初良史不能為，疑亦出于史逸之手。”《王會解》記載的是王城既成時周成王合諸侯、四夷于明堂的成周之會，文中詳盡地描述了這次盛會的主要參與者及相關禮儀。《周書序》云：“周室既寧，八方會同，各以職來獻，欲垂法厥后，作《王會》。”

镕裁文辭，斟酌濃淡。西周史官書寫活動在不斷地發展、演變。語言風格、辭采修飾、時間序列等幾經變化，體現了西周史官在記言、記事中個性色彩的增加及其對“言而有文”的追求，反映了西周史官主體意識的覺醒。

首先，從《尚書》到《逸周書》，語言風格呈現出一種從古奧簡樸到暢達活潑的變化過程。《尚書》多是官方的誥命詔策和君臣之間的談話記錄，因而顯得莊重典雅，且所記言語年代比較早，給人一種艱澀的感覺，正如韓愈《進學解》所說的“周誥殷盤，佶屈聱牙”。甚至，有一些篇章的語意不十分連貫，即興意味明顯。《逸周書》年代較之《尚書》稍晚，“上翼六經，下籠諸子，宏深質古”，語言風格同樣莊重典雅，但已經是具有自然流暢、邏輯清晰的特征。如產生年代較早、描述商周政權交替的《克殷解》，即使是其中載錄的尹逸所讀的策書，雖然屬于先秦禮法文書，但語言同樣不失曉暢。這種自然流暢、邏輯清晰的筆法是史官整理、潤色的結果，說明史官的主體意識和闡釋意愿正在不斷加強。

其次，從《尚書》到《逸周書》，同樣為記言書寫活動，但語氣詞和感嘆詞出現了一個由多到少的變化過程。《尚書》中語氣詞和感嘆詞大量反復出現，說明了當時史官記言實錄的原則。《逸周書》一些類似《尚書》的議論對話的篇章中，語氣詞和感嘆詞仍然出現較多，但較之《尚書》，其頻率已經大大降低。從二者語氣詞和感嘆詞分布情況來看，其主要出現在議論性的對話中，而在一些布告性、闡釋性的篇章中出現的概率偏少。語氣詞和感嘆詞都是用在句中或句末表達語氣、增加感情的虛詞，它的變化，反映西周史官記言從逐字實錄到不斷潤色加工的發展過程。

再次，在記事中展示西周史官“簡而有法”的書寫原則。其一，注重時間序列。時間序列記事可以保持結構上的一致性，謹嚴有序，有利于將歷史事件與歷史發展趨勢相對應，客觀而直接地呈現歷史因果律。這種將事件放置在時間框架中進行記錄的體例，為后來的編年體史書的產生創造了基礎。其二，注重文法，維護禮法。《程寤》記夢，看似簡單，其實正是昭示天意，為周的不臣作辯護。《克殷解》雖似直書，但史官在對武王滅商過程中的材料剪裁中，可以看出其詳寫儀式和程序而略寫戰爭過程。《作雒解》同樣是略寫斗爭過程而注重儀式，甚至濃彩重筆用在雒邑的規模形制上。《王會解》更是注重描述成周之會的禮儀盛況。這種文法正是“微而顯，志而晦，婉而成章”的“春秋筆法”的肇始，目的在于確立、維護禮法。

要之，西周史官的文史職守看似只是文字記錄的書寫活動，但監察君王、立法垂憲、維持禮制才是其職守的核心，而這又需要史官在執行職守中發揮主體意識。因此，史官們通過文字將這些個性化的情景描述、過程描述、因由探討以文學的表現手法補充進來，形成歷時性的完整記言體史書；在記事中，史官對具有垂法后世的歷史性時刻進行選擇和裁剪，一方面是記言書寫的重要補充，另一方面，則是初開后世記事史書濫觴。西周史官正是在書寫活動中，開啟了主體意識覺醒的歷程，張揚了理性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