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馬翠鳳，系國家社科基金項目“科學家書札特藏資源挖掘與應用研究”負責人、中國地質圖書館研究員

“書牘者，所以通情愫，商學術，傳見聞，道闊契者也。”書札，或作尺牘、書翰，是山海難平、路遠迢迢的時代里一種重要的信息傳遞媒介。書札不僅是思想交流的載體，也是文學書法的藝術品。其中，科學家的書札不但記錄了科學家的人生歷程，見證了其學術觀點從初見雛形到聞名遐邇的思想更迭，更為梳理學科發展歷史查遺補漏，為佐證重要科學事件提供寶貴資料。

章鴻釗（1877—1951年）是我國地質學創始人之一，著名的地質學家、地質教育家、地質科學史家。近千件章鴻釗友朋書札以及大量論文手稿、字畫原件等現藏于中國地質圖書館，其時間跨度達50余年，涉及當時在政治上頗有影響、學術和文學方面極有造詣的名人，是民國時期書札文獻研究中難得又重要的資料。

高瞻遠矚的擘畫者

章鴻釗1904年官費赴日本留學。起先想學農學，后選擇學習地質學。為何選擇學習地質學？他是這樣說的：“夫以國人之眾，竟無一人焉得詳神州一塊土之地質，一任外人之深入吾腹地而不之知也，已可恥矣。”并在學習地質之后說“惟愿身任前驅與提倡之責而已”。他后來回憶時也寫下：“我國幅員之大，凡礦也、工也、農也、地文地理也，無一不與地質相需。地質不明，則棄利于地亦必多……如是而欲國之貧且弱也，其可得乎？”他抱定“自宜專攻實學以備他日之用”宗旨，獻身地質工作，開創了中國地質事業。

1911年，章鴻釗受聘于京師大學堂，成為第一個講授地質學的中國人。他感嘆道：“當今之世，各國科學事業日新月異，一瞬千里，僅地質一門，列國已多有建樹，而我國官吏黎民，知地質為何物者竟止數人。此事誠可哀也。”更大聲疾呼：“我國今日已是如此，己之地質不能明，而外人為之代庖，以致礦權屬于他人，鐵路屬于他人，港口屬于他人，國之主權屬于他人。今之熱血青年欲救國者，能不惕然？”

正是緣于對民族危難存亡的緊迫感，對中國地質開基立業的使命感，章鴻釗于1912年就寫下《中華地質調查私議》一文，“原來國家一種事業，決不是一時代所得完成的，全在有人能承先啟后，不斷努力，才會開花結果，發揚光大。”對如何開展中國地質調查進行了具體規劃，對中國地質事業長期發展進行了細致考量，描述了一幅中國近代地質事業的藍圖。我國早期的地質事業就是基于章先生的藍本蓬勃發展。

這種大局觀被中國科學院學部委員，曾任中國科學院古脊椎動物與古人類研究所所長、北京自然博物館館長的楊鐘健稱為一個遠大的計劃：“章先生在清末民初，以一人之力，對中國地質事業之如何組織，如何推進，計劃周詳。其中無一語非內行語，無一句為空言。可知章先生一方面感國家需要地質之切，一方面對世界地質事業了解之深”。新中國成立后，章鴻釗被中央人民政府任命為中國地質工作計劃指導委員會顧問，地質部部長李四光在邀請其盡快到職視事的書札中寫道：“中國地質事業由先生開創，久為同人所共仰，今后如何策進，亦必為先生所關懷，尚希時賜南針，俾有所循”，充分肯定了章鴻釗為中國地質事業所作出的貢獻。

博學篤行的踐行者

章鴻釗畢生勤于著作，除了地質專業方面的專著論文外，還“兼及哲學、文學、歷學、音韻學等方面”。其《六六自述》（1942年）中寫道：“至予之為學旨趣，又不盡以地質為限也”。他倡導“一種科學不能不與其他科學相輔而進”“互相商討必有是非大白之一日”（給董作賓書札），多次強調學術討論是一件不可多得好事，學術討論是商榷是非，并非與人爭長短、較成敗，由此可見他的科學研究理念。在與日本東洋史學界泰斗白鳥庫吉博士進行學術研討后感嘆，“今乃得與東方史學大家遙隔重瀛，商榷是非，誠不失為一快事也”。這也從一個側面反映了章鴻釗嚴謹的工作作風和求真的學術素養。

書札大都留下了章鴻釗起草或閱讀時的批注和標記，其中不乏寫給友朋的書札初稿。這些書札草稿上反復修改和推敲的痕跡，真實展現了老一輩科學家在平時的書札交往中也是一絲不茍、務實縝密。

章鴻釗研究涉獵甚廣，以“明知其難，敢求甚解”的精神去挑戰新的領域并頗有建樹。他多次通過書札與董作賓、陳遵媯、周平子、鐘剛中等探討天文歷法、數學、哲學、戲劇等問題，并著有古歷學書《中國古歷析疑》、雜劇《南華夢》、由梁啟超作序的哲學書《自鑒》等。在去世當年（1951年），他還在《中國數學雜志》上發表了兩篇研究數學的文章《周髀算經上之勾股普遍定理：“陳子定理”》《禹之治水與勾股測量術》。

鴻儒碩學的風雅者

章鴻釗在專注于中國地質事業的同時，一直保持著風雅的情懷與愛好，比如，他善交名士，愛寫詩詞，也寫得一手好字。

他撰有上千首詩詞，來表達不同時期的情懷。“以情意為主，即本古人詩言志歌詠言之旨，歌即詩也，詩猶詞也，志即情意也，無情無意，是無志矣，則詩與詞俱可不作。”如談到治學時寫有“治學何嘗有坦途，羊腸曲曲幾經過”，言傳身教，培養了我國地質事業的首批骨干，“以中國之人，入中國之校，從中國之師，以研究中國之地質者，實自茲始”；抗日戰爭爆發后，寫有《水調歌頭·好江山》，站在國家民族的高度，寫出“不信江山改，依舊好江山”，并親自譜曲，“其聲和諧壯美，非近世靡靡之音可比……聚團體以歌之，當更令人神意飛揚也”；新中國成立后，寫有“爆竹聲聲祝太平，于今始解問蒼生”，抒發了人民當家作主的激動心情。

章鴻釗與地質同仁的友朋書札中，除了對地質科學發展的具體問題探討與關切外，也有在學術討論后彼此的詩句切磋。其中，保存最多的書札來自我國首任林墾部部長、著名林學家梁希。二人書札內容豐富，既有以詩言志、以歌詠言、暢談理想，也有對因常年戰亂而造成混沌江山的悵惘之意。同鄉的身份、深厚的漢學基礎、共同的海外留學經歷，使得二人興趣相投、很是默契。書札中的詩詞唱和，既有“芒鞋未肯經羈束，又向層巒疊翠來”的豪情（章鴻釗書寫野外調查），也有“滿腹離愁問酒壺，老來何事上征途”的鄉愁（梁希時在德國），還有“舉國窮荒四海兵，燕京城外少人行”的擔憂（章鴻釗），更有“巉巖骨瘦前身我，陌路魂銷過眼人”的“自黑”詩（梁希較瘦）。在談到二人的友誼時，章鴻釗表示“其如物理學中之萬有引力耶”。對于詩詞歌賦的共同喜好則解釋為“人生總要尋一種廉價娛樂，日日讀硬性的科學書，亦嫌太不調和”。這些信札極具文獻、藝術與文物價值。

科學家的友朋書札既能展現學科發展軌跡，又有助于從另一個側面了解當時知識階層仁人志士對國家命運、民族前途的思考和探索。閱讀這些書札，可以感受到中國科學家報效祖國、服務人民的殷殷情懷。科學家的友朋書札也生動展現了文學藝術素養和個人學術修養在自然科學研究中的潛在作用，這對于當下從事自然科學的工作者尤其是年輕工作者，具有特別的教育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