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漢語的本質性差異在于時空性差異

北京外國語大學王文斌主持完成的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項目《英語的時間性特質與漢語的空間性特質研究》（項目批準號為：11BYY018），最終成果為同名專著。課題組成員有：于善志、阮詠梅、何清強、叢迎旭。

一 研究的目的和意義

該成果超越時下常見的英漢對比研究，旨在深度考究英漢語表征的根性差異，揭示英漢語言諸種表象性差異背后所隱匿的本質特性。該成果的研究內容對進一步審視英漢語言的鮮明個性具有較為重要的學術意義，在理論和實踐上對促進語言學研究、英漢對比研究、英語教學、對外漢語教學、英漢互譯等領域的發展均具有較大的理論意義，對從語言個性反觀語言共性從而促進語言類型學研究的進展也具有一定的參考價值；此外，該成果所采用的多元視角和講究證據匯流的研究理念，也為語言對比研究方法具有一定的引領作用。

二 成果的主要內容和重要觀點

語言是民族精神的外在表征，而民族精神則是語言的內在實質；民族的語言即民族的精神，民族的精神即民族的語言，二者的同一性超出了人們的任何想象。Humboldt的這一著名論斷，其意旨在于強調一種語言的內在語碼藏蘊著一種內在的世界觀，特定的語言表征形式映現特定的民族精神。他所提出的“內蘊語言形式”（inner linguistic form）觀，就是指語言的內在語碼（internal code）是民族思維在語言結構中的內化，其論旨就是指語言與民族思維兩者之間具有通約關系。該成果以此為挈領，從語言與思維兩者之間的關系角度考察英漢語之間的差異，而且是從英漢民族的不同思維角度審視英漢語的本質性區別。并在梳理、反思英漢語對比研究前期成果的基礎上，該成果提出一個基本假設：英語具有時間性特質，而漢語則具有空間性特質。

英語的時間性特質：具有線性結構，具體表現為勾連性和延續性。漢語的空間性特質：具有立體結構，具體表現為塊狀性和離散性。

針對上述假設，該成果進行了多層次的探索和論證，無論是基于英漢語言事實所取得的認識，還是基于教學實踐開展的探究所取得的證據，均有效地驗證了上述假設的合理性。現將這些認識和證據簡要概括如下。

第一，英漢民族的世界經驗方式和思維方式存在時空性差異。英漢兩民族的世界經驗方式和思維方式在時空兩方面各有其特質性偏愛，即英民族偏重于時間，而漢民族則偏重于空間，由此形成了英語的時間性特質和漢語的空間性特質。英漢語之間在學界得到認同的形合與意合、客體意識與主體意識、個體思維與整體思維等差異，其實僅僅是諸種外在表現，其深層緣由在于英語結構的時間性特質與漢語的空間性特質，即英語的時間性與漢語的空間性是導致這些外在差異的根本緣由。以英語“be”和漢語的“是/有/在”為例，印歐語（包括英語）對“be”的關注，是印歐民族對“being”的“自我呈現”這一時間性的哲學思想長期追問的具體體現。而在漢語中，“有”作為整體空間之內的具體萬物，長期以來在中國哲學思想中屬于本體論的核心范疇，占據著中國哲學思想中最高、最普遍的哲學追問，是對世界事物空間性的關懷。

第二，英漢語言與文字之間的優選關系折射出彼此的時空差異。文字必須與語言的特性相匹配，什么樣的語言往往就會優選什么樣的文字，兩者彼此具有一種優選關系，因此，從文字的特點可以反推語言的特點。英語是以表音素的字母文字為書寫系統，是以行為動作為中心的語言優選結果；漢語則采用以形表義的象形文字為書寫系統，是以名物為中心的語言優選結果。以行為動作為中心意味著對時間性的偏重，以名物為中心意味著對空間性的偏愛。同時，文字對于使用者的思維方式具有固化作用，英語的字母文字和漢語的象形文字對于各自使用者思維的固化，進一步加強了英語的時間性特質和漢語的空間性特質。

第三，英漢語的詞源差異源于其時間性與空間性的根本性差異。動詞或動詞性詞根是英語等印歐語詞匯的基礎，英語詞匯擴展的基本路向是名源于動，因為大多的名詞均派生于動詞或動詞性詞根。而漢語的動詞是由名物發展而來，即動源于名，因為漢字六書中“象形”造字法是最為基礎的漢語造字法，其詞匯擴展的基本路向是“動源于名”。動詞具有時間性，名詞具有空間性，英漢分別以動詞和名詞作為語言的基礎，證明英語具有時間性特質，漢語具有空間性特質。此外，英語中的“時”和“體”與漢語中的“時”和“體”存在本質性的區別，英語重時間，重動詞，動詞是“時”“體”信息的載體，其語言學的核心問題之一就是以動詞為中心的句子結構，而漢語則重空間，重名詞，名詞是具象思維的外在表達形式，其豐富的名詞句和獨語句就是佐證。

第四，英漢語詞組構造的差異性實質上是時間性與空間性的差異。漢語中大量存在的“形動結構”并非是詞匯層面向句法層面的簡單轉化，即原處于詞匯層面的動詞詞性已轉化為句法層面的名詞詞性，形成“形名結構”，而是在漢民族的深層心理，即便是行為動作，也被當作實體來看待，即把行為動作空間化。漢語的空間形容詞常用來修飾動詞，這進一步說明漢語常將行為動作看作具有空間三維特征的實體。此外，英語的詞組構造基本遵循句法詞性與功能的對應關系，與其句法構造一致。漢語則不同，從其離合詞的離散性特點可知，漢語的詞構具有明顯的空間性特質；漢語的詞組構造原理也是一樣，名詞、動詞和形容詞的區分并不明顯，也不具有強制性，這是漢語空間性的又一例證。

第五，英語對“時”“體”的強制性和漢語對個體量詞的強制性源于英漢語的時空性差異。英語只要是句子，就必須要有動詞，而只要動詞入句，就必須要有“時”“體”標記。而在漢語里，若要對名詞所表征的事物進行計量，那就必須使用量詞，而量詞則既表量又表事物的形體特征。英語句法對“時”“體”的強制性要求是英語具有時間性特質的一個典型例證，而漢語句法對個體量詞的強制性要求是漢語具有空間性特質的一個有力佐證。需要指出的是，英語句法對“時”“體”的強制性要求，其落腳點是句子中的動詞，而漢語句法對個體量詞的強制性要求，其落腳點是名詞。

第六，英漢進行體標記語法化的差異根源在于彼此的時空性差異。相似的空間來源是英漢進行體標記的一個共性，其語法化路徑雖印證了“從空間到時間”和“時空相依”的發展特點，但英漢進行體標記最終演變為不同的句法結構，這是由各自所屬的語言類型以及語言背后的民族思維特性所決定。無論是從進行體標記的源頭，抑或從現代英語和漢語的共時特征和語法化路徑來看，英語進行體標記的空間性特點都弱于漢語。英語進行體凸顯的則是時間性，漢語進行體的時間性意義是用空間來體現或者說是跟空間有很大的關系。英語的時間性思維特質與漢語的空間性思維特質是導致英漢進行體標記語法化差異的深層決定因素。

第七，英漢語在句構層面表現出更為明顯的時空性差異。英語的時間性特質與西方音樂的時間性特質一脈相承，表現出對時間特有的關注，在行為、運動或變化中體會時間的流動，其句構表征與西方音樂均具勾連性、延續性和不可逆性；而漢語的空間性特質與中國繪畫的空間性特質一脈相通，表現出對空間物象特別的重視，將塊狀和離散的物體作直觀布局，其句構表征與中國繪畫均具塊狀性、離散性和可逆性。漢語流水句是對漢語空間性特質的典型體現。這類句子在漢語書面語和口語中都十分常見，是一種由多個句段組成的一種復雜復句，其特點是：句段與句段之間結構松散，不借助顯性的關聯詞語，多個主語或隱或現并常出現跨句段指認，短語和小句共現頻繁。漢語流水句在邏輯關系上具有模糊性，主語指認上具有復雜性，結構形式具有空間性，這三種特質共同構成其整體上的空間性特質。主語指認應是流水句分類的主要依據，并據此將其劃分為三種主要類型：單主語流水句、多主語流水句和復雜主語流水句。這三類流水句均具有一定的空間性特質，且其空間性依次呈現由弱到強的連續體特點。

第八，英漢語篇層面也彰顯出時空性差異。英語時制是一個表示時間關系的強制性句法特征；在篇章層面，它不僅編碼了每個小句內部的三種時間關系：過去、現在和將來，而且在不同語篇類型中起著不同的語篇功能。敘述文中的時制傳遞連貫性功能，描寫文中的時制具有照應性功能，報道類語篇中的時制則具有指稱性功能等。時制所表現出的這種多樣化時間關系和語篇功能是英語時制思維和時間性特質的反映。此外，從漢語話題鏈及其英譯對比可知，漢語篇章結構具有塊狀性和離散性，而英語篇章結構則具有勾連性和延續性。這一差異的實質是空間性與時間性的區別，即漢語篇章結構具有空間性特質，而英語篇章結構具有時間性特質。

第九，中國英語學習者的句子構造和語篇構造特點彰顯出英漢語的時空特質差異。漢語母語者在英語寫作中所產出的“流水句”是漢語“流水句”在英語二語習得中因“語言距離”而造成的一種正向的、無意識的負遷移現象，其根源在于英漢兩民族在思維層面的不同時空偏好。漢語的空間性特質表明，其語篇中對“句子”概念的界定相對比較模糊，主從句關系和句構手段均具有隱含性，句號和逗號界限相對模糊，英語則恰恰相反。漢英兩民族在世界觀和思維層面存在空間性和時間性的不同偏愛，而這種不同偏愛是造成漢語母語者英語作文中“流水句”現象的深層因由。此外，中國高中英語學習者和本族語者的主位推進模式存在顯著差異，前者以跳躍型和平行型為主，后者以延續型為主。該成果通過量化對比和案例分析發現，上述差異緣于英漢兩民族在思維層面的不同時空偏好，中國高中英語學習者語篇連貫遷移特征昭示了漢語的塊狀性和離散性結構遷移。

三 成果的價值

研究成果具有較為重要的基礎理論學術價值，也具有較強的實踐應用價值。具體可概括為如下四點。

第一，理論具有創新性。突破目前學界的定論，首次提出“英語具有時間性特質，而漢語則具有空間性特質”這一值得深度探討的學術觀點。

第二，研究具有深刻性。透過目前學界研究成果所反映出的表象，洞悉隱伏于英漢諸種個性差異背后的深層緣由。

第三，視角具有多維性。從語言學、哲學、對比語言學、認知語言學、人類語言學、符號學等角度窺探英漢語言之間的本質性差異。

第四，理論觀點具有應用性。提出英漢時空性差異這一觀點，對于語言類型學研究、英漢語對比研究、英漢互譯均具有較強的指導意義；此外，這一觀點的應用性尤其能見用于我國的英語教學及對外漢語教學實踐，對此具有一定的指導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