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華大學解志熙主持完成的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項目《沈從文現代時期的文學行為考論》（項目批準號為：12BZW078），最終成果為同名論文集。

一 成果的主要內容和重要觀點

該成果包括8篇沈從文專題研究論文及4組30篇沈從文佚文的文獻整理，總計22萬字。從內容上分為上編“綜論篇”和下編“考證篇”兩大部分。

上編“綜論篇”包括《愛欲抒寫的“詩與真”———沈從文現代時期的文學行為敘論》上中下三篇、長達九萬余言的長篇論文。該文在此前文獻考證的基礎上，全面系統地重新分析了沈從文在現代時期即從20世紀20年代中期到40年代末期的文學行為之特點及其得失，對延續多年的沈從文研究之“定論”做出了重要修正。按，過去的評論界和學術界對沈從文的研討頗多積累，近三十年來尤其成就顯著，逐漸形成了一套系統的看法，其主導觀點乃認為沈從文是一個站在文化守成主義立場上謳歌鄉土人情、批判現代文明的鄉土作家，一個始終堅持文藝自由主義因而迭遭政治迫害的文化悲劇英雄。這種觀點自有相當的道理，但也不免把沈從文其人其文過于詩化了并且從另外一個角度政治化了，因而也同樣失之于簡單化。本文作者多年努力從事沈從文文獻的發掘整理，在充分掌握原始文獻的基礎上對沈從文的文與人有了新的理解和認識，于是集中表達于本文中。文章力戒詩化的夸張和想當然的想象、努力回到沈從文的人與文之實際，認為在所謂“鄉土作家沈從文”背后其實掩藏著一個更為復雜的“現代文人沈從文”，他是深受“五四”人性啟蒙主義精神影響的現代作家，并不是文化守成主義者，他熱情期望著人性的自由解放，尤其關注人的愛欲之壓抑和解放的問題，希望通過愛欲的自由解放激發民族的生命活力，進而實現人的重造乃至民族的重造之宏愿———這是沈從文現代時期貫穿始終的“中心思想”，同樣也貫穿于他現代時期的文學創作中。具體到文學上，二十年代的沈從文一方面深受經由魯迅等翻譯介紹的弗洛伊德主義“苦悶的象征”的文藝觀之影響，另一方面則深受郁達夫發抒“生的苦悶與性的苦悶”的自敘傳小說之啟發，由此起步的沈從文乃是一個典型的文學“新青年”，所作多為自曝苦悶的自敘傳之作，雖然在藝術上不很成功，卻也逐步積累了創作的經驗；二三十年代之交的沈從文受到周作人介紹的英國性心理學家藹理斯的“情緒的體操”的文藝觀之啟發，更注意感性與理性的均衡、很看重文藝調適情與欲的作用，于是運用他所心儀的京派作家如周作人的節制抒寫和廢名的鄉土抒情方式來轉喻其對人性愛欲問題之關注，取得了獨樹一幟的成功。這一時期沈從文作品中頗多鄉土與都市的對立現象，但并不具有真正對抗的文化意義，究其實，鄉村與都市在大多數情況下都不過是沈從文借以表達其獨特的生命體驗———尤其是愛欲苦悶———的修辭手段或者說藝術風景。并且，沈從文30年代的人性抒寫雖然以鄉土為背景，卻寄托著新興的中國資產階級、小資產階級的人性理想，或者說是一種以人性的自由與解放為核心的自由主義意識形態。這種理想化的鄉土抒寫固然以“愉快的抒情美學”感人，但也有意淡化中國鄉土社會的苦難與矛盾，暗含著與左翼文學相抗衡的企圖，其美好的人性抒寫也缺乏應有的豐富性。到30年代后期沈從文的鄉土抒寫已陷于進退兩難的困境———優美愉快的理想人性加理想鄉土之抒情，差不多已是寫無可寫、寫了也是重復，而按照“文學的求真標準”來開展對鄉土社會的批判性寫實，則又有著主觀上的不忍心及不善于駕馭長篇體裁之困難。于是40年代的沈從文再次轉回到對知識者愛欲體驗之抒寫，創作了系列中篇《看虹摘星錄》等，其中既溶注了他切身的愛欲苦樂之體驗，也融入了浪漫詩意的想象和夢想。文章最后一部分考察了沈從文40年代末的“瘋與死”問題，依據切實的文獻祛除了籠罩在這個問題上的政治迷霧、還原了事實的真相。應該說，這篇長文以扎實的史料和深入的分析，揭示出“述愛欲在生命中所占地位，所有形式，以及其細微變化”，乃是沈從文從20年代到40年代文學行為的中心情結，這個中心情結同時也體現于他的人生行為中，所以沈從文的愛欲抒寫既基于他切身的經驗和體驗，也寄托著他由衷的想象和理想———這也是他所理想的“人性”和所抽象的“生命”的基本內涵，不論用什么概念術語，其精神一以貫之；至其在文學上的表現形態，也同樣地“變”而不失其“常”，有時偏于真實體驗的自敘抒寫，有時偏于象征轉喻的詩化抒寫。沈從文如此執著專一的探索，顯然使他的創作特色鮮明、獨樹一幟，但他也為此付出了偏至一端以至于偏執成病的代價。

下編“考證篇”是4組沈從文佚文整理和5篇沈從文文獻生平考證文章。先后共計整理發表了沈從文佚文佚簡30篇（封），這些新發現的文獻相當重要，填補了沈從文生平和創作的若干疑莫能明的環節，受到沈從文家屬和學術界的歡迎、被廣泛援引。同時配套發表的5篇文獻與生平考證文章，對沈從文的相關佚文佚簡之真偽與意義、對其不為人知的筆名和生平行為以及與文壇其他作家的互動行為等，進行了細致的考辨，進而聯系文壇的背景和作者的整體情況，對沈從文文學行為的一些重要關節及其癥結，做出了實事求是的分析。比如《“鄉下人”的經驗與“自由派”的立場之窘困———沈從文佚文廢郵校讀札記》一文，依據新發現的沈從文佚文《〈七色魘〉題記》、佚簡《新廢郵存底·四十二·經驗不同隔絕了理解》，以及一個署名“友松”的友人的古體詩《述行蹤———孟實從文》所謂“寄語上官碧，可憂下民紅？”的詢問，分析了沈從文在40年代中期既已肯認了“文學的求真標準”、決心如實揭示農村社會的黑暗現實和農民的悲慘命運卻又在40年代末放棄之而重回“鄉村神話”的老調之前后矛盾，指出沈從文欲進還退的表現并不費解，究其實，沈從文不是不知、不憂下民之苦，而是更憂“下民紅”即怕他們起來鬧革命。他之所以逡巡不前、欲進還退，即在于他雖然認識到了占中國人民大多數的農民的悲慘命運及其現實根源，但他隨即就發現倘若他如實地去揭露和表現這一切，那必然會在客觀上帶來動搖現存社會秩序、呼應“人民革命”的效應，而動搖現存社會秩序乃是他的根深蒂固的“農民的保守性”所不能贊同的，“人民革命”則是他所秉持的“自由主義知識分子的保守性”所深為憂慮而且難以接受的。所以，沈從文在激昂地為農民請命之后，終于悄然放棄了激昂的諾言而未能在創作上“有以自見”，歸根結底就是為此。再如《感時憂國有“狂論”———〈戰國策〉派時期的沈從文及其雜文》一文，依據新發現的文獻確證了沈從文與《戰國策》派的關系，進而揭示了沈從文在抗戰時期痛批自由主義而轉向民族主義的事實，糾正了以往把沈從文看成始終如一的自由主義者的觀點之片面。

二 成果的主要價值

該成果所探討的問題復雜繁多，凡所探討都提出了新的見解，而一切從文獻出發、體貼分析，比較成功地運用了作者所首倡的“文學行為分析”的方法，努力把作家的人生行為與文學行為打通分析，得出實事求是的結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