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蘇省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姜建主持完成的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項目《“開明”文學文化流派研究》（項目批準號為：11BZW122），最終成果為同名專著。

一 研究的目的和意義

這項研究的目的在于從塵封的歷史中發掘出一個被以往研究所忽略的文化文學流派。該成果提出，民國年間存在一個由一批活躍在文化教育和文學領域內、圍繞在立達學會和開明書店周圍、志趣相投的江浙文人組成的松散的文化文學復合型流派，這個流派可以命名為“開明派”。“開明”一詞具有多重含義，既指向其堅持啟蒙的文化立場，也指向其追求獨立、自由的思想原則，和開放民主、穩健扎實、相對低調超脫的行世作風。

二 成果的主要內容

該成果主體六章，回答在該成果中具有結構性意義的流派研究的邏輯前提、核心要素、主體內容、突出特色等必須解決的六個基本問題，由此從形態到精神、從觀念到理論、從理論到實踐、從文化到文學、從文化共性到文化個性，形成一個可以互相支撐互相說明的邏輯整體。

第一章梳理開明派從醞釀到成熟到走向衰落的發展過程。成果認為，這個流派主要由一批活躍在文化教育文學領域內的江浙文人組成，醞釀于20世紀20年代上半葉的春暉中學時期，成形于20世紀20年代下半葉的立達學會時期，成熟于20世紀30年代初至全面抗戰爆發前的開明書店時期，衰落于20世紀40年代下半葉，夏丏尊和葉圣陶是其精神領袖，朱自清、豐子愷、鄭振鐸、胡愈之、周予同、徐調孚、王伯祥、章錫琛、朱光潛、顧均正、劉薰宇、劉叔琴、傅彬然、賈祖璋、周建人等是其主要成員。他們因同學、同事、師生和朋友的緣故逐漸靠攏，更因相同的文化心理和文化追求而凝聚，由此始終堅守在文化教育崗位，為青少年的全面健康成長盡心竭力。

第二章闡述開明派的文化立場和文化思路，以及在時代風氣轉換之際的艱難選擇。該成果提出，在“五四”時代思想武器龐雜多元的背景下，他們接受了啟蒙主義和民粹主義的雙重洗禮。他們從理性上服膺啟蒙主義精神、從時代任務的角度痛感啟蒙主義對于現實中國的重要性，同時他們對于民粹主義有一種天然的精神默契，一種情感上血緣上的聯系。這雙重影響決定了他們啟蒙主義的文化立場，也啟迪并制約了他們平民主義的文化思路：在啟蒙對象上向社會下層擴展，以中等文化程度的青少年為主，在啟蒙方式上以朋友式的交流啟發代替居高臨下的灌輸。

面對1925年以后時代思想任務、文化風氣的轉換，研究發現，他們在政治觀念上對于社會革命處于一種理性層面肯定、經驗層面隔膜而情感層面排斥的狀態，在文化觀念上沒有以階級立場替代啟蒙立場、以革命話語替代啟蒙話語的主觀意愿。由此，即使此后社會進入劇烈的階級反抗、社會革命年代，他們仍然堅守著啟蒙主義的文化立場和文化思路，決不動搖。

第三章分析開明派的文化文學思想。該成果提出，開明派的文化文學思想主要體現在教育觀、語言觀、政治觀、文學觀四個方面：（1）在教育觀方面，人格問題是開明派關于人的全面發展的文化觀念的核心問題，培養青年獨立健全的人格意識和人格精神，也是開明派進行教育改造的根本旨歸，是貫穿開明派教育思想的一條基本線索；（2）在語言觀方面，他們著力發掘語言文字所蘊含的文化意義，并圍繞文白之爭、歐化問題和語言大眾化問題，同新文化界一道努力捍衛白話文的地位，積極投入民族語言現代化的文化建設；（3）在政治觀方面，他們具有文人議政的共同特點，并不對政治有特別興趣，但有強烈的正義感和人道主義精神，在大是大非面前能夠仗義執言，不考慮個人的得失安危。20世紀40年代以后，出于啟蒙主義精神和平民主義立場，他們格外關注民主和人權問題，并圍繞著“民主”和“集體”兩個時代焦點和其中蘊含的與民眾關系的核心問題，深入思考知識分子的歷史地位和現實責任。這種思考和定位在夏丏尊、朱自清那里得到最出色的體現；（4）在文學觀方面，他們沒有介入文學研究會與創造社之間關于為什么而文學的論爭，但出于對文學本質和價值的尊重，也出于對時代特征和任務的理解，他們要求真實地反映生活，也真實地反映情感，提出了“求真”與“求誠”主客觀統一的“真誠”文學觀。這種文學觀有力地回應了“五四”時代對思想啟蒙的呼喚，揭示了文學從作者到作品、從題材到風格、從創作到批評的內在關聯和核心要素，這個核心就是人，“真”的人。在這里，“真誠”文學觀體現了它獨特的內涵和對新文學建構的重要價值。開明派作家反復強調這種“真誠”，幾乎把它當成指導創作、評騭作品甚至臧否人物的唯一尺度，他們自己在文學活動、文學創作、文學批評等方面所體現出的全部的審美趣味和藝術追求，諸如對于人世間“隔膜”的精神痼疾的揭露和對兒童的激賞，以此來衡量規范，也都能獲得圓滿的理論解釋。“真誠”，成為開明派最具特征的文學旗幟。

開明派追求理論與實踐的統一，致力于將自己的文化文學主張貫徹在自己的文化文學實踐之中，以明顯的實踐偏好和超強的實踐能力形成了鮮明的文化建設性特征，并以此構成與眾多文化文學流派的根本區別。由此，成果以四、五兩章具體探討開明派的文化實踐和文學實踐。

第四章集中闡述開明派的文化實踐。成果認為，圍繞著“一切為了青少年的全面成長”的文化主旨，他們的文化實踐主要集中在“開明函授學校”的辦學探索，以國文教材為核心的教科書建設，以《中學生》為主陣地的期刊建設，和以青少年讀物為主體的出版建設方面。除“開明函授學校”的辦學探索遭到失敗之外，在其余三個方面，他們顯示了執著的追求、鮮明的特色和巨大的成功。

與他們的文化實踐同步展開的，是他們的文學實踐，因此第五章集中闡述開明派的文學實踐。成果認為，圍繞著審美與啟蒙的統一，他們在現代兒童文學的發展，和“科學小品”運動等方面，做出了杰出的貢獻。在兒童文學方面，他們是文學研究會主導的兒童文學運動的主力軍；他們主持的“世界少年文學叢刊”，在時代精神主題轉換之后，以宏大的規模和精密的設計為陷入低潮的兒童文學提供了豐富的產品；作為中國兒童文學本土創作早期標志的葉圣陶的兒童文學，始終打著“五四”啟蒙主義的烙印，無論是開始創作還是結束創作，都深刻體現了葉圣陶對時代精神的理解和調適。在“科學小品”運動方面，他們以教育讀物的“小品化”追求，成為“科學小品”運動的奠基石，使其具有了一個并非因名求實而是實至名歸的歷史過程，并且也在長時段的追求中，以在自然科學和人文社會科學領域的眾多經典性作品和代表性作家，成為“科學小品”運動的主力軍。

第六章進入開明派的精神世界，從人格理想、精神底蘊、文化基調等方面，探究那些隱秘而穩定地支配，也制約他們的文化元素，從而通過一個新的視角對開明派做進一步的規定和揭示。研究發現，作為一個以江浙文人為主體的文化文學流派，開明派身上有著現代知識分子的共同特征，也有著地域文化打上的特殊烙印，由此在自我精神發展和文化建構方面，以相當大的一致性構成他們自己重要的精神標識，和區別于一般啟蒙主義者獨特的文化形象。在具體分析他們與儒家文化、江南文化和佛家文化之間的關系之后，成果強調，這三種文化已經融入了他們的血脈，成為他們精神發展的內在需求。總體上，他們以儒家文化為立身之本，通過“有所愛、有所恨、有所為、有所不為”的文化實踐來體現對君子人格的追求和對社會所承擔的道義；他們又以江南文化為性情之求，通過對自由意志、自由境界和人性道德理想的追求來豐富人生內涵，來體現人的自由本質和生命價值；而佛家文化則同時作用于他們的價值判斷和人生追求。于是，他們一方面以出世的情懷致力于利物濟生，另一方面以入世的執著致力于心靈守護。這種人生坐標的設置，使開明派在個人與社會、趣味與使命、出世與入世、獨善與兼愛之間，獲得了奇妙的協調平衡。前者的積極有為，引導著開明派文人對人的自由本質和生命價值的追求不至于陷入虛無或自了；后者的豐富完整，保證著開明派文人對社會理想的追求不至于走向偏激狹隘和人性異化。但上述文化元素的作用力并不完全相同，根本上，起主導作用的仍然是儒家的精神。

三 成果的價值

在對開明派的整體研究中，成果也顯示了它主要的學術價值：第一，從繁復的歷史進程、紛紜的文化事件和浩瀚的歷史文獻中，在學理層面上建立了對開明派的整體認知，從而發掘并確認了一個文化文學復合型流派的歷史存在，由此豐富了中國現代文化文學社團流派的版圖；第二，系統論述、總結了開明派對中國現代文化文學發展的貢獻和價值，尤其是他們在文化建設方面的理念、思想和實踐業績，從而豐富深化了民族現代文化傳統建構的內容，和對“啟蒙與救亡的二重變奏”的現代歷史進程的完整理解；第三，揭示了他們與江南地域文化深刻的精神聯系，從而豐富深化了對文化文學流派與地域文化關系的認識，豐富深化了人文地理學或者說文學地理學研究的內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