杭州師范大學沈松勤主持完成的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項目《明清之際詞壇中興史論》（項目批準號為：13BZW077），最終成果為同名專著。課題組成員有：李越深、黃杰。

題曰“明清之際詞壇中興史論”，在時間上，是指明萬歷后期至清康熙二十年。在近一個世紀的時間內(nèi)，雖然經(jīng)歷了朝代更迭，但文學并沒有因此中斷或推遲自身發(fā)展的進程，反而使它在滄桑巨變中獲得了新的生機，尤其是對在萬歷后期漸啟起衰之旅的詞壇來說，仿佛被注入了一貼興奮劑，加快了起衰的步伐，推進了中興之盛的歷程；而綜觀已有的詞史研究成果，通常以政治上的朝代史統(tǒng)帥詞史建構(gòu)，明顯將詞的發(fā)展史依附于王朝的興替史，體現(xiàn)為“朝代詞史觀”，而忽視了詞自身運行的規(guī)律，帶來了諸多原本不是問題的問題，存在有礙認識詞史本來面貌的缺憾。突破目前普遍流行的“朝代詞史觀”，考察明清之際中興之盛的歷史，是該項目研究的目的與意義所在。

（一）上編“緒論”，凡三章，總論明清之際詞壇中興的詞史意義，以及中興歷程與運作模式

舊朝的消失，新朝的崛起，勢必導致政治與社會的裂變，對作家的心理也自然帶來巨大的震動，但很難將處于易代之際的文學創(chuàng)作主體劃分為“舊朝人”與“新朝人”，同樣難以將易代之際的文學劃分“舊朝文學”與“新朝文學”。明清之際詞壇中興的歷史便充分證明了這一點，本編遵循詞體自身發(fā)展的實際路徑，結(jié)合“甲申之變”對詞壇的影響，展開論述。

（1）在創(chuàng)作主體上，明清之際詞人輩出，數(shù)量劇增；而推進詞壇中興歷程的，或生于明萬歷后期而在天啟、崇禎年間以詞名家，或生于明天啟、崇禎年間而在清順康之際以詞名家，是在同一風會所趨下相繼而起、前呼后應(yīng)的兩代或三代人。在朝代更迭之際，他們均懷抱末世之心和故國之思，創(chuàng)作了一系列既不同于以往“明詞”，又有異于康熙后期“清詞”的感事性空前凸顯、力度美空前張揚的“變徵之音”。因而，這段詞史既不屬于明代，又不屬于清代，而是屬于“明清之際”，在中國詞史上是一個相對獨立和完整的發(fā)展階段，具體佐證了文學的興衰與朝代的更迭并不同步的事實，也告示了中國文學史以朝代史為框架的書寫模式的缺陷。

（2）在詞的本體上，明清之際的詞體經(jīng)歷了從聲律法度的恢復到風格形態(tài)的多元呈現(xiàn)的歷程。入明后，由于詞的“曲化”，導致“詞曲不分”，詞的“法律蕩然”的后果。隨著張綖《詩余圖譜》與程明善《嘯余譜·詩余譜》在萬歷后期至崇禎年間的盛行，詞的聲律法度不斷彰顯，教會了詞人“怎么填詞”，從中規(guī)范了詞學，為詞壇中興奠定了不可或缺的基石。

“明清之際詞選”《倚聲初集》則又展示了“詞寫什么”與書寫風格，展示了自明末至順治年間“正聲”與“變調(diào)”兼具并行的歷史，呈現(xiàn)初盛局面。進入康熙朝后，全面形成了“正”“變”交相輝映的中興鼎盛的局面。從萬歷后期恢復“法律”到康熙前期兼?zhèn)浔婓w，詞壇猶如漫山百花，經(jīng)歷從含苞待放到爛漫至極的中興過程，至康熙二十年后便逐漸降下的中興之盛的帷幕。

（3）在詞體創(chuàng)作活動中，“同人”唱和成了詞壇中興之盛的一種運行模式。從明清之際詞體風格新變的基本歷程觀之，發(fā)軔于天啟、崇禎年間，興盛于康熙前期，而每一次新變，則均伴隨“同人”唱和之聲。天啟年間，同里卓人月與徐士俊的“棲水倡和”，被時人視為開詞體新變的風氣之先；入清以后，“紅橋唱和”“江村唱和”“廣陵唱和”“秋水唱和”等一系列“同人”唱和又接踵而至，既聚集了抱有易代情懷的“同人”，進行情感上的深度溝通與共鳴，在共鳴中，引領(lǐng)詞體創(chuàng)作的主題取向；又在情感共鳴與藝術(shù)交流的雙向作用下，使不同唱和者的藝術(shù)個性與才華得到舒展與錘煉，“逼出妙思”，從同立異，自創(chuàng)一格，引領(lǐng)詞體風格的新變，為唱和推進創(chuàng)作繁榮樹立了一個成功的范例。

（二）中編“詞派”，凡四章，揭示柳州、云間、陽羨、浙西四大詞派在詞壇中興與轉(zhuǎn)型中主導地位及其成就

關(guān)于明清之際崛起的眾多詞人群體，學界或歸為詞派，如西陵詞派、梅里詞派、廣陵詞派等，或以現(xiàn)代詞派為標準，認為在當時尚未出現(xiàn)真正意義上的詞學流派，即便是浙西詞派，也為后世所追認。本編視柳州、云間、陽羨、浙西四個詞人群為四大詞學流派。這四大詞派或率先揭開詞壇中興之盛的序幕，或成為推進中興之盛的主力，或順應(yīng)時代精神的轉(zhuǎn)變，引導了整個詞壇的轉(zhuǎn)型，清晰而完整地體現(xiàn)了詞壇中興與轉(zhuǎn)型的脈絡(luò)。

（1）一般認為，柳州詞派是云間詞派的支脈。持此看法者，未睹刻于崇禎八年與九年的王屋、錢繼章、吳熙、曹爾堪四人的《詞箋》系列，以及由同里詞人錢繼登、曹勛、魏學濂、陳龍正、支子固等為此所做的序文。《詞箋》及其序文的問世，標示了柳州詞派的確立，體現(xiàn)在詞學主張上，從創(chuàng)作主體出發(fā)，推尊詞體的詩化功能，屬于創(chuàng)作主體論；體現(xiàn)在詞體創(chuàng)作上，率先重啟了始于蘇軾而盛于南宋的“變調(diào)”，共同形成了以“清”為特征的閑澹秀脫的詞風。作為柳州詞派的后期領(lǐng)袖，曹爾堪入清后則又通過總持或領(lǐng)唱“同人”賡和，既給自己原有的“變調(diào)”注入了新的時代內(nèi)涵，又為“變調(diào)”在清初的衍生與發(fā)展推波助瀾。柳州詞派是詞壇中興之盛在為體上的重要支架“變調(diào)”的先行者與推行者。

（2）或以為刻于康熙十七年的《清平初選后集》為“云間詞派的一個匯結(jié)性的大型選本”。其實，該詞選旨在張揚“洪音纖響，豪放幽懷，俱屬擅場”的多樣性詞體風貌，與云間詞派專主五代北宋而“不欲涉南宋一筆”的詞學宗尚背道而馳。云間詞派以陳子龍為領(lǐng)袖、以幾社為組織、以唱和為紐帶而形成的，為其樹旗揚幟的是《幽蘭草》。《幽蘭草》與《倡和詩余》，均為陳子龍等云間諸子在唱和中博弈競技的產(chǎn)物；以往對云間詞派評價多過量之辭，實際上，他們在柳州詞派重啟的詩化“變調(diào)”以外，重振風雅“正聲”，為明清之際詞的中興初步樹起了又一重要支架。至康熙前期以顧貞觀、納蘭性德為首的“性靈派”詞人，才將風雅“正聲”推向了高峰。

（3）或認為以陳維崧為領(lǐng)袖的陽羨詞人群在創(chuàng)作中“取裁非一體，造就非一詣”，不符合文學流派的基本特征；或認為以“稼軒風”為主要形態(tài)的“變調(diào)”，正是陽羨詞人群作為一個詞派的重要標志。實際上，這種多元創(chuàng)作風格與成就是建立在陽羨詞人共同遵循的多元詞學理論主張之上的；而其詞學理論主張，也非一般論者所說的無復依傍，為陽羨詞派所首倡。從陽羨詞派的詞學主張與創(chuàng)作實踐觀之，其“正聲”與云間詞派有著明顯的淵源關(guān)系；其“變調(diào)”則是對柳州詞派的開拓與發(fā)展。因而指出，對于陽羨詞派，只有置諸明清之際詞壇的演進歷程之中進行考察，才能真正確立其歷史地位；因陳維崧及其群從無統(tǒng)一的創(chuàng)作風格而否認其作為一個詞派存在，或因視之為詞派而專注其單一的創(chuàng)作風格，均不可取，也都有礙于對陽羨詞派創(chuàng)作成就及其歷史地位的認識。

（4）或以為浙西詞派的前身是梅里詞派，是從梅里詞派擴展而成的。“梅里詞派”這個說法在乾隆年間就已有之。浙西詞派的領(lǐng)袖朱彝尊及其主要成員李良年、李符均為梅里詞人，但在明天啟至清康熙初年，梅里詞人群“人各一家”，相互之間，“不期其同”，體現(xiàn)出多元包容的群體精神與創(chuàng)作風貌，無詞派意識與理論主張。隨著時間的推移與情感的變化，以朱彝尊為宗主、李良年、李符為羽翼的等第二代梅里詞人從梅里走向了整個浙西，接納與融匯了浙西群彥；并從先前不主一家的多元格局，逐漸趨向唯南宋“醇雅派”詞人姜、張是尊的單一逼仄之路，而起取徑姜、張，崇尚醇雅，是順應(yīng)時代精神需求中的一種審美選擇，為風會所移，順應(yīng)了新的審美趨向，率先引領(lǐng)詞壇轉(zhuǎn)型。

（三）下編“詞學”，凡三章，通過對詞集、詞譜、詞論、選學、評點等眾多詞學元素的條理，建構(gòu)明清之際的詞學體系

作為專門之學或?qū)W科范疇的概念，“詞學”雖然是近代以來逐漸建構(gòu)起來的，但構(gòu)成詞學的眾多基本元素，卻是從唐宋以來逐漸累積而成。隨著明清之際詞壇繼兩宋之盛后再盛，詞學的基本元素也異常豐富和活躍，許多方面超邁前代，在中國詞學發(fā)展史上占有舉足輕重的地位；與此同時，這一時期諸多的詞學元素不僅推進了詞學體系的建構(gòu)，更重要的是詞壇創(chuàng)作實踐的直接反映，其中或規(guī)范創(chuàng)作，或引領(lǐng)創(chuàng)作，或總結(jié)創(chuàng)作。詞學與創(chuàng)作是共生與互動的。因此，對其間詞學元素的條理與總結(jié)，既為建構(gòu)這一時期的詞學體系所必需，又是全面認識明清之際詞的中興歷史不可或缺的一環(huán)。

（1）從詞集到詞論。宋代以來，作為構(gòu)成詞學的基本元素之一，詞集有別集、總集、叢刊三種。在明清之際，詞為專集與專刊詞集蔚然成風，詞集數(shù)量眾多，表明了這一時期的文人已改宋以來詞為“小道”“小技”的觀念，詞成了他們抒情言志的一種主流文體，為詞壇中興的一個重要標志。就別集而言，人各有集，而且一生有二種以上詞集者，也大有人在。《全明詞》《全清詞》雖于別集的搜集不遺余力，但尚有遺珠，如曹爾堪的《京華詞》。就總集而言，其功能固然在于匯集某一階段整個詞壇或某一群體在特定時空中的創(chuàng)作實績，但其中的絕大部分卻作為詞壇風向標而存在。在詞壇中興歷程中，具有引領(lǐng)功能。在叢刊中，既有匯刻過往詞家別集如毛晉的《宋名家詞》；又有匯刻明清之際詞人別集如孫默的《國朝名家詩余》，汪曾的孫、聶先《百名家詞鈔》。前者以兩宋詞為經(jīng)典，再造“兩宋之盛”的詞壇中興，具有重要的指導作用；后者則具體展示詞壇中興之盛，具有鮮明的傳詞譜史的功能。盛行萬歷后期的《詩馀圖譜》《嘯余譜》，以及其他多種詞譜，或收錄唐宋詞，或集己作，雖同為詞集，但目的在于確立填詞法度，建構(gòu)了詞體聲律學，對填詞具有不可或缺的規(guī)范作用。詞論則有詞集序跋、論詞書札、論詞詞、詞話等，樣式多樣，內(nèi)容豐富，勝論迭出。這些詞論既與創(chuàng)作共生互動，又堪稱集宋代以來詞學理論之大成，在類型與內(nèi)容上，組成了完備的詞學理論體系。

（2）選學。隨著詞壇中興，明清之際詞選類型多樣，壁壘一新。最具代表性的有卓人月的《古今詞統(tǒng)》、王士禛、鄒祗謨的《倚聲初集》、陳維崧等的《今詞苑》、顧貞觀、納蘭性德的《今詞初集》、朱彝尊的《詞綜》、蔣景祁《瑤華集》，以及匯集太湖流域郡邑詞人群或詞派創(chuàng)作實績的《柳州詞選》《松陵絕妙詞選》《西陵詞選》《荊溪詞初集》等郡邑詞選。其中所選以往詞作的《古今詞統(tǒng)》與《詞綜》，前者在立論中開啟詞壇新風，后者在立論中轉(zhuǎn)移詞壇風氣。選錄明清之際詞作的《倚聲初集》《瑤華集》《今詞苑》《今詞初集》，則在傳人存詞中分別譜寫中興歷史；在存詞立論中分別推進詞壇中興歷程。而詞壇中興的發(fā)祥地，則在太湖流域與江南運河兩岸的一些州縣。這些地區(qū)具有特定內(nèi)涵的人文空間元素和滄桑巨變的時間元素，造就了大批詞人，詞壇中興的引領(lǐng)者也主要來自這一地區(qū)。《柳州詞選》《松陵絕妙詞選》《西陵詞選》《荊溪詞初集》等在傳人存詞中，譜寫了詞壇中興的發(fā)祥史。

（3）作為晚明“文以評傳”的文學傳播思想在詞學領(lǐng)域中體現(xiàn)，明清之際詞集評點歷遭后世詬病。現(xiàn)存錄有評點的詞集包括了別集、總集、叢刊等多種，其數(shù)量多達200種以上。詞集評點的生成方式主要有刊刻者索評，友朋日常互評，社集唱和時群體共評，以及節(jié)錄原序原評等四大類。綜觀這些評點，既有標榜之陋，又不乏“丹鉛矜貴”之處，但詞集評點之風賴以盛行的一個重要動因，在于詞人振興詞壇的強烈欲望與愿景。通過評點，使眾多評點者的詞學觀點得以發(fā)表與傳播，也使詞作者的地位與聲譽得以張揚與提升，兩者的互動，成了詞壇中興的重要一環(huán)；并以其內(nèi)容的具體性、生動性和多元性，極大地豐富了詞學思想，同時保存了第一手珍貴的詞壇文獻資料，既推進了詞學理論的建構(gòu)，具有重要的理論意義；又體現(xiàn)為詞學的原生狀態(tài)，具有多元認識價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