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師范大學文學院延保全主持完成的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項目《金代文物與金代文學研究》（項目批準號為：11AZW004），最終成果為同名專著。課題組成員有：王琳、崔武杰、蔡敏、劉福燕、鄧弟蛟、唐俊。

一 研究的目的與意義

金代文學是中華文學史的重要一環(huán)，學人試圖去構筑金代文學完整的發(fā)展脈絡，但金代文獻散佚現(xiàn)象嚴重，導致一些重要文學現(xiàn)象的載體失傳，典型如金院本，現(xiàn)存有目無本，使其成為文學史中遺憾的留白。不只是這種曲體文學樣式，就連詩、詞、文等傳統(tǒng)文樣也遭受了兵火劫難。故而，想要完整勾勒金代文學發(fā)展史，不斷豐富，甚至是完善金代文獻資料乃首要任務。一些學人在爬梳典籍之外，開始注意到相關金代文物，但多是個案研究，且資料來源多二手出處。即便有專門研究宋金元戲曲文物的著作，也多關注其圖像意義，而非文學價值。因此，對與金代文學相關的文物進行全面考察、整理與研究成為一個重要課題。

這個課題的重要性表現(xiàn)在以下方面。

其一，填補典籍文獻記載之缺。文學研究的主要對象是作家、作品，而金代恰好是一個特殊的朝代，其作品散佚與作家失載現(xiàn)象尤為突出。故而借助文物資料來獲得和豐富關于金代文學研究有價值的第一手資料，具有填補文獻空白的重要意義。特別是對于金代戲劇文學、諸宮調和金院本而言，尤為重要。

其二，“不能被忽視的一代文學”。金代文學對于研究多民族之間文化的相互融合和中華民族共同體的形成具有重要意義。之所以選取金代文物與金代文學為研究對象，主要是考慮到金代北方地區(qū)處于一個多民族聚居和不同文化相互碰撞與交融的重要區(qū)域，從二者及其相互間的關系入手，可以為金代文學研究提供一個新的視角。深入思考金代獨具特色的北方地域文化生態(tài)中多元文化的碰撞與交流，給文學發(fā)展所帶來的生機和活力。需要強調的是，學界對于這個方面已有關注，比如對宋金文學關系的研究。然而從視角上皆以宋代文學為主體，客觀上忽視了金代文學的獨立地位，使其成為宋代文學的從屬。而該成果的立意重點則是以金代文學為基點，在民族文化交流、融合方面，肯定金代文學的獨特魅力，重申其作為“不能被忽視的一代文學”的重要歷史地位。

二 成果的主要內容和重要觀點

金代文學有著自身別樣的藝術魅力，其記錄并反映的是12世紀到13世紀百年間女真政權下的中國北方社會，不論是在文學史，還是在歷史上都有著無可取代的地位。我們在以傳統(tǒng)經史子集為研究依據(jù)的同時，也應該關注地下文獻與一些社會檔案，通過實地考察，通過多文化、多角度地思考，從歷史、地理、宗教、社會等多方面去接觸金代文學，以期打開一個新的研究局面。尤其是對于民族之間的文化交流與融合，更應該重視。因為，金代文學的特殊性就在于其所處的時代政局比較復雜，所謂知人論世，這應該是研究金代文學不容忽視的一個起點。從金代文物的視角去解讀金代文學，可以說很有意義。通過對金代文物的收集、整理與研究，揭示其與金代文學之間的審美共通性，這種共通性表現(xiàn)在金代文物作為金代文學的特殊載體，集宗教、民俗、藝術、社會典章制度，甚至是經濟發(fā)展水平為一體。典型如祠廟碑刻，“書于瓷身”，刻書與石刻業(yè)的發(fā)達。通過這種載體去研究金代文學，就等于是在研究金代文學與社會政治、經濟、文化之間無法割裂的關系。從這個意義上講，金代文物就像是承載金代文學的微觀世界，這個微觀背后隱含著宏觀的現(xiàn)實世界。

成果的一些重要觀點有以下幾點。

（1）通過出土文物對諸宮調有進一步的認識和探索。諸宮調現(xiàn)存作品只有三部，其中最完整的是《董西廂》。然而關于《董西廂》的成書年代一直不詳，只能肯定董解元是金章宗時人。但通過山西永濟普救寺出土的《普救寺鶯鶯故居》碑上鐫刻的詩文，可以將《董西廂》的成書年代推論至金泰和五年前后。而黑水城出土的《劉知遠諸宮調》刻本可能比《董西廂》還要早，也是金代作品。另外，在山西侯馬二水M4金墓發(fā)現(xiàn)三支諸宮調殘曲的墨書題記。上述兩部諸宮調作品反映的都是山西本土傳說故事，加之諸宮調的創(chuàng)始人孔三傳也是山西人，說明山西是諸宮調藝術流行的一個重要區(qū)域。再結合侯馬董明墓出土的金代磚雕戲臺和五個戲俑，進而推測董明、董朗（董解元）有某種親緣上的聯(lián)系，言《董西廂》的作者董解元是金代平陽路人氏大概也與事實相去不遠。這些出土刻本和墓葬題記也反映出，在金代，作為主要戲劇形式的諸宮調和金院本相當流行，從而成為人們日常生活和身后世界的主要精神食糧。

（2）在目前披露的出土瓷枕中，史籍不載的題詞有：小令19首，詞9首，詩歌殘句若干。另外《折花三徑》的詞牌，也屬首次發(fā)現(xiàn)，具有拾遺補闕的意義。通過分析這些作品，可以看出小令和詞這兩種文學樣式在金代社會比較流行，詩歌式微。當然，這與宋詞的興盛以及宋金詞曲文學的發(fā)展有很大關系，直接影響了群眾的審美趣味。而且就有作者的詞曲而言，明顯蘇軾比較受歡迎，有很大的影響力，這一點也符合“蘇學盛于北”的歷史事實。南京市文物保管委員會藏有一方金代瓷枕，上刻《相思引》與《隔浦蓮》兩首詞，均為周邦彥作品。而湖南省博物館藏金代白釉刻花詩文枕上題有秦觀的一首《滿庭芳》，秦觀雖是“蘇門四學士”之一，其詞風確為地道的婉約詞派，周邦彥更是婉約詞派的“正宗”。說明在蘇軾為代表的豪放詞派之外，金代社會中也有婉約詞派的一席之地。

（3）金代文學作品很有意思，不論是詩、詞還是曲都有兼具敘事與抒情的雙重機制。詩歌方面在發(fā)現(xiàn)的三十多首金代詩刻上表現(xiàn)明顯，皆是具有敘事功能的詩序或詩跋配以抒情韻文，這是金詩明顯受到宋代詩詞影響的地方。金代詩刻序跋中有一些十分特別，是對所刻詩歌作品的品評，故其在金代詩評方面有著一定獨到之處。這一點是后人品評詩作時無法企及的，即詩刻中的詩評與作者身處同一時代，在知人論世方面要比后人更加貼切，因此更能準確解讀詩作含義。那么這些跟隨詩刻流傳下來的詩品自然有著不同尋常的意義了。金詞也是這樣，喜歡使用題序，這一點受蘇詞影響頗深。曲體文學就更不用說了，這一時期代表的諸宮調作品就是敘事與抒情的完美結合。諸宮調唱詞加說白的組合方式極有可能是受到詩詞文學的影響，尤其是詩詞作品中題序與韻文的結合方式。這就勾勒出一條詩、詞、曲之間遞進演變的發(fā)展路徑，即詞乃詩之余也，諸宮調又是由詞向曲轉變中關鍵的一環(huán)。由此可見，天下文體本為一家，詩、詞、曲皆屬韻文類作品，三者之間密切聯(lián)系，又互相生成。從歷史發(fā)展的角度來看，詩變詞，詞變曲，是雅文化向俗文化的一個轉化趨勢，也是文學自高層不斷下移的一個訊號。自元代以后，俗文學中的戲曲、小說逐步占據(jù)文學舞臺，并以元曲、明清小說而稱霸一個時代，而在這一歷史潮流中，金代文學無疑是關鍵一環(huán)。

（4）金代文物與金代文學之間有著千絲萬縷的關聯(lián)，文物作為文學的承載體，有著不同于一般書面載體的復雜性。其上承載的不只是文學作品或相關文學現(xiàn)象，更滲透著錯綜復雜的社會因素。就像金代墓葬一類文物，經常與戲曲相關，有院本演出場面，有金代戲臺模型，或是一些諸宮調題記等，這不只是“戲養(yǎng)神”觀念的表現(xiàn)，還是曲體文學流行的證據(jù)。而這些曲體文學樣式也通過墓葬得以保存，在民間“視死如視生”的觀念中在另一個世界上演。現(xiàn)實世界里，金代文學作品得以保存與廣泛流傳有賴于當時刻書業(yè)的繁榮。通過雕版印刷，使得文學作品在市面上廣為流傳。而許多文人也喜歡刻石以紀，在金代，一些著名文人都有墓志、祠廟碑刻、摩崖石刻等作品傳世，甚至可以形成金代“石刻作家群體”。與刻石以紀類似的方式，還有“書于瓷身”，金代的制瓷業(yè)與詩詞歌曲之間有著一種相得益彰的“合作關系”，在文學點綴瓷器，促進制瓷業(yè)發(fā)展的同時，瓷器也成為一種新興文學載體，為保存金代文學作品起到重要作用。

（5）有金一代在文化上推崇孔孟之儒家思想與學說，并以之教育、培養(yǎng)包括女真、漢族在內之各民族人才，故而儒家文化對于金代文學之影響可謂極其廣泛而深遠。除特定之宗教文學如全真教文學等以外，金代文學之題材、形式、內容、審美，甚至作家本身，都有著深重的儒家烙印。如果說金代之社會穩(wěn)定、經濟恢復是金代文學興盛之根本因素的話，那么金代儒學與科舉對于金代文學繁榮具有最直接之推動作用也是無可否認的事實。其實就全真教文學的創(chuàng)作實際而言，由于全真教在教義上推崇儒、釋、道三教合一，所以其文學內核中也具有相當?shù)娜鍖W色彩，只是這種色彩處于次要地位而已。

（6）金源一代之宗教極為發(fā)達，道教、佛教及世俗神靈匯聚成一個龐大的信仰系統(tǒng)。道教，尤其是全真道對金代文學發(fā)展有著重要作用，不只表現(xiàn)在創(chuàng)作了大量的道教文學作品，更因為其繼承了俗文學的傳統(tǒng)，創(chuàng)作了大量的俗詞，并且創(chuàng)制了許多新調，這為后來元雜劇、散曲的曲牌及審美傾向提供了一定的借鑒。道教思想對文人產生的影響導致元雜劇中出現(xiàn)了大量的神仙道化劇，此外元雜劇中體現(xiàn)隱逸情懷的劇作在一定程度也與受到道教的影響有關。金代佛教與文學之關系極為密切，影響并促成了眾多熟悉佛教文化的文人作家，如趙秉文、李純甫等，同時為金代文學之創(chuàng)作提供了眾多的題材，豐富了金代散文、詩歌等的呈現(xiàn)形式，形成具有佛禪意味的審美境界。世俗神靈祭祀活動對于中國傳統(tǒng)戲曲的成熟有著巨大的推動作用。眾多的世俗神靈祭祀活動加大了對雜劇演出的要求，除了推動了雜劇演出自身成熟外，還促進了戲劇文學的繁榮。另外，在進行祭祀活動時，樂舞也并沒有退出歷史舞臺，而是與雜劇并存發(fā)揮著自己的作用并給予雜劇演出以借鑒。這樣的實際為出現(xiàn)新的更為成熟的戲劇形式做了極為充分的準備，于是在元代，成熟的戲曲形式元雜劇就在宋金雜劇、諸宮調以及樂舞等藝術成分的綜合作用下出現(xiàn)，并形成中國戲曲演出的第一個高峰。

（7）金代文學是在延續(xù)女真文學傳統(tǒng)，并對遼、宋王朝文學進行多元繼承與融合的前提下出現(xiàn)的。不過因為在三者中，以北宋的文學藝術水平最為發(fā)達，所以準確地說，金代文學應該是以北宋文學為基礎的條件下吸收、融合遼金文學傳統(tǒng)形成自己的風格并最終走向繁榮的。金代的多元文化、多元繼承以及一定規(guī)模上的文學群體，都對金代文學創(chuàng)作產生了不小的影響。多元文化形成金代獨特的北方文學的文學品格，多元繼承使得金代文學擺脫了對宋代文學的單一延續(xù)，出現(xiàn)風格多樣的局面，而一定規(guī)模上的文學群體，則使得金代文學在一定程度上形成風格各異的文學流派。

總而言之，借助金代文物上記載的文學信息，尤其是傳統(tǒng)文獻失載的部分，可以對金代文學進行更為深入的探索。這種探索不止于作家、作品，還有文物背后隱含的復雜社會文化因素，從而強調金代文學作為“不能被忽視的一代文學”的重要歷史地位。

三 成果的價值

成果以金代文物為研究對象，在對其進行收集和整理的過程中獲得了豐富的第一手資料，可補金代文獻之空缺。尤其是金代戲劇文學，通過非文學文物的圖像化呈現(xiàn)，可以改變金院本有目無本的研究現(xiàn)狀，從歷史演變形態(tài)來推演其文本樣式。在研究思路上，采用多元視角，使金代文學有了一個立體化的呈現(xiàn)，使?jié)饪s于金代文學中的金代社會政治、經濟、文化、信仰等有了不同姿態(tài)的亮相。而這些文學現(xiàn)象背后的復雜社會因素又借助金代文物傳承至今，對于更本真地認識金代文學意義不言而喻。

該成果采用多學科相互交叉的方式，打破以往純文學研究的舊有模式，探索金代文學研究的新路子，使金代文學、考古學、社會學等學科有機結合起來。這是一種具有創(chuàng)新意識與先鋒作用的實踐，這種研究方式也可適用于其他歷史階段的文學研究。甚至是通過不同歷史階段文物與文學的一些密切關系來建立考古與文學的聯(lián)系，從而將“二重證據(jù)法”普遍適用于中華文學史研究，這對于印證或是梳理一些歷史階段的文學現(xiàn)象非常實用。

該成果對于研究少數(shù)民族的漢化進程及多民族文化交流、融合，甚至是中華民族共同體的形成有著重要意義。金代的北方地區(qū)在幾百年間經歷了漢族、契丹族與女真族政權的交替變更，不同民族的文化在這里交集薈萃。這幾個政權在幾百年間常遣文人使臣互相往來，實現(xiàn)著文化的交流與融合。所以遼、金文學受漢文化影響頗深，在其自成一派之后，又豐富了中華文學史。因此，研究金代文學，肯定金代文學的重要歷史地位，對于民族文化的繁榮有著重要的社會價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