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大學中國俗文化研究所周裕鍇主持完成的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項目《石門文字禪校注》（項目批準號為：11BZW050），最終成果為同名專著。

一 研究的目的和意義

該成果為宋僧惠洪《石門文字禪》的校注整理本。惠洪是中國佛教史和文學史上一個不可多得的奇才，其著述范圍之廣，在兩宋禪林中可稱第一，后世僧人也罕有其匹。他既致力于佛教論疏、禪門旨訣、僧史僧傳、禪門筆記、語錄偈頌的撰寫，又流連于世俗詩文辭賦的吟唱與詩話、詩格的創制，甚至會偶爾旁及儒書注釋。其佛教內典著述頗受禪林推崇，影響不僅歷經宋元明清以迄近世，而且遠及日本室町、江戶時代禪林諸山。尤其是晚明萬歷以降，因受“二大教主”真可、李贄的推尊，惠洪幾部著作重新鏤版印行，廣泛傳播，成為禪苑和文壇的重要思想資源。

惠洪的詩文集《石門文字禪》正是他整個撰述理念以及寫作內容的集中代表，不僅體現了佛教內部禪教合一的傾向，而且也顯示出僧人借鑒士大夫文學傳統而交融儒釋的自覺努力，同時還提供了一個掙扎于出家忘情與世俗多情之間的詩文僧的絕佳樣板。從文化史的角度看，此書的“文字禪”之名乃是佛教與文學結盟的絕佳象征，也是佛教文學得以在學理上成立的最簡潔準確的概括。“文字禪”在后世逐漸成為僧俗的口頭禪，成為佛禪文學不言而喻的代稱，此書的名稱和典范功不可沒。

《石門文字禪》收錄惠洪一生詩文詞作品共兩千多篇，跨度近四十年，內容涉及大量佛教禪宗的歷史和觀念，牽涉北宋眾多僧徒、文人士大夫，典故繁多深奧，文字錯訛時見，難解不明之處所在多有。該書自惠洪弟子覺慈編纂問世以來，雖廣泛傳播，但除了日本江戶僧廓門貫徹為之作注以外，國內尚無一家注本。2012年，張伯偉先生等人校點的日僧廓門《注石門文字禪》由中華書局出版，嘉惠中國學林，為功匪淺，對于宋代文學、禪學、域外漢學、中日文化交流研究都具有重要意義。然而，廓門注釋受制于時代、地域、知識結構的局限，多有紕繆之處，而中華書局整理本在文字校勘和標點斷句方面，有不少訛誤和可堪商榷之處，未能盡愜人意。該成果的研究目的，就是推進中日兩國宋代文學與禪學研究的發展，以一個中國學者的身份與日僧廓門貫徹展開相隔三個世紀的對話，同時為了將惠洪詩文集的佛教史、文學史價值更清晰地展示給讀者，使之成為一部可堪閱讀的注本。

二 成果的主要內容和重要觀點

該成果主體為《石門文字禪》三十卷的校勘注釋，部分作品收集評、附錄。書末另有惠洪單篇詩文輯佚，此外附錄有“惠洪傳記資料”、“惠洪著述序跋”和“惠洪年表簡編”三種。全書共計250萬字，注釋、集評、輯佚征引內外典籍上千種。下面就其主體部分分別而言之。

其一，標點。這是古籍整理最基礎的工作。惠洪的作品涉及諸多典故和佛教文化知識，句讀難度較大，已出版的標點本未能盡善。該成果尤其注重從寫作傳統、流行文風、文體書寫慣例、佛教知識義理、禪宗語言習慣等諸多角度細讀文本，比較對照，標點做到準確無誤。如《石門文字禪序》一段話，中華書局本標點為：“故寶覺欲以無學之學，朝宗百川而無盡。嘆民公南海波斯，因風到岸，”該成果據這段話的禪籍出典，改正標點為：“故寶覺欲‘以無學之學，朝宗百川’；而無盡嘆民公‘南海波斯，因風到岸’。”“無盡”是人名，指無盡居士張商英。

其二，校勘。《石門文字禪》現存有四部叢刊本、四庫全書本、武林先哲遺箸本、廓門注本、日本寬文刊本、嘉興藏本、常州天寧寺刻本、曹學佺編《石倉歷代詩選》本（日本花園大學藏《筠溪集》本即此）等。前五種均源于明萬歷徑山刻本，文字脫落甚多。嘉興藏本、天寧寺本全部補足，然所補文字來源可疑。石倉詩選本則多有刪減改動處。該成果以《四部叢刊》影明徑山刻本為底本，參校廓門注本、四庫全書本、武林往哲遺箸本、天寧寺本、石倉詩選本、寬文刊本等，同時參校歷代選本，尤其是宋元明選本，如《聲畫集》《宋高僧詩選》《瀛奎律髓》《古今禪藻集》《宋藝圃集》《宋詩鈔》等，還參校宋人詩話筆記，如《詩話總龜》《苕溪漁隱叢話》《能改齋漫錄》等，尤其是惠洪自己著作如《冷齋夜話》《林間錄》《智證傳》等，再參校禪門典籍，如《人天眼目》《禪宗頌古聯珠通集》《樂邦文類》《禪林類聚》《禪宗雜毒海》等，此外參校各種類書方志，如《錦繡萬花谷》《古今合璧事類備要》《永樂大典》《輿地紀勝》等。該成果所用底本為惠洪弟子編定，在禪林中傳抄，再經刊刻，文字上魯魚豕亥甚多。諸本同出自萬歷徑山寺本，無別本參校。有鑒于此，該成果在校勘方面，除了用對校法勘證異同之外，更多采用三種其他校勘法。一是本校法，以石門文字禪該成果前后內容互證，定其正誤高下。二是他校法，以惠洪其他著作或他人著作校對該成果。三是理校法，根據上下文文意，融會貫通，校正不成辭的文句。其基本判斷為“涉形近而誤”與“涉音近而誤”兩類，尤以前者為多，這種錯誤的產生是因底本最初的抄錄性質所致。以注釋說明校改理由，是該成果采用理校法的一個重要前提，這樣可盡量避免校勘者的主觀臆斷。出于對底本尊重，該成果在校改時均將底本原文字用括號標出，讀者在閱讀或使用該成果時，也可知底本原貌。

其三，注釋。注釋征引文獻包括經史子集四部上千種書，其中尤以佛教禪宗典籍征引為其特色，計有數百種，含佛經律論三藏，既有華嚴、天臺、律宗的疏論，也有禪宗語錄、燈錄、頌古、拈古等文本，既有佛教僧史、僧傳，又有禪林筆記、類書。征引范圍還旁及海外漢籍，如日本《五山文學全集》《五山文學新集》等。注釋內容，除了注明音讀、解釋詞義、說明修辭、引證典故、疏通文義、闡明思想之外，盡可能考證人名、地名、本事、文物典章、佛教制度、禪苑清規等，推求出與惠洪作品相關的時間、地點、人物、事件，力求為讀者了解北宋禪林和士林的基本狀況提供幫助。《石門文字禪》中有大量涉及佛教禪宗的作品，涉及深奧的佛理和機智的禪語，注釋時也試圖介紹各種佛教知識和禪門習語，引證并解讀相應的佛教文獻，力求幫助作者讀懂文本。在注釋過程中，不放過一處疑難，尋根究底，務求明白，若多方探尋仍未究其意，則實事求是，付諸闕如，不作英雄欺人之語。注釋最大的特色有二：一是作品編年，《石門文字禪》一書編排近乎雜亂無序，廓門注本亦無一首系年，因此該成果每篇作品第一條注釋，皆依據拙撰《宋僧惠洪行履著述編年總案》的考證，同時根據注釋過程中的新發現，修正《總案》，為絕大多數作品作了盡可能準確的系年，力圖有助讀者知人論世。二是義例的發明。所謂義例，指《石門文字禪》書寫的慣例以及北宋社會制度習俗的慣例等。如稱本集僧人死亡之忌日為“生日”“生辰”；禪林稱僧人法名（第二字）與表字連稱，如惠洪字覺范，連稱“洪覺范”，善權字巽中，連稱“權巽中”；本集稱僧人死后的枯骨為“拴索”，禪籍亦多其例；禪林記年歲稱“年”為“白”，源自《景德傳燈錄》；僧人的庵堂道號不同于固定居室，為“隨身叢林”，可隨身攜帶；律宗的甲乙寺與禪宗的十方寺在制度上的區別，前者父子傳器，后者聘請各方高僧；天下各軍州設崇寧寺，又改天寧寺，其舊寺名與新寺名之關系；天寧節賜僧人寶覺大師號；道林寺改稱“道林宮”，背景源自宣和元年抑佛詔書等。此外還有若干修辭的義例，不一而足。注釋在人名考辨方面頗有貢獻：一是禪僧法系的考證，詩文中涉及的禪僧名多為簡稱、表字或別號，該成果依據禪門稱呼慣例考證出兩百多名僧人的法系和事跡，并發現惠洪主要交往的是臨濟宗黃龍派僧人，也與楊岐派、云門宗僧人關系交好，晚年則與曹洞宗僧人過從甚密。這些考證有補宋僧小傳之闕，或訂正傳燈錄之誤，從中也可看出北宋禪林宗派之消長。如關于詩僧善權、畫僧仲仁的法系諸書皆未記載，該成果考證出二人皆為東林常總禪師法孫。二是宋代文人士大夫的考證，考證人物數百名，其中僅名列呂本中《江西宗派圖》者就有韓駒、夏倪、李彭、徐俯、洪芻、洪炎、謝逸、汪革、饒節、善權、祖可、林敏功等十余人，有詩話傳世者如許顗、范溫、吳可、李公彥、吳幵等數人，有別集傳世者如李之儀、李豸、鄒浩、汪藻、王庭珪、王銍、吳則禮、黃彥平等，還有《全宋詩》《全宋文》《全宋詞》收其作品而小傳疏漏者，如張大亨、閻資欽、朱彥、元勛、龔端、曾紆、曾纮、蘇庠、呂璹、潘興嗣等數十人，更有若干任地方官而名列方志者，據其名與字之關系而一一考出。以上考辨客觀上展現了北宋后期僧人和士大夫龐大而復雜的社交網絡。此外，禪語詞匯向來是詞匯史研究難點之一，該成果在禪語注釋方面也有心得。其方法為依據作品上下文文義，旁征本集及禪籍相關語料，確定該禪語在文本中的詞義。如卷十七《摩陁歌贈乾上人》，其中“摩陁”二字各種詞典未載，注釋據歌中文義，判斷其為“奢摩他”之略語；“枿枿”二字詞典解為升騰貌，注釋引諸禪籍和本集用例，釋為“眾多貌”。不迷信詞典，在上下文具體語境中確定詞義，是該成果注釋所堅持的原則之一。

其四，集評。惠洪部分作品為后人所評論，或見于歷代詩選，如方回《瀛奎律髓》、吳之振、呂留良《宋詩鈔》、陳衍《宋詩精華錄》等；或見于歷代詩話、筆記，如許顗《彥周詩話》、胡仔《苕溪漁隱叢話》、吳曾《能改齋漫錄》等；或見于文人僧人的別集、語錄，如錢謙益《牧齋有學集》、僧真可《紫柏老人集》中的題跋，評騭褒貶不一，其評論資料皆附于該詩文“注釋”之后，稱為“集評”，力圖有助于了解惠洪作品在歷代的接受史。此外，“集評”中還收錄了一部分日本五山禪僧的評論資料，有助于讀者了解惠洪作品在日本的傳播情況。

其五，附錄。《石門文字禪》中有些作品為惠洪與詩友唱酬次韻之作，詩友中有詩文集傳世者，如李之儀、謝逸、李彭、洪芻、饒節、韓駒、王庭珪等，該成果則在“注釋”之后設置“附錄”一欄，附上該詩友作品，以備參考。如惠洪有追和蘇軾詩者，則附上蘇軾原作，如《饋歲》《守歲》《別歲》。如后人有追和惠洪詩者，則附以追和之詩，如明清禪僧追和《竹尊者》詩若干首，清厲鶚追和《送元老住清修韻》。

以上為該成果的主體部分。除了《石門文字禪》所收之外，惠洪的單篇作品尚有不少散落于各種內典外典之中，《全宋詩》《全宋文》《全宋詞》已有補遺收錄，但遠未完備。該成果在其基礎上，進一步搜羅群籍，輯得惠洪詩（含偈頌）三十三首，斷句若干，詞三首，文五篇，名為“惠洪詩文輯佚”，置于書末。

三 成果的價值

作為惠洪詩文集的全面整理，該成果力圖為學界提供有關惠洪生平和作品的相關信息資料。該成果在書末另附有“惠洪傳記資料”“惠洪著述序跋”“惠洪年表簡編”三種，以供參照檢閱之用。傳記資料收羅各種塔銘、僧傳、僧史、傳燈錄、方志等十余種，可供比較考訂之用。著述序跋收羅歷代中日文士、僧人所撰惠洪各種著述的序跋二十余種，其中含日僧《石門文字禪》序跋五種。年譜簡編則是在《宋僧惠洪行履著述編年總案》的基礎上，略述其基本行跡及主要著述、交游，以備讀者了解其生平大概。

該成果采用歷史文獻學的史料考證和文學文獻學的文本細讀相結合的方法，在多學科交叉滲透方面做了積極探索，所兼跨者涉及佛學、文學、語言學、文獻學、歷史學、社會學等諸多學科領域，搜羅材料較廣，尤其使用了大量學術界較少涉及的佛教史料，為學者研究北宋士林和禪林的基本狀況提供了大量有價值的信息和觀點。在方法上能做到既遵守傳統古籍整理的規范，又能從互文性理論的高度對校注原則有所創新，其“校”與“注”相結合的方法，對于抄本性質的古籍校勘整理尤有啟示意義，將有助于古籍校勘科學性的提升。

作者諳悉佛理，精研詩文，在文獻辨析及考據方面顯示了卓然知見和深厚功力，因而該成果是一部材料翔實、考訂有據、觀點可信的著作，對于文學史、佛教史、詞匯史、政治史、文化史的研究具有較大的參考價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