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宋學勤，系國家社科基金重大項目“中共黨史學學科體系、學術體系、話語體系建設研究”首席專家，中國人民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副院長、教授

中共黨史學的研究對象是中國共產黨的歷史進程及其執政規律，在資政育人方面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中共黨史學的繁榮發展，離不開完善的學科體系、學術體系、話語體系（以下簡稱“三大體系”）的有效支撐。以大歷史觀回顧黨史百年的三個歷史決議，都是在重大歷史關頭制定的綱領性文獻。黨的六屆七中全會制定的《關于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以及黨的十一屆六中全會制定的《關于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都對中共黨史學“三大體系”建設產生了重大影響。這兩個歷史決議基于對歷史過程的準確敘述和確定性評價，搭建了中共黨史學的基本框架；更因其制定和討論過程堅持了政治性和科學性相統一、實踐性和理論性相統一的馬克思主義方法論原則，從而確立了中共黨史學方法論的示范樣本。黨的十九屆六中全會通過的《中共中央關于黨的百年奮斗重大成就和歷史經驗的決議》（以下簡稱《決議》），不僅深刻總結了黨的百年奮斗重大成就和歷史經驗，提出了許多新思想、新觀點、新論斷，還集中體現了以習近平同志為主要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在決議起草過程中所堅持的馬克思主義方法論原則。《決議》為中共黨史學“三大體系”建設注入了新的活力，對于建立完善的中共黨史學“三大體系”，推動中共黨史學的繁榮發展提供了歷史性契機。

《決議》為中共黨史學學科體系建設提供了方向指引

就中共黨史學自身的發展演進而言，迫切需要構筑起符合自身特性和規律的學科體系，以實現其所應承擔的使命和責任。《決議》堅持問題導向，在深入學習與研究百年黨史中明辨正誤，澄清是非，把握規律，增強開拓前進的勇氣和力量，堅持和發展了我們黨研究歷史、總結經驗的優良傳統。總結成就與經驗的全部意義在于發揮黨史服務現實、凝心聚力的資政育人功用，《決議》充分表征了胡喬木所說的黨史研究不是“平靜的、書齋里的事業”，而是“在思想斗爭最前線的一項戰斗性的工作”的意涵所指。《決議》指出，總結百年黨史的目的在于面向未來的“三個需要”：在建黨百年歷史條件下開啟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新征程、在新時代堅持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需要；增強政治意識、大局意識、核心意識、看齊意識，堅定道路自信、理論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做到堅決維護習近平同志黨中央的核心、全黨的核心地位，堅決維護黨中央權威和集中統一領導，確保全黨步調一致向前進的需要；推進黨的自我革命、提高全黨斗爭本領和應對風險挑戰能力、永葆黨的生機活力、團結帶領全國各族人民為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而繼續奮斗的需要。同時，全會指出了中國共產黨百年奮斗對中國人民、對中華民族、對馬克思主義、對人類進步事業、對馬克思主義政黨建設所具有的“五個方面的歷史意義”。

這“三個需要”和“五個方面的歷史意義”是關系黨和國家前途命運的根本性問題，也是中共黨史學如何發揮資政育人功能必須要回答的根本性問題。在邁向第二個百年奮斗目標的偉大征程中，中共黨史學應該有更大的使命擔當，更好地圍繞中心、服務大局，在推進中國式現代化進程中發揮更大作用。我們要建設對人民主體地位“有意義”的黨史學、對中華民族偉大復興“有意義”的黨史學、對馬克思主義創新發展“有意義”的黨史學、對人類進步事業“有意義”的黨史學、對黨的自身建設“有意義”的黨史學。中共黨史學學科體系建設只有在明確了自身使命擔當的前提下，才能在學科建制上較為全面地解決黨史學科發展方向問題，才能確保任何時候都不偏離正確的軌道。

《決議》為中共黨史學學術體系建設提供了新的議題框架

《決議》集中反映了以習近平同志為主要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對黨的自身歷史的新思考，尤其把重心放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新時代共產黨的成就和經驗方面，拓展了中共黨史學的學術視域，為中共黨史學學術體系建設提供了新的議題框架。習近平總書記指出，黨的百年奮斗歷程波瀾壯闊，時間跨度長，涉及范圍廣，需要研究的問題多。要按照總結歷史、把握規律、堅定信心、走向未來的總要求，做到四個“總結好”，即把黨走過的光輝歷程總結好；把黨團結帶領人民取得的輝煌成就總結好；把黨推進革命、建設、改革的寶貴經驗總結好；把黨的十八大以來黨和國家事業砥礪奮進的理論和實踐總結好。要做到四個“總結好”，具體來說，要開展六個“深入研究”，即黨領導人民進行革命、建設、改革的百年歷程；黨堅持把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同中國具體實際相結合、同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相結合，不斷推進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百年歷程；黨不斷維護黨的團結、維護黨中央權威和集中統一領導的百年歷程；黨為中國人民謀幸福、為中華民族謀復興的百年歷程；黨加強自身建設、推進自我革命的百年歷程；歷史發展規律和大勢。中共黨史學有責任將這些要求轉化為新的學術命題，從中共黨史學學術體系的角度深刻認識黨的歷史，實現中共黨史學研究的政治自覺和學術自覺。

需要特別指出的是，黨的十九屆六中全會在黨的十九大報告“八個明確”的基礎上，用“十個明確”對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的核心內容作了進一步概括，總結了黨的十八大以來取得的十三個方面的偉大成就，并重點概括了其中的原創性思想、變革性實踐、突破性進展、標志性成果，為理解新時代黨的歷史提供了根本依據。這些都是推動中共黨史學學術體系建設的核心命題。全會深刻闡述了中國共產黨百年奮斗五個方面的歷史性意義，把黨的百年奮斗與其初心使命關聯起來，提綱挈領、高屋建瓴，反映出中國共產黨人對百年奮斗歷程、當今時代主題的準確把握，為中共黨史學從宏觀上理解黨的百年奮斗提供了依據，也是推動中共黨史學學術體系建設的重要命題。中共黨史學應不斷強化創新意識，加強對于這些議題的研究，盡快形成科學完善的學術體系，為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奪取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勝利作出新的學術貢獻。

《決議》為中共黨史學話語體系建設提供了規范遵循

《決議》尊重歷史規律，創新百年黨史敘事，為中共黨史學的話語體系建設提供了新的規范遵循。“話語體系”的建設絕不只是一個純粹的形式問題，也絕不僅僅涉及個別術語與符號的轉變，而是指向某種更為“實體性的”、更具“整體性的”的建構。中共黨史學的話語體系建構的根本任務在于如何敘述和表達黨史，包括明晰歷史主線、評定重大事件、總結歷史成就、凝練歷史經驗等，其中方法論尤為關鍵。

《決議》重在總結重大成就和歷史經驗，其起草過程是慎之又慎，其表達方式也有很大創新；《決議》最鮮明的特點是實事求是、尊重歷史，反映了黨的百年奮斗的初心使命，符合歷史事實；《決議》對重大事件、重要會議、重要人物的論述和評價，注重同黨中央已有結論相銜接，體現黨中央對黨的百年奮斗的新認識。毛澤東同志在主持起草《關于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時，也是采取了“謹慎”的原則，總結了建黨以來黨的歷史及基本經驗教訓，使全黨尤其是黨的高級干部對中國民主革命基本問題的認識達到在馬克思列寧主義基礎上的一致，達到了“既要弄清思想又要團結同志”的目的，同時又提出了“對于任何問題應取分析態度，不要否定一切”的方法論思想。鄧小平同志在主持起草《關于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時，也是強調“準確”，“對建國三十年來歷史上的大事，哪些是正確的，哪些是錯誤的，要進行實事求是的分析”。兩個歷史決議都蘊含寶貴的經驗資源和方法論思想，都對中共黨史研究產生了深遠影響，這在學界已形成共識。習近平總書記特別強調要處理好“歷史連續性和歷史階段性”“全面總結和突出重點”“總結成就和分析失誤”“已有結論和最新認識”這“四大關系”。這都充分體現了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的方法論，體現了大歷史觀和正確黨史觀，是用具體歷史的、客觀全面的、聯系發展的觀點來看待黨的歷史的結果，是準確把握黨的歷史發展的主題主線、主流本質的結果，為進一步推動完善中共黨史學話語體系建設提供了示范性引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