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劉寧主持完成的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項目《中唐古文與儒學轉型研究》（項目批準號為：10BZW038），最終成果為同名專著。

一 研究的目的和意義

以韓愈、柳宗元等人的創作為代表的中唐古文，在中國歷史上影響深遠，具有豐富的思想文化和藝術內涵。中唐古文產生于思想文化劇烈變動的中唐時期，與儒學在中唐的轉型密切相關。中唐儒學在儒學史上有極為特殊的意義，漢唐儒學向宋明儒學的轉向，就發端于中唐。深入認識中唐古文與儒學轉型的關系，對于深化古文研究，有重要意義。

對中唐古文與儒學之關系的思考，由來已久，現代學者對此多有討論并取得豐富成果，但由于問題十分復雜，仍有大量難點需要深入探討，其中有兩個比較突出的問題：其一，對中唐儒學的認識，較多受到心性儒學觀察視角的束縛。中國歷史上的儒學是思想、文化、政治、制度的綜合體，漢唐儒學對此表現尤為突出，要理解中唐儒學的轉型，不能單純從心性儒學的角度進行觀察；其二，對中唐古文藝術與中唐儒學的內在聯系，還需要深入古文藝術精神、藝術創作肌理，結合中唐儒學義理變遷、制度變化做更為內在深細的觀察與思考。

該成果的導言，對如何理解中唐古文的“文” “道”關系，如何理解“中唐”的思想文化意義進行了系統的理論反思。這兩個問題關系如何從歷史自身出發去理解中唐古文與儒學的內在關聯。20世紀對“文”“道”關系的認識，一個頗為流行的視角是將“道”與“文”視為內容與形式。內容與形式是從西方引進的一對概念。西方的形式概念有深厚的哲學淵源與復雜的內涵，中國20世紀接受“形式”概念，對之有復雜的思考，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蘇聯文藝思想體系產生深刻影響，內容和形式的關系被納入辯證唯物主義框架，對中唐古文“文”“道”關系，有關的研究也多從這一角度加以闡釋。中外學者對這一闡釋角度所存在的局限，也從多方面加以克服，孫昌武、葛曉音、熊禮匯、張清華諸先生，對中唐儒學與古文藝術的復雜內涵，做了細致的探討，避免對“文”“道”關系做簡單的決定論式的解讀；海外學者如陳幼石、蔡涵墨、包弼德則在認識“文”“道”內在一致性方面，有更多的理論思考。“中唐”作為一個特殊的歷史時期，有著極為重要的思想文化意義，內藤湖南“唐宋變革說”的“近世性”視角，對中唐文化文學的解讀帶來深刻影響，反思這一影響的積極意義與局限，對推進中唐古文研究十分必要。

二 成果的主要內容和重要觀點

該成果共五章，從五個方面展開討論，主要觀點如下。

第一章，從文質到文道：中唐古文“文道觀”的形成。“文道觀”作為中唐古文思想的核心觀念，與中古文論中流行的“文質論”有明顯的差異。中古“文質論”以“文質彬彬”為核心追求，將自然之旨與儒家中和精神深入會通。“文質論”對初盛唐時期的政治與文學思想有深刻影響，具體表現為“從周”“變周”之論的復雜演變，李白著名的《古風》其一，其中所體現的詩學思考就與此有密切聯系。中唐古文運動的早期人物蕭穎士、李華等人仍然重視“文質論”，以啖助、趙匡為代表的中唐春秋學，也深受“文質論”的影響，圍繞“從周”“變周”展開了深入的思考，尤其集中地體現在對春秋義例的探索之上。韓愈的“文道觀”突破了漢唐以來以“教化”為核心的儒家文教思想，強調創作主體對“道”的內在體驗與積極體認。它改變了儒家文教觀所強調的“文質彬彬”的美學理想，對文學抒情性的認識也有了更為豐富的認識，肯定“感激怨懟奇怪之辭”的意義。韓愈的“文道觀”顯示了積極的理論創新意義，取代“文質論”對后世產生深遠影響。

第二章，屈騷傳統的變遷：中唐古文對新抒情范式的探索。自漢代以降，屈騷藝術對詩文產生了極為深刻的影響。中唐古文作者對屈騷藝術有深入而復雜的繼承。韓愈在創作中所追求的“不平則鳴”，并不是對楚辭牢騷怨激之情的簡單承襲，而是呈現“不怨之怨”“抑遏蔽掩”的吞抑筆法，較多地繼承了以揚雄為代表的、兩漢感士不遇辭賦辯難一體的抒情傳統。柳宗元對屈騷藝術研習甚深，其文集中歸于“騷”類的一組作品，在藝術形式上和民間方術中的厭劾妖祥和祝由術多有聯系，在基本結構上暗含了方術中厭劾之法的祈禱詛咒之義，依托祈禱神靈展開情感表達。這一藝術特色的形成，與柳宗元獨特的天人觀有密切關系。中唐古文對屈騷傳統的繼承與變化，如果不拘守文體藩籬來觀察，會發現這種變化在盛唐詩人杜甫的詩歌創作中有類似的呈現。杜甫有深厚的忠君思想，其忠君注重內在體驗，與兩漢時期注重“綱紀名節”的忠君觀相比，體現了對君臣倫常從重“天道”向重“人事”的改變，這與初盛唐時期君臣政治關系建設中對“君臣同體”的追求有密切聯系。獨特的忠君體驗，促使杜甫改變了屈騷藝術的憤激怨刺之情，形成沉郁頓挫的新風格。

第三章，經學、子學傳統與中唐古文體式新變。中唐古文作者是從開闊的思想文化格局出發，進行其古文創作，錢穆先生將古文興起視為“家言復起”，即“成一家之言”的子學傳統的重振。這一見解承章學誠“子史衰而文集之體盛，著作衰而辭章之學興”之義而來，產生很大影響。該成果則認為錢穆先生的意見不盡準確。本章上探先秦，下及宋代，在經學、子學傳統演變的背景下，梳理思想表達傳統的變遷，觀察中唐古文的體式創變。在中國思想史上，子學傳統孕育了“論著”的寫作，《荀子》的“述論”格局對“論著”體式的形成，影響尤為深刻。漢唐時期的“論”體文，與《荀子》“四論”有淵源關系，更加著重于根本義理的闡發，八代是“論”體文創作的繁榮期。中唐時期“論”體文的創作經歷了顯著轉型，從側重理論性，轉向更為實用和注重修辭。韓愈疏遠“論”體寫作，而柳宗元、劉禹錫則對“論”體文的創作較為關注。經學中的經典闡釋文體，也產生重要影響。中唐古文作者對漢代以來專論式子書的寫作表現出明顯的疏離，韓愈回避子書寫作，與其對“擬圣”精神的追求有密切關系。宋代理學興起，繼承了中唐古文作者回避子書寫作的傳統，在文體取向上出現語錄、札記大興而“論著”“論”體文式微的總體趨勢。

第四章，韓柳之異：古文藝術與儒學思想。韓愈和柳宗元的儒學思想和古文藝術都存在明顯的差異。韓愈認為古文學習和寫作，具有修身成德的重要意義。韓愈對古文修養內涵的闡發，融合繼承了荀子、孟子的修養思想，在中唐士人普遍立足佛教、道教思考修養問題的時代風氣中，體現出獨特的思想創造。宋儒批評韓愈欠缺儒學的修養工夫，但其對于格物致知的修養工夫的思考，又可以看到來自韓愈的影響，柳宗元的古文思想則較少修養論色彩。韓愈與柳宗元古文的“明道”方式存在明顯差異，韓文追求以不落陳俗、特立無匹的精神藝術個性來發明儒道，柳宗元的古文并不刻意追求自異于眾的藝術個性，而是以兼容眾長、歸本大中的旨趣發明儒道。韓愈和柳宗元的古文創作，都善于取法前代藝術，但韓愈善于“師其人”，在深得前代作者之家法的過程中，入而能出，自成面目；柳宗元則善于把握前代文章長期形成的藝術傳統，究明文理，在此基礎上，發揮個人創造。歐陽修提倡平易風格、理性精神，淡化了韓愈“擬圣”追求中的神圣體驗，更接近柳宗元的理性氣質，其與北宋理學家的分歧，在某種程度上可視為韓柳差異在宋代新時代環境中的延續。歐文情理兼備的“六一風神”與《史記》藝術的深刻影響有密切關系。

第五章，儒學與社會：中唐古文與中唐的文化建設。中唐古文作者對儒學文化制度意義的思考十分豐富。本章圍繞師道、排佛、文武關系演變中的詩文創作、地方園林建設的文教關懷等問題，探討中唐古文與儒學轉型的深層聯系。韓愈一生多次擔任國學學官，國學中“侮老慢賢”、追逐功名、趨奉權門等種種弊病趨于嚴重，構成韓愈慨嘆“師道不傳”的重要現實背景。韓愈提倡師道，一方面反對門第對才德的壓制，強調“尊士”；另一方面期望士人擺脫庸俗與功利，以道自立，提倡“士之自尊”。韓愈一生排佛，表達的是對中國文化傳統行將失墜的深刻憂患，他對道統、政統的思考，體現了重建“中國之法”的努力。韓愈的儒學思想不能單純從心性儒學角度加以認識，他所提出的“博愛之謂仁”，體現了積極有為于當世的事功追求，以及對重建儒家社會政治文化制度施設的關注。其著名的《毛穎傳》體現了對政治中“尚德”“尚法”的思考。韓愈不少詩文作品，具有推重強力乃至暴力之美的“狠重”風格，唐憲宗信任宰輔、堅決削藩，元和文臣的軍事參與程度顯著增強。韓愈元和時期在削藩、攘斥佛老等問題上，態度堅決強硬，積極參與平定藩鎮叛亂的軍事行動，勇猛剛武之氣不斷強化，表現出允文允武的追求；其“狠重”文風正是對此的反映。中唐古文作者在其從政生涯中，對社會文化建設十分關注，地方公共園林的修建，是中晚唐十分值得關注的現象，這一行為包含了豐富的文教建設思考，對亭記、園記等詩文創作有重要影響。從元結到劉禹錫對連州海陽湖景觀的創置與完善，是這一文化現象的突出代表。

三 成果的價值

該成果突破從單一心性儒學的視角理解中唐儒學的局限，對中唐儒學與古文的內在聯系做出比較深入的揭示，其學術價值主要體現在如下幾個方面。

第一，從學術史的整體格局出發，觀察中唐儒學在經學、子學傳統演變背景下的獨特歷史地位，立足思想傳統及其表達形式的歷史變遷，觀察中唐古文的體式創新，對韓愈在“擬圣”追求下，回避專論式子書以及“論”體文寫作的文體取向及其歷史意義，做了獨到的揭示和深入分析。

第二，從政治、文化、制度的綜合視野觀察中唐儒學，圍繞師道、排佛、為政的德法追求、文武關系演變中的詩文創作、地方園林建設的文教關懷等問題，對以韓愈為代表的中唐古文作者的社會文化思考，做了更為深入的探討，由此呈現中唐儒學轉型在社會文化制度層面上的豐富表現，以及這些表現與古文藝術新探索之間的深層聯系。

第三，圍繞古文藝術精神與古文創作的關鍵問題，深入揭示其與中唐儒學轉型的關聯。該成果細致梳理了“文質論”從中古到初盛唐的演變，揭示中唐古文“文道觀”與“文質論”的差異、探討古文作者對屈騷藝術的繼承與顯著變化，深入辨析韓愈、柳宗元古文藝術的差異，及其與二者儒學思想的聯系，這些都較之以往的研究，有了明顯的推進。

該成果對中唐古文與儒學的內在聯系有更為深入的觀察，對“文”“道”關系有進一步的理論思考，有關見解將積極推進對中唐古文的研究，以及對其豐富思想文化價值的認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