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系國家社科基金重大項目“中國古代類書敘錄、整理與研究”首席專家、暨南大學教授

類書是指輯錄各種典籍資料，分門別類以便檢尋征引，兼具“資料匯編”和“百科全書”性質的工具書。古代類書既是傳統中國獨具范式的典籍，也是中華民族豐富文化的結晶。從魏晉六朝直至明清近世，歷代類書的編纂綿延不斷，形成了源遠流長的發展脈絡和歷久彌新的修撰傳統，同時呈現出強大的生命力。

從“御覽”到“備覽”

中國類書的發展脈絡可概括為兩條主線，首先是官修類書的傳統。官修類書歷代迤邐不絕，據其修纂時代分析，又可歸結為今人喜聞樂道的文化圖景：政治昌明的時代更易推動重大文化工程的構想和完成，簡言之即“盛世修典”。乾隆三十九年圣諭開篇稱“國家當文治休明之會，所有古今載籍，宜及時搜羅大備，以光冊府，而裨藝林”，正可用以比方。“盛世”所修之“典”，主要體現為兩種形式，一是正史，一即類書。

與其說“盛世修典”，不如說“易代修典”。歷代官修類書之尤卓犖者，如《藝文類聚》由唐高祖下令編修，《太平御覽》為宋太宗詔旨編纂，《永樂大典》修成于明成祖登基不久，《古今圖書集成》始纂于清康熙后期等，均編成于開國之初。如果說修史書是為了總結前朝故事以為鑒戒的話，那么修類書則根植于文獻困厄與政府典藏的傳統。每當易代之際，傳世文獻通常遭罹大規模的焚毀之厄，新朝廷每致力于搜集和整理典籍，作為構建新朝文化方略的思想資源和文獻基礎。時代更迭帶來的圖書之厄，是政府修典的深層動因，“盛世”則為修典提供了政策和經濟保障，官修類書便是其直接體現。

在官修類書之外，私修類書也顯現出茁壯的生命力。從齊梁時代陶弘景的《學苑》、劉孝標的《類苑》到隋唐時代虞世南的《北堂書鈔》、白居易的《白氏六帖》，再到宋代晏殊的《類要》、王應麟的《玉海》，以至于元明以來的《萬寶全書》《天中記》《唐類函》等。歷代私修類書總量之巨，遠在官修類書之上；且與官修類書常受時局左右不同，私修類書可以完全不受政治牽制，體現出編纂者“積學以儲寶”的動機，還原了類書作為“匯聚知識的文獻載體”的純粹性。

在傳統中國的知識世界里，官修類書往往以“御覽”為動機，而宋元以降漸次興起的私修類書和坊刻類書則主要體現為“備覽”。從“御覽”到“備覽”，不僅是類書閱讀主體的改變，更反映出知識受眾的普及化。

類書定型、分立與融合

類書的核心性質是分類，《皇覽》正式確立了這一體例，因此被后世學者視為“類書之祖”。魏文帝曹丕敕編該書雖有上繼《呂氏春秋》和《淮南子》之宏猷，但在著述形式上已發生深刻變化：《呂氏春秋》的十二紀、八覽、六論與《淮南子》的內、中、外，雖也有類編的雛形，但畢竟不同于以類編排，在思想上雖雜糅百家，卻經過重新闡釋，力圖熔冶眾說，自成一家。《皇覽》則明確“隨類相從”的編排方式，思想內容以綜述為主，并不時直接征引典籍，已與后世逐漸定型的資料匯編式類書相去不遠。

在劉歆《七略》以來傳統書目的著錄中，《呂氏春秋》和《淮南子》屬于“九流”之雜家，自然居于諸子略。荀勖《中經新簿》則明確歸在乙部，亦即子部。由于體例和性質上發生了深刻變化，《中經新簿》將《皇覽》置于丁部，自成一類，不與《呂氏春秋》和《淮南子》同列。齊梁以來的類書大都述而不作、照錄原文，使類書的品格有所下降，于是《隋書·經籍志》將其重新劃歸子部，附列雜家之后。至于《新唐書·藝文志》，終于正式確立子部類書類的命名和定位。從依附雜家到自成部類，《皇覽》及其同系列書在目錄著作中的分類衍變，正顯現出類書走進典籍前沿并逐漸定型的過程。

梁武帝敕編的《華林遍略》傳入北方，很快便產生替代品。據唐人丘悅《三國典略》記載，北齊后主采納陽休之的創意，命祖珽等“取《芳林遍略》，加《十六國春秋》《六經拾遺錄》《魏史》等書”，僅歷時七個月即編纂而成。雖大舉利用前書資材，但在編纂體系上經過重構和改造，不僅體現了北朝文化的特色，而且“蕭、顏撰例，諸賢秉筆”，撰例謹嚴，編排有序，因此后出而轉精。《華林遍略》和《修文殿御覽》的因承和革新，正式引發類書史南北分立的格局。

南北兩大類書的流傳，《修文殿御覽》較《華林遍略》影響為大，傳世時間也更久。但在距古較近的隋唐時代，《修文殿御覽》不僅沒有取代《華林遍略》，而且在隋和唐初，《華林遍略》更受統治者重視，幾度成為官修類書編纂的典范和取材的對象。隋煬帝敕命柳顧言、虞綽等編纂的《長洲玉鏡》“源本出自《華林遍略》”，歐陽詢編《藝文類聚》以《皇覽》《遍略》等為基礎，再“棄其浮雜，刪其冗長”。此外，以《文思博要》為藍本編纂的《三教珠英》，連同《文思博要》本身也都是《華林遍略》的后裔。可見唐初官修類書無不深受《華林遍略》之影響，南方類書“一統天下”，北方類書則長期缺席。直到北宋初官修《太平御覽》“以前代《修文御覽》《藝文類聚》《文思博要》及諸書參詳條次”，代表北方的《修文殿御覽》一躍成為主流，統合南方系的《藝文類聚》和《文思博要》，至此南北分立的鴻溝得以彌合，類書史才真正實現了地域融合。

官私合流與體式嬗變

北宋官修類書除《太平御覽》外，還相繼編有《太平廣記》《文苑英華》《冊府元龜》等，后世將其合稱為“宋四大書”。此后，《天和殿御覽》《邇英要覽》等官修類書綿延不輟，至于南宋則私修類書異軍突起，《四庫全書》著錄的19種南宋類書均為私修類書，著者有祝穆的《事文類聚》、潘自牧的《記纂淵海》等。此外更衍生出以《事林廣記》為代表的通俗日用類書，在元明兩代影響深遠。直到明成祖敕編《永樂大典》，官修類書才出現繼統者，然而只是曇花一現，明代類書史仍主要延續南宋類書的私修傳統。

明清鼎革之后，康熙尤喜類書，先后敕編《佩文韻府》《淵鑒類函》《子史精華》《駢字類編》，這些大型類書表面看是出于官修，實際承遞的卻是元明以來私修類書的傳統。《佩文韻府》上承《韻府群玉》《五車韻瑞》，《淵鑒類函》則規仿《唐類函》，均以私修類書為藍本，從其以康熙書齋名移題類書也昭示出私修傳統的痕跡。而同時期陳夢雷在胤祉的資助下編纂《古今圖書集成》，繼承的又是包羅萬有的官修傳統。由此可見，官私分明的類書傳統主線，至于清代則顯現出逐步綰合的趨勢。

同樣是匯聚典籍，類書旨在分門別類、提要勾玄，叢書則設立主題、薈萃群書，宗旨相似而體例有別。與類書相比，叢書的起源較晚。南宋時出現《儒學警悟》《百川學海》等綜合性叢書，正式確立了這一文獻類型。二者區別還在于，類書從產生之初就奠定了官修的傳統，此后官修與私修并立，而叢書自始為私家所編，迄未見官方主持修纂。

在清乾隆以前，官修典籍的載體形式一直是類書，至于乾隆則以叢書繼起變革類書。他在圣諭中抨擊《永樂大典》“意在貪多務得，不出類書窠臼，是以踳駁乖離，于體例未能允協”，批評《古今圖書集成》“率屬因類取裁，勢不能悉載原文，使閱者沿流溯源，一一征其來處”，于是詔旨開館修書，在四庫館臣的共同努力下，《四庫全書》遂得以彪炳于世，一舉奠定在叢書史上的里程碑地位。但從淵源來說，《四庫全書》應視為官修類書的變體，體現的仍是官修類書的修撰傳統。縱觀整個清代的文獻編纂，叢書形式開始躍居為主流，類書則退居于下席，這一現象當根源于《四庫全書》帶來的輻射力。

時移物換，學術昌明，日漸豐富的文化典籍需要梳理和總結，浩如煙海的文獻資料需要檢索和利用，類書以分門別類、述而不作的性能，正可肩此重任。于是，國家級重點古籍整理項目——《中華大典》應運而生。

作為按現代科學分類體系編纂的巨型類書，《中華大典》既承續了古代官修類書的優良傳統，同時旨在超邁前修，根據現代的人文科學、社會科學、自然科學、技術科學來分類，強調緯目的科學性、條理性、實用性，以全新視野系統觀照傳統典籍，必將為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傳承和傳播帶來勃勃生機。

西學東漸以來，尤其是進入大數據時代以來，雖然受到了百科全書、辭書以及電子檢索的技術化沖擊和影響，但類書傳統并未式微，而是展現出旺盛的生命力。傳統類書的文獻價值和學術價值尚需系統研討，類書這一體式仍有待于學者的繼續開掘和合理利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