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系國家社科基金重點項目“新發現六朝隋唐石刻文的生成與創作研究”負責人、浙江師范大學江南文化研究中心副教授

改革開放以來，唐代墓志銘的出土速度日益加快，源源不斷地為學術研究提供著新的素材。新出土的唐代墓志銘當在12000方以上，如此眾多的文學作品再次被發現，對于更新我們原有的知識體系，再度認識唐代文學均有較大幫助。

深化對“詩歌王國”的認識

唐朝是“詩歌的國度”或“詩歌王國”等文學命題早已深入人心，但詩歌在唐代到底普及到了何種程度？我們通過新出土的墓志銘會有更加深刻的體認。早慧的詩人童稚時期即能作詩，除了我們熟知的駱賓王、王勃，新出土墓志銘還提供了許多更加生動的實例，有助于我們了解唐詩產生的背景和環境�！堆υ�超墓志銘》記載：“（薛元超）八歲，善屬文，時房玄齡、虞世南試公詠竹，援豪立就，卒章云：別有鄰人笛，偏傷懷舊情。玄齡等即公之父黨，深所感嘆�！毖υ�超幼年喪父，在父親好友房玄齡、虞世南的關切下，八歲的薛元超用五言詩將竹子物質和情感兩方面的功用表達了出來，以喚起他們對其父的回憶。社交需要以詩為媒介，《陽修己墓志銘》記載他與崔融的交往詩：“至如清河崔融、瑯瑘王方損、長樂馮元凱、安陸郝懿，并相友善。嘗遺筆于崔，并贈詩曰：‘秋豪調且利，霜管貞而直。贈子嗣芳音，攬搦時相憶。’崔還答云：‘綠豪欣有贈，白鳳恥非才。況乃相思夕，疑是夢中來。’詞人吟繹，以為雙美�！贝奕谑歉咦�、武后時期的著名文士，“文章四友”之一，從二人的往還詩中可以看出他們的關系較為密切，陽修己通過詩歌與之結交，正體現出詩歌在社交中的重要性。赴任途中會寫詩，《盧廣墓志銘》記載他赴越州任剡縣尉途中曾作詩：“掛席日千里，長江乘便風。無心羨鸞鳳，自若騰虛空。”首句明顯襲自孟浩然《晚泊潯陽望廬山》中的“掛席幾千里”，整首詩表現出的恬淡心理也與孟詩相通，是研究孟浩然詩歌在唐代被接受的重要材料。臨終前也要作詩，《崔文龜墓志銘》記載崔文龜于大中十二年（858）冬染疾，次年三月感覺康復無望，故而對友人說：“予之疾不可為也。前十一月時，賦詠題詩云：惆悵春煙暮，流波亦暗隨。”三日之后，崔文龜即謝世，臨終前的題詩充滿了悵惘和無奈，是詩人心境的真實反映。唐人去世后依然被詩歌環繞，不僅傳世文獻中有大量吊祭和悼亡類詩作，新出土的不少墓志蓋上依然題有挽詩，墓志銘的銘辭也多寫成詩歌形式。大中年間還出現了外觀酷似墳墓的寶塔式銘文，可謂別出心裁：

奉其親，孝且仁

義高九族，禮浹六姻

心不欺暗室，跡不愧明神

宜強壽而貴富，反疾夭而賤貧

瓊樹一枝泉萬丈，邙山之下洛水濱

昔人所歸豈舊阡陌，今爾之葬從先夫人

千秋萬歲后有問此者，曰有唐賢人君子之墳

此外，新出土墓志銘還披露了很多詩人的創作情況，如《崔文龜墓志銘》記載他一生所作的詩歌八百二十首，文章數十篇。《鄭魴墓志銘》說他“為詩七百篇，及陳許行營功狀，思理宏博，識者見其志焉”。其夫人的墓志銘中也說：“公業古詩，寒苦不易，詞人孟郊、李賀為酬唱侶�！贝送�，如《皇甫煒墓志銘》《于汝錫墓志銘》也記載他們一生所寫的詩歌多達數百甚至上千首。雖然這些詩歌均已散佚無存，但通過墓志銘的記錄，我們可以進一步想見唐代詩歌創作的繁盛程度。

揭示經典詩歌的生成路徑

作為應用性文體的典型代表，墓志銘不可避免地體現出程式化的創作特征，很多墓志銘的銘文大同小異，甚至完全雷同。但文學史上的一些經典詩句恰恰由這些相互蹈襲的銘文蛻變而來。

杜甫《春望》中的“感時花濺淚，恨別鳥驚心”因寄寓了作者的感時傷事之情而備受后人激賞。但翻檢新出土墓志銘，我們可以發現，此聯實際上源自墓志銘中經常出現的成句。作于總章二年（669）的《李夫人墓志銘》銘文中有“看花落淚，聽鳥心驚”一句，初盛唐時期很多墓志銘的銘文都承襲了此文，如同作于本年的《趙□□墓志》，作于總章三年（670）的《劉賢□墓志銘》《王□□墓志銘》，作于咸亨元年（670）的《趙夫人墓志銘》《索行墓志銘》，作于咸亨四年（673）的《任君并夫人孫氏墓志》，銘文中均有“看花落淚，聽鳥心驚”一句。作于垂拱元年（685）的《張護墓志銘》，銘文略加修改，作“望峰落淚，聽鳥心驚”，但依然沿襲了李氏墓志。杜甫出生于先天元年（712），這些銘文在杜甫出生前已廣為流傳。據墓志銘，李夫人等均葬于洛陽周邊的偃師、邙山等地，與杜甫出生地鞏縣毗鄰，杜甫應當見過相關墓志，并將之點化成“感時花濺淚，恨別鳥驚心”，從而成為膾炙人口的名句。

李清照《夏日絕句》中的“生當作人杰，死亦為鬼雄”也同樣源自唐代的墓志銘。張說《贈涼州都督上柱國太原郡開國公郭公碑》中已有“生為神將，死為鬼雄”的銘文。新出土《辛恭墓志銘》銘文中云“生為人杰，死作鬼雄”，《劉景嗣墓志銘》更進一步作“生作人杰兮死為鬼雄”。李清照詩歌與此極為接近，其夫趙明誠收集了大量的唐代石刻資料，并撰有《金石錄》，李清照曾為之作《后序》，她應該見到了類似的銘文，并將其踏雪無痕地化用到了《夏日絕句》中。

糾正對著名文學家生平的誤載

見諸各文學史的著名詩人，如王之渙、韋應物、李益、姚合等人的墓志銘均已出土，他們的生平履歷、姓名字號和生卒年月都可借此加以訂正或補充。如韋應物的表字，傳世文獻中從未見記載，但根據其墓志銘，我們可以獲知當為“義博”。又如姚合的生卒年，國內外各種文學史多記作“約779—約849”，但根據其墓志銘，我們可以確定為777—842年。

不僅如此，一些與之交往密切的詩人的生平事跡也可據之加以厘清。如與姚合并稱“姚賈”的賈島，生卒年歷來有歧說，大多數學者依據《全唐文》所收《賈司倉墓志銘》推定他生于大歷十四年（779），卒于會昌三年（843）。

賈島去世后，好友姚合曾作《哭賈島二首》以悼念，第一首中說“曾聞有書劍，應是別人收”，已暗含無人繼其衣缽之意。第二首中又說“有名傳后世，無子過今生”，更是契合賈島身后無子的身份。從版本源流方面來看，此詩應為姚合所作無疑，故賈島當先于姚合去世。據《姚合墓志銘》可知姚合卒于會昌二年（842）十二月，則賈島不可能卒于會昌三年，因此我們不得不對《賈司倉墓志銘》的準確性重新進行審視。墓志銘記載賈島“會昌癸亥歲七月二十八日終于郡官舍，春秋六十有四……痛而無子，夫人劉氏，承公遺旨，粵以明年甲子三月十七日庚子葬于普南安泉山”�？此谱溆跁�昌三年，葬于會昌四年。但實際情況并非如此，我們認為，賈島應去世于會昌二年，次年家屬持行狀（即墓志銘的藍本）請蘇絳撰寫墓志銘，蘇絳受到行狀中“明年”二字的誤導，將下葬的前一年當成了賈島的去世時間。另據《新唐書·賈島傳》，賈島“會昌初，以普州司倉參軍遷司戶，未受命卒”。唐武宗會昌年號共延續了六年，若賈島會昌三年卒，當不能稱“會昌初”，會昌二年則可，將賈島的卒年定在本年恰能與《新唐書》的記載相吻合。實際上，王安石編選的《唐百家詩選》也明確記載賈島“會昌二年卒”。王安石生活的時代去唐未遠，當有所依據。唯有如此，姚合卒于會昌二年十二月二十五日，后于賈島五個月，他才有可能創作《哭賈島二首》。因此，賈島的生卒年應定為778—842年。

類似的情況時有出現，如《文苑英華》所收李邕撰《臧懷亮神道碑》，將其去世時間記作開元十七年（729）八月，并說“以明年七月卜地于白鹿原”。據此臧懷亮當卒于開元十七年，葬于第二年。但新出土顏真卿撰《臧懷亮墓志銘》明確記載懷亮以開元十六年八月廿一日薨于西京平康里之私第……開元十八年十月廿四日，禮厝于三原縣之長坳”�？梢婈皯蚜寥ナ烙陂_元十六年，葬于開元十八年。李邕之所以誤將臧懷亮卒年記作開元十七年，亦是受到“明年”的誤導，將臧懷亮下葬的前一年，即開元十七年當成了去世時間。由這個實例，亦可進一步佐證賈島應卒于會昌二年，葬于會昌四年。

新出土墓志銘已經提供了足夠多的材料可以對文學史的某些側面進行改寫，假如將研究視野拓展到全部的出土文獻，文學史或可呈現出另一副面貌。但令人遺憾的是，相關信息依然未能在各類文學史中得到快速更新，如何將考古發現的新成果及時傳遞給公眾，還有很長的路要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