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子道德經》馬王堆帛書注評（漢斯·格奧爾格·穆勒1995年版）。資料圖片

作者：朱宇博，系國家社科基金項目“《老子》在德國的譯介傳播及其與德國哲學呼應式對話研究”負責人，戰略支援部隊信息工程大學講師、上海外國語大學博士后

如何才能將地域遙遠、差異巨大的各種文明聯結起來，形成休戚與共的人類文明共同體？從《老子》西傳德語世界近兩百年的歷史及其產生的巨大影響來看，我國傳統文化在推動文明碰撞對話、互鑒融合的過程中發揮著重要的紐帶作用。

每四個德國人手中就有一本《老子》

《老子》外譯走出國門始于1750年前后，起初由傳教士譯成拉丁文，后又陸續被譯成法文、英文、德文等。根據瓦爾福2010年《西方道教書目》統計，截至2010年，《老子》的各種譯本涉及36個語種，共計643部。其中德譯本104部，僅次于英譯本數量。

從1827年德國哲學家溫迪士曼由法文轉譯《老子》中的四章算起，德語世界的《老子》譯介至今已歷時近二百年；若從1870年首個德文全譯本施特勞斯譯本誕生算起，這一歷程恰好經歷了一個半世紀。近二百年間，德語世界優秀的《老子》譯介成果層出不窮，即使在希特勒統治時期，流亡海外的德國學者們也在這一領域筆耕不輟。自20世紀90年代以來，《老子》的譯介傳播呈現多元化發展的趨勢，譯介主體和讀者群體日益多樣化，逐漸深入普通大眾的生活，形成了今天“幾乎每四個德國人手中就有一本《老子》”的盛況。

對《老子》中豐富的漢語意象進行靈活處理

《老子》在德語地區得以廣泛傳播，并具有如此長久的生命力，不外乎兩方面原因：

其一，譯者會通中德。例如，神學家施特勞斯不僅具有深厚的德語文學、哲學功底，而且精通古漢語。他的譯文精煉準確、形神兼備，翻譯水平極高，且附有詳盡注釋，便于德語讀者理解。俄國作家列夫·托爾斯泰的《老子》俄譯本就是據此譯本轉譯而成的。傳教士、漢學家衛禮賢在青島傳教期間拜晚清京師大學堂總監勞乃宣為師，國學底蘊深厚，主張從中華傳統文化視角翻譯中華經典。他的譯文既保留了原文的詩性韻律，又準確傳達了老子的哲學思想，一直以來都是中德學者研譯《老子》的必讀佳作。

其二，譯文入鄉隨俗。《老子》原文語義深奧、晦澀難懂，若一味追求對原文的忠實，必然會造成另一種文化之下的德語讀者讀不懂、不愿讀、無人讀的后果。因此在盡力忠實于原文的原則下，兼顧入鄉隨俗的策略，是《老子》德譯本獲得成功的重要原因之一。例如，施特勞斯將老子之“道”詮釋為耶穌基督，盡管這與他作為神學家的認知局限有關，但這一詮釋本身既順應了19世紀末基督教會試圖拯救日益衰落的基督教神學的主觀需求，又使得當時的德語讀者能夠較為容易地理解和接受老子的哲學思想。衛禮賢譯本能夠迅速在德國乃至歐洲掀起“道家熱”，一方面因為老子的哲學思想在一戰后成為治療歐洲人精神創傷的一劑良方；另一方面因為衛氏借用歌德的《浮士德》中，浮士德翻譯《約翰福音》時使用的兩個術語SINN（意義）和LEBEN（生命）來翻譯老子的“道”和“德”，巧妙地將基督教神學典籍、家喻戶曉的德國名著、中國古典哲學聯結起來。

此外，譯者們對《老子》中豐富的漢語意象進行了靈活處理，也是掃清中西認知差異障礙的重要策略。比如有的譯本將“眾妙之門”“玄牝之門”的“門”譯成Schoβ（懷孕女性的腹部），有的將“萬物之母”“以為天下母”的“母”譯作Ursprung（起源），將“是謂天地根”“深根固柢”的“根”“柢”譯作Grund（基礎）、Ursprung，將“為天下谷”的“谷”譯作Talniederung（山谷之低）等等。這些例子或將德語讀者無法理解的意象換成德語中具有相似象征意義的其他意象，或者干脆把原文意象的象征意義直接翻譯出來。這樣入鄉隨俗的翻譯策略，解決了兩種文化背景之下語義不對等的問題，便于讀者理解，也更利于譯本的傳播與接受。

老子對德語地區學者的思想啟發

老子的哲學思想是眾多德語文學家的靈感源泉。德國小說家、散文家德布林的中國小說《王倫三跳》以老子的“無為”思想貫穿全文，推動主人公王倫命運的三次跳躍，體現了他對老子“無為”思想辯證性的深刻認識。德國戲劇家、詩人布萊希特在詩歌《為格林樹晨禱》（1921）中描寫樹因順從而生存于風暴之中，在詩歌《鐵》（1953）中以颶風中鐵支架的“堅而毀滅”反襯木支架的“曲而幸存”，這些都與西方文學中樹和木一貫的隱喻意義大不相同，而是運用了老子柔弱勝剛強的哲思。他還在《四川好人》《大膽媽媽和她的孩子們》中引用莊子的“材患”之說，體現老莊有無相生的哲學思想。諾貝爾文學獎獲得者黑塞不僅在作品中多次提到他與老子的結緣及對老子的推崇，而且將老子對立統一的哲學思想大量運用于自己的作品中。例如《德米安》（1919）中主人公辛克萊爾對善與惡、神與魔并存于一體的領悟，《內與外》（1917）中埃爾文說出我們的世界由諸多對立的彼岸構成，《悉達多》（1922）中以河水的意象闡釋了靜止與流動的對立統一。

德國哲學界對《老子》的關注更甚。從《老子》德譯本尚未誕生之時康德對老子學說的堅決抵制，到黑格爾、謝林、馬丁·布伯等對老子哲學思想的批判接受，再到海德格爾、雅斯貝爾斯對老子的推崇，都彰顯《老子》在德國哲學領域舉足輕重的地位。西方現代哲學的開創者尼采與距他2400年的中國哲人老子關注過不少相同的問題，并且有許多異中存同的觀點。比如，兩人對世界本原的論述雖然分別使用了完全不同的核心概念“權力意志”和“道”，但二者作為推動萬物發展的內在動力有異曲同工之妙，且具有永恒輪回與循環往復的相似屬性。此外，尼采的“超人”說與老子的嬰兒意象都是循環往復、永恒輪回的初始狀態，即“既是起點，亦是終點”。海德格爾的存在主義哲學亦受到老子的極大影響。他曾嘗試與中國學者蕭師毅合作翻譯《老子》，并且在多部哲學著作以及書信和演講稿中直接引用《老子》章句原文，還對老子的“知其黑，守其白”“無”“道”等章句和概念做出自己的闡釋。

“他者”與“我者”的有機結合

盡管《老子》德譯本大多出自德語地區學者之手，但我國學者也并未缺席它的譯介傳播。早在1911年，中國留學生周沐希（Muxi Chou音譯，德文名Moses Chin）就在柏林大學完成博士論文《有關老子及其學說的批判性思考》，這是德語世界首篇研究老子哲學思想的博士論文，受到德國漢學家哈尼士的高度評價。1955年在法蘭克福和漢堡出版的庫登霍夫譯本是由林語堂的英譯本轉譯而成。《老子》版本眾多，德語地區的《老子》譯介一直以來主要參照王弼通行本或河上公注本。1973年長沙馬王堆出土《老子》帛書甲乙本，1993年湖北荊門郭店楚墓出土《老子》竹簡本，這兩個年代更早的版本在海外引起了巨大轟動，并在德國學界掀起新的“老子熱”。2008年，中央黨校哲學教授侯才的德文著作《郭店楚墓竹簡〈老子〉校讀》在明斯特出版，該著作是我國學者主動譯介中華典籍的杰出代表作，向德語讀者系統展現了竹簡本《老子》的全貌。

中華典籍作為中華民族文明的代表性符號，理應作為向世界“講好中國故事”的重要載體，而翻譯則是使之成為載體的重要手段。縱觀《老子》德譯史，成就斐然，亦存遺憾。“他者”視角下，譯本中仍有不少與《老子》原著不符之處。在這種情況下，我國學界在典籍外譯乃至文化傳播的過程中，首先應當掌握話語權，發出自己的聲音，主動作為去講中國故事；其次應當大力開展對既有漢籍外譯成果的研究，總結經驗教訓，取長補短，為今后的典籍外譯、重譯、譯本修訂等工作提供理論依據和實踐指導，有理有據地講中國故事；最后應當注重“他者”視角與“我者”視角的有機結合，將我國典籍譯成其他文化背景的讀者讀得懂、愿意讀、有共鳴的作品，向全世界講好中國故事。

總之，漢籍外譯工作者身為中外文化溝通的橋梁，肩負著時代賦予的重大歷史使命。如何使中華典籍承擔起讓世界了解中國、理解中國、認同中國的時代責任，典籍外譯任重道遠，亦大有可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