復旦大學李劍鳴主持完成的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項目《美國早期政治文化的演變研究》（項目批準號為：12ASS001），最終成果為專著《美國建國時政治文化的主流》。課題組成員有：董瑜、周學軍、蔡萌。

一 研究的目的和意義

20世紀60年代，美國歷史學家引入政治文化的概念，拓展美國政治史研究的領域和視野，取得了不少引人注目的成果。在國內近期的美國史研究中，也有人開始嘗試政治文化的路徑，帶來了富有生氣的新氣象。該成果即采用政治文化的研究路徑，力圖從美國建國一代的內在經驗入手，描繪美國建國歷程的復雜多樣的圖景。這種研究同一般的政治制度史或政治思想史的最大不同之處，在于力圖從政治行動者的價值取向、思維方式和情感態度著眼來理解政治行動，闡釋政治制度和權力運作的思想邏輯。

美國革命史無疑是美國史研究的經典課題，已出的論著可謂汗牛充棟，后來的研究者要獨出機杼自然十分不易。不過，眾多的研究和紛紜的解釋，早已將過多的內涵和期待加之于美國革命，從而掩蓋了一個基本的事實，即美國的建立原本是一場獨立戰爭的結果。該成果試圖從歷史當事人的觀念和視角出發，把美國革命還原為一場以建國為核心目標的政治革命，并把由此建立的新國家體制視作現代民主的雛形，將民主的意識形態的形成看成美國建國時期政治文化的主流。

以往關于民主的研究，經常帶有某種“化約論”或“印象主義”的傾向，把現代民主的形成說成是某些民主理論指導下的產物，或視之為少數精英領導人的“豐功偉績”。該成果基于豐富的材料，遵循嚴格的歷史主義路徑，試圖說明現代民主是在復雜多變的歷史語境中形成的，是民眾和精英博弈的產物；而且，民眾主義和精英主義的較量，在很大程度上塑造了現代民主的形成方式和最初特征。該成果還提出，從政治文化著眼有助于更深入地理解現代民主的內涵和意義。目前國內已有多種版本以著名理論家為主角的歐美（西方）民主思想史，但還缺少從歷史行動者的角度闡釋民主的理念和意義的嘗試。

二 成果的主要內容和重要觀點

美國革命初起之際，當時人們對于民主一詞并不陌生。但是，民主作為一種實際存在的政體和國家治理方式，不僅已被歷史的塵埃掩埋達兩千余年之久，而且因歷代精英的不斷抨擊而背負著可怕的惡名。現代第一批重新思考民主意義的人，是英國革命時期的“拉平派”和激進的輝格派。不過，他們倡導的以人民的權力來改造英國政治的努力，只是曇花一現。一百多年后，當北美殖民地決意脫離母國之際，一批激進的民眾主義者重新發現了民主的價值和意義。他們高揚人民主權的旗幟，反對身份等級和各種特權，抨擊君主制和貴族制，追求政治平等和自由，倡導建立簡單易行、直接依賴于人民并受人民控制的政府，由此掀起一場席卷新大陸的民主運動。在1776年相繼制定的各州憲法中，民主的訴求留下了或深或淺的印記。在戰爭和革命的暴風疾雨中，民主身上的歷史塵垢受到沖刷，初步完成了價值上的“翻身”。在此之前的千百年中，民主一直遭受詬病乃至咒罵，被貼上“最卑劣的政體”的標簽，被當作動蕩、無序和災難的代名詞。革命時期的激進主義者公開倡導民主，并力圖以此建立各州的新政府，這首先意味著民主的“去污名化”。自此以后，民主逐漸由惡劣政體變成了優良政體，從必須消除的邪惡變成了值得爭取的目標。

更重要的是，美國革命者在種種機緣的促成下，悄然不覺地改造和擴展了民主的定義。換句話說，美國革命者并不是簡單地復活了古代的民主，而是力圖在新的社會政治語境中重新界定民主。無論是激進主義者還是溫和的共和派都承認，以美國幅員之廣，人口之多，社會差異之大，公共事務之繁雜，絕無可能直接采用古代雅典那種公民大會決策的體制，而必須借助于代表制來落實人民主權。誠然，正是在代表制的問題上，激進主義者和溫和的共和派之間發生了尖銳的分歧。前者把代表制看成人民無法親身集會的不得已的替代機制，力主在原則和制度上盡可能地接近古代民主；后者則宣稱代表制極大地優越于公民大會，極力用貴族制和君主制的元素來改造民主，借助代表制來實現以人民主權為合法性基礎的精英統治。盡管如此，當時政治文化的主流把代表制引入民主之中，相信人民的權力由人民親自行使固然是民主，而人民的權力由人民選擇的代表來行使也是民主，只不過是一種歷史上不曾有過的新型民主。當時人們把這種新型民主稱作“代表制民主”。他們進而宣稱，代表制民主既繼承了古代民主的原則和精神，又避免了它的不便和弊端，是一種更為可取的優良體制。他們傾向于把以公民大會為核心機制的古代民主稱作“純粹的民主”（puredemoc-racy）或“完全的民主”（perfect democracy），而把人民代表行使權力的民主叫作“代表制民主”（representative democracy）或“采用代表制的民主”（democracy by representation）。

不過，美國建國時期民主概念的這一轉化和擴展，并不是少數思想家在書齋里用鵝毛筆來完成的，也沒有呈現單線演化、同聲和氣的局面。民主概念的演變乃是多種社會政治力量追求民主的產物。在這個時期，多種多樣的群體和個人起來反抗英國和殖民地時期留傳的等級秩序和特權體制，長期通行的政治倫理和價值準則遭到顛覆。從基層社會到州乃至整個聯盟，各級政府均建立在基于自由而經常的選舉的代表制之上，世襲的、壟斷性的權力大體上被逐出了公共政治領域。革命的政治文化普遍貶斥君主制和貴族制，把一切非共和主義的權力關系都視作奴役和壓迫。迅速興起和盛行的社會風氣貶斥奢華，推崇樸實和節儉的生活方式，矮化貴族和精英，抬高普通人的地位。這種政治文化氛圍和價值取向，構成重新“發現”民主的語境，也為民主在價值上的翻身準備了有利的條件。

同時，革命一代對于民主有著不同乃至相互沖突的理解，大體上出現了精英主義和民眾主義兩種取向。那些看重權威、法律和秩序的精英共和主義者，普遍懷疑普通民眾的政治素質和能力，以歷史上民主的消亡來否定民主的意義，采用自由和平等的話語來闡釋精英共和體制的合理性與必要性。他們在不得不采用民主的語言來為自己的主張辯護時，也十分精巧地把民主說成人民讓渡權力的機制，刻意把代表制而非人民主權作為美國革命的最大政治創舉。但是，那些更注重自由、平等和公共參與的民眾主義者，則堅持從嚴格的人民主權出發來詮釋民主的意義，強調以人民的權力為基石來構建新的統治體制，使政府依賴于人民并接受人民的控制，把代表制視為人民無法親身決策的權宜之計，相信越接近民主本義（人民的統治）的體制就越具有合理性。這些激烈的觀念分歧及其所反映的權力斗爭，使得初步成形的現代民主帶有精英和民眾共治的特點。

在擴展和重構民主概念的過程中，美國建國一代在政治文化上取得了三方面的突破。首先，他們在觀念、制度和運行方式上對現代民主與古代民主做了相對明確的區分。激進主義者雖然意識到古代民主必須經過改進才能適應當前的狀況，但他們仍然堅信，一種政體只有在原則、制度和運行方式上盡可能接近古代民主，才是真正的民主。溫和的共和派則認為，現代民主若要穩固長存和有效運行，就必須遠離古代民主，因為古代民主在原則上是錯誤的，在制度上是粗糙的，在實踐上則是失敗的。盡管有這種觀念和態度的分歧，但是革命一代普遍意識到，在美國所能實行的民主，絕不可能是古代民主的簡單翻版。在革命一代的觀念中，把現代民主和古代民主區分開來的根本標志，就是代表制。無論對古代民主持何種態度，革命一代大體都能接受這樣一個基本事實：以美國的自然條件和社會狀況，古代雅典那種人民親身集會來治理的方式是絕不可行的，而必須借助于代表制這一中介。于是，在判斷政體的民主性時，對代表制的理解就成為一個核心要素；在對民主化的追求中，改進代表制也就成了核心的目標。

其次，在民主的概念發生變化的同時，共和政體的概念也出現了現代轉向，與古典共和主義的差別變得越來越顯著。在觀念的層面，這種新的共和政體的合法性來自人民主權，并以自由、平等和公共福祉為宗旨；在制度的層面，這種新的共和政體剔除了世襲和特權，把立法機構和執行機構完全建立在選舉性的代表制的基礎上，由此突破古典共和制只能行之于狹小國家的瓶頸，使之能用于治理大型國家。在無形中，這種新型的共和政體就與代表制民主趨于重合。那些堅持用共和主義來界定美國革命理想的人，同那些熱切追求現代民主的人，在觀念和話語上也就進入了一個大致相同的系統。于是，“民主”和“共和”這兩個在淵源、脈絡和含義上均有顯著不同的概念，在美國建國時期的歷史語境中變成了同義而可互換的詞匯。

最后，美國建國時期的民眾主義者致力于調和民主與自由的關系，力圖把民主變成最有利于維護自由的體制。在多數精英領導人看來，唯有由具備美德、知識和理性的精英所主導的共和政體，才是最有利于維護自由與安全的體制。但是，激進主義者和民眾代言人則認為，人民最了解自己的利益和需求，他們不會自己壓迫自己，因而只有人民主導公共事務和控制政府權力，才能防范壓迫，維護自由。這就無異于把自由和人民主權聯系起來，把民主當作最有利于自由的體制。按照一般的見解，民主是一種多數人統治的政府形式，而多數人統治則往往帶有淪為壓迫少數人的暴政的風險。但是，在革命時期那種以自由和權利為核心價值的政治文化中，任何侵害和壓迫少數人的舉措，無論由什么人所做出，也無論采用何種名義，都有可能受到防范，或至少能得到糾正。可見，后世學者所謂“民主與自由的悖論”或“民主的暴政”的命題，在美國早期激進主義的政治文化中是根本不成立的。

誠然，用當今民主的標準，特別是民主的規范性指標來衡量，在美國革命時期，公共政治中還存在多種多樣的排斥性習慣、制度和機制，實際施政過程仍由少數精英所主導，普通民眾的公共參與在規模、方式和程度上都存在限制，他們對公共政治和決策過程的影響也有很大的局限。這就是說，美國建國時期形成的現代民主，還是一種有待“民主化”的民主。

三 成果的價值

該成果最大的學術價值，在于比較清晰地梳理了美國建國道路所依憑的政治價值和思想邏輯，拓展了考察現代民主形成史的視野，有助于提升國內美國早期史的研究水平，增強與美國史學界的學術對話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