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開大學歷史學院王曉欣主持完成的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項目《元公文紙印本〈曾修互注禮部韻略〉紙背所存元代戶籍文書的整理與研究》（項目批準號為：13BZS033），最終成果為專著《元公文紙印本〈增修互注禮部韻略〉紙背所存元代戶籍文書的整理與研究》。課題組成員有：鄭旭東、魏亦樂。

該成果由前言、整理凡例和紙背掃描圖版篇、紙背錄文整理篇、紙背公文研究篇組成。其研究意義、最終成果學術價值及特點如下。

一 元代紙背公文書資料發掘和整理的一次突破

公文紙印本，指中國古代利用當時廢棄的公牘紙張，在其背面再次刻印成其他書的一種古籍。此類書在宋、元、明開始流行，因其中主體是公牘官冊，從20世紀后期開始，學界統稱其為“公文紙印本”。由于所出時代在版本學上的地位，傳世至今的公文紙印書即使不計背面原有文字，本身也基本均為善本。而背面留存的公牘均為原始的第一手資料，對史學研究更顯珍貴。近年來多有版本目錄學者呼吁重視對公文紙印書的利用和重視，但目前被較充分利用和研究者不多，且主要集中在宋代。宋代公文紙印本的刊布有其特殊處，其底本均為蝶裝，書背內容易于識讀，今人影印也較為便利。而元以后包背裝興起，之后又線裝大行。后世對開膠破散的包背裝書的修補也多采取線訂。線裝不拆無法窺得紙背全貌。由于善本難得及收藏者和圖書館的刻意保護，現存大部分為線裝的元以后公文紙印該成果中的背面內容就甚少為外界所知及利用了。除了20世紀日本學者曾少量利用外，迄今元代公文紙印該成果尚未有任何一部進行過完整整理和研究的論著問世。該成果是國內目前較為完整掃描后進行整理并研究的元代紙背公文書資料。

《禮部韻略》是中國音韻學史上一部有名的韻書，為宋仁宗時期修訂的官方用韻標準書，也是指導科舉詩賦用韻的重要工具書。元代此書的這種作用仍然延續，元重開科舉后規定：“鄉、會等試許將《禮部韻略》外，余幷不許懷挾文字”，可見其是當時士人唯一可以帶入考場的書，為士子所必備。《禮部韻略》在金、南宋時多有修訂和增補本問世，分為南北不同的韻系。其中《增修互注禮部韻略》是南宋時增補《禮部韻略》的南方韻系的代表，在南方士子中和元后期影響最大，故坊間爭相傳刻，刊本甚多。有學者統計，此書流傳至今的有宋本、元本、明本共14種版本。巨大的社會需求量，可能是其中出現用公文紙刷印版本的重要原因。

《增修互注禮部韻略》，南宋毛晃增注，毛居正重增。上海圖書館藏元公文紙印本，先為清代怡親王府舊藏，后為潘氏滂喜齋藏。潘祖蔭的《滂喜齋藏書記》云：“其紙為元時戶口冊，書即印于紙背，諦視之皆湖州路某縣某人云宋民戶至元某年歸順，則湖州官庫本也。”該《藏書記》據此斷言此書為元刻本，但現代學者根據其書刻工皆為南宋人，書中避宋諱等證據確定其為宋刻板元公文紙刷印本。是書開本宏闊，五卷六冊，今為線裝，襯紙與訂線較新。卷首為毛晃序，為清安樂堂補鈔（補鈔紙為新紙，從第一至十葉）。除卷首外無修版痕跡，內葉間有斷板，然不多。書中從十一葉開始正文幾乎每頁背面都有元文書。基本分條記錄。紙背原公文面均為小楷書，與正面刷印文字同一方向。其戶口登記格式使得行距很寬，加上楷書字小，使得后來另一面刷印時不易受到太大影響。元代在另面刷印韻書時，這批公文在地腳處裁邊，有少量條目有字被裁下，但所裁下的字幷不多。個別冊中少數頁張反面有較大塊漫漶頁面。冊三葉47，紙張的上半部分空白，戶籍登記從中間開始，殘缺后半部分內容。但這僅是個別現象，總體上文書的完整度較好。

該項目還與上海圖書館合作，將館藏古籍善本《增修互注禮部韻略》（館藏號754016—21）線裝全部拆開，完整掃描復制紙背并制成電子圖版。是為國內圖書館中第一次拆開善本線裝書對紙背文獻的全面掃描。掃描后紙背史料湖州路戶籍文書研究呈現的紙背文書使宋元史學界首次看到大批量的宋元時代的戶籍文冊。項目組按照古文書學通行格式規范，對《增修互注禮部韻略》全部6冊紙背掃描圖版進行錄文、點校，整理出共計900戶元代湖州路戶籍的登錄文書。這是目前為止發現的數量最大的、以往未見的宋元時期的戶籍登記材料，其規模和內容對元史研究而言堪稱珍貴。

二 新發現紙背文書提供了新的研究視野和認識

該成果紙背公文研究篇，涉及“宋元鄉村基層組織和江南戶類戶計問題探析”、“湖州路戶籍登記的文書學分析”、“元代戶籍文書系統的再檢討”、“《增修互注禮部韻略》紙背公文俗字初探”、“數目字人名”多個方面，研究篇對所發現的這批紙背資料進行了文字學、文書學、人名學、歷史學方面的深入分析和考論，提出了一些新的看法。

（1）從完全依照其原有版面的錄文可以看出，至元時期元代戶籍登記已有相當嚴格的記錄格式，有完整固定的頂格、抬頭、空行等。登記均以戶為條。一條完整記錄下的人戶，第一行頂格記戶主姓名及籍貫居住所在、宋時職業和應役類型、歸附元朝年月、部分在元代發生的職業和應役變化；第二行退2格記家口總計口數；第三、四、五后各行退相應格記本戶男性口數、成丁口數、成丁男姓名、年齡不成丁男口數、姓名、年齡，本戶女性口數、姓名、年齡等；此后退2格記事產，下行依次記本戶田土數目、本戶房舍間數；孽畜等；最后一行記本戶營生。一戶登記內容，一般都是從“一戶”戶主信息開始，至“營生”結束。這些內容使我們第一次較完整地看到元朝江南地區戶籍登記的總體面貌，對進一步認識元代江南戶籍調查和土地登記的詳情非常有用。元代滅宋后何時進行江南戶籍登錄，如何登錄，以往沒有直接資料。由紙背所見湖州路戶籍資料時間記錄看，由其登錄有具體格式和各項具體戶籍事產的全面集中性看，很可能就是至元二十六年江南籍戶的登記冊或至少是登記草冊（戶籍冊稿本）。從戶籍登錄的完整性判斷，從元滅宋后至元二十六、七年開始大面積戶口土地調查的十幾年間，元廷江南一些地方的官員已經在原南宋簿籍之外按元代的體制進行了新的登記了。

（2）至元二十六年籍戶后，對已登錄的戶籍資料是否有補充修訂，以往沒有資料。有看法認為戶籍冊攢成后很快被棄置不用，根據戶等重新編排戶籍冊而成的鼠尾簿，就是實際上的戶籍冊子。該成果認為元代北方鼠尾簿主要以差發派役功能為主而不考慮人丁，是稅役文書；而湖州路這種南方的冊子重點在定人戶的司法功能，是戶籍文書，兩種不同是明顯的。根據湖州路戶籍文書記錄，戶籍冊修成后有修訂和補充。

（3）從宋經元至明，戶籍文書系統資料零散缺乏，諸如手狀、戶帖、各類型戶籍冊的關系和發展脈絡一直不清楚，本資料提供了尤為珍貴的研究數據，這個斷開的鏈條現在可以初步接上了。首先，由于登錄的人戶大多是由南宋“歸附”而來，對了解戶籍資料亦不多的宋代戶籍面貌有很好的參考意義。其次，從湖州路戶籍文書結合其他資料可得出結論：元代手狀由百姓自行填寫，呈交官府提供家庭人口、事產等信息；官府據手狀匯總攢造戶籍冊；戶籍冊造成之后，官府頒發給百姓的戶籍證明文書為戶帖。如將本資料戶口登記格式、內容與明初頒行的“戶帖”對比，又可以看出明初戶帖也是承襲元代的。

（4）湖州路登記資料給我們提供了元代江南具體地區內地方基層體制變化的較完整面貌。其戶籍的地區登記和基層記錄表明，元代南方基層組織除繼承南宋的鄉都保之外，有些地區在元代還有改制。元代江南亦并非全是都保制。湖州路鄉之下還設有“扇”、“管”等建置，并終元一代實行。

（5）宋代在主客戶之外有種類繁多的戶類戶名，元代則實行名目繁雜的諸色戶計制度。湖州路戶籍冊頁中的戶籍戶類名目甚多，為了解江南地區從南宋戶類向元代戶計制度的轉型提供了重要的觀察數據，可以在湖州路戶籍文書中看到宋戶類和元戶計的交叉和過渡。如各戶籍中的“營生”，似乎是元代原南宋地區歸附后特有的登記類目。現存如黑水城戶籍文書的一些殘片和其他元代文獻中看不到這一項內容。可能來自南宋的格式。湖州路戶口登記中出現的采捕鷹房戶、軍戶、儒戶、站戶、醫戶、驅口等名目及對這些戶計的撿括和管理記錄，則反映了元代戶計和宋代戶類的不同及元代戶計制在江南的推行過程。

（6）關于宋元及明初百姓的取名，特別是數目字人名，有多位學者曾撰文專門做過研討，但以往討論一直未有一個直接的大批量宋元姓名資料能對此予以確證。元湖州路戶籍冊中大部分的百姓（達數千人）人名都帶數字，這是數目字人名前所未有的完整例證。宋元是漢字俗字發展的重要階段。本戶籍文書俗字比一般傳世文檔更多，也有許多他處所不見的怪字，所以本批資料也是一部研究宋元俗異字的很好的文字學材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