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系國家社科后期資助基金項目“‘的’的性質與功能”負責人、中國社會科學院語言研究所研究員

“的”是現代漢語中最高頻的詞，說話就要用到，好像稀松平常。但是，從跨語言視角來看，“的”字結構卻非常獨特。

漢語一個“的”字定語的功能，在其他語言中通常分別由領屬語、關系小句、同位語小句、定語小句，甚至形容詞來表達。漢語“的”字定語在中心語前，可是在絕大多數動詞位于賓語之前的語言中，定語都在中心語后。更何況，“的”可以用在從詞到短語，再到句子、篇章的各個層次上，勾連了漢語的組詞和造句。

這樣的特點，使得對“的”和“的”字結構的句法語義性質的探索，有可能深入漢語語法體系的核心，能夠揭示漢語語法體系真正的特點。

印歐語眼光中的“的”。 從明清歐洲傳教士編寫漢語語法書，到《馬氏文通》全面引進“泰西葛朗瑪”，在建立漢語語法理論體系的同時，也形成了根深蒂固的印歐語眼光，習慣于把固有的印歐語言研究的術語體系，轉手套用到漢語現象之上。

印歐語眼光最直接的表現，是貼標簽。看到漢語里有“我的（書）”，就給“的”貼上領格標記的標簽；看到“好的（書）”，又給貼上一個形容詞詞尾標簽。而印歐語眼光最根本的癥結，是動詞中心說，認為漢語的句子結構，同樣也是以動詞為核心、以論元結構為主干，并且在此基礎上，漢語也有一套圍繞動詞產生的高度語法化的語法范疇。所以，有人給“我昨天到的北京”中的“的”又貼上一個時體標記的標簽。真可謂：“印歐眼光何時了，標簽知多少？”

以往關于“的”的句法語義研究留下了很多疑案，一大原因就是受限于印歐語眼光。因而，“的”的研究自然也就成了破除印歐語眼光的主戰場。

“形容詞詞尾”。有一個現在早已被拋棄的觀點，把“好的”“好看的”“要緊的”中的“的”視為“形容詞詞尾”。代表學者是法國漢學家戴遂良。他們甚至根據印歐語中“的”的對應說法區分出十余種不同的“的”。然而這正是印歐語眼光的結果。從母語者最樸素的語感出發，這些顯然都是同一個“的”。高名凱很早就指出，這是“用西洋的語法來解釋中國的語法”，是“以外國文翻譯時所用的外國語法范疇來說明中國語法”，“然而這是不可能的，因為我們明知道各語言的語法是不同的”。

新中國成立前，還有很多人試圖在文字上區分“的”是形容詞詞尾，而“底”是領格詞尾。然而在實際使用中，卻常常是一筆糊涂賬。這不是因為沒有用對，而是因為無法分清。而且，把“底”僅用于領格意義也不符合歷史語料的情況。最終，幾十年的失敗實踐說明，在漢語中所謂形容詞詞尾和領格詞尾是分不清的。在漢語母語者心目中，根本就沒有區分這兩個范疇。試圖“有意的學習西洋語法”以“增加漢語的科學性”，反而給漢語使用造成了麻煩。為了比附西洋語法而臆造出漢語中并不存在的范疇，這才是真正的不科學。

有了這段歷史的教訓，我們更應該警惕印歐語眼光帶來的羈絆。

“關系小句標記”。這是一個歷史同樣悠久的標簽。印歐語以動詞為中心造句，‘I wrote the book.’（我寫了書）可以使用一個關系代詞that，轉變成后置關系小句修飾的名詞短語‘the book that I wrote’（我寫的書）。這個過程，叫作關系化。乍看起來，“的”倒好像是大致對應著that，就被貼上了關系小句標記的標簽。但是，以英語為標準衡量漢語，這正是典型的印歐語眼光。

正視漢語的同類現象，可以發現，“的”的使用范圍遠大于關系從句。很多動詞短語構成的“的”字定語，沒法兒關系化回去，找不到對應的句子。比如，“蚊子叮的包”不能變換成“蚊子叮包”。因為“蚊子叮的”對象是“胳膊”，我們只能說“蚊子叮胳膊”；而“包”是“叮”后產生的結果，并沒有“蚊子叮包”這回事兒。再比如，“兩個人合住一塊兒的客房”“燈光開得最亮的演員”“停車方便的超市”“葉子有毒的草”“集體去旅游的計劃”，這樣的例子數不勝數，都難以做出關系化分析。然而，漢語母語者絲毫不會覺得，這其中的“的”有什么不一樣，理所當然把它們歸入同一個范疇。而且，如果還是以動詞為中心造句的話，上面這些例子可以有多種類型的變換式，按照印歐語眼光，又得分別貼上多種標簽。漢語難道那么繁雜嗎？顯然不是。繁雜的是印歐語眼光，而不是漢語。立足漢語看漢語，以上所有例子都有同一個簡單的變換式，“是”字判斷句：書是我寫的，包是蚊子叮的，等等。這就印證了語感，這些“的”具有“語言單位的同一性”。

關系化分析的另一個困難是，如果堅持“關系小句”說，甚至會導致漢語成為所有語言中絕無僅有的特例。語言類型學經過多次大規模的調查，得出一條跨語言的蘊涵共性：動賓詞序的語言，關系小句一律位于它所修飾的中心名詞之后。但是，漢語相反，“我寫的書”是小句在中心名詞前。唯一合理的解釋，只能是“的”并非“關系小句標記”，那么漢語也就不是特例了。

以上說明，無論是立足漢語看漢語，還是把漢語放在世界語言的變異范圍內做一視同仁的類型學考察，都是破除印歐語眼光的究竟法門。

“時體標記”。“的”還可以用在句子層面。“我昨天到的（北京）”中的“的”，也是印歐語眼光的受害者。看到“的”黏附在動詞“到”后的人把它當成動詞詞尾，看到“昨天”的人把它當成過去時助詞，總之，差不多相當于英語動詞后的‘-ed’。也有人看到了這個“的”和‘-ed’的不同，發現用過去時來概括它的語法意義并不準確，于是又比附上了英語的‘have done’，稱之為完成體標記。還有合二為一，稱之為“時體標記”的。這些觀點本質上沒有什么不同，都不過是盲人摸象、按圖索驥的印歐語眼光而已。

駁斥這一類觀點最有力的工具，還是“語言單位的同一性”。試看，“他是會對你好一輩子的”中有“會”，“我早晚是要找他算賬的”中有“要”，都指向將來，而不是過去。所以，如果不能證明這些句子里的“的”和所謂“時體標記”的“的”有根本差異，那么，“時體標記”說就自然無效。

這個“的”不可能分析為時體標記，這是有著深刻的話語動因的。還是立足漢語看漢語，“我昨天到的（北京）”同樣可以有一個簡單的變換式，“是”字判斷句：“我是昨天到的（北京）”。“的”在這兒的作用是要確認一種活動，而不是報道一個事件，那么當然，這樣的句子里就不需要報道事件所使用的時體手段。這個論斷還有一個形式依據，這些句子的否定形式只能用非事件的否定詞“不（是）”，而不能用事件性的否定詞“沒”：我不是昨天到的（北京）。

除了以上這些，印歐語眼光給“的”的句法語義研究還帶來“準定語”“向心結構難題”等麻煩，限于篇幅，不再詳述。總的來說，都是“主題先行”，覺得印歐語中有個什么東西，漢語也就該有個對應物，然后就拿著放大鏡找，非得比附出個什么來不罷休。

提高指別度。前文先澄清“關系小句標記”，再證偽“時體標記”，方法上都使用了“是”字判斷句的變換式。這恰恰說明了“的”和“是”背后的關聯之深。根本上講，漢語造句不是以動詞的論元結構為中心，而是以向對方表達自己的主觀判斷為基干。因為是主觀判斷，所以漢語句子無論主語謂語都具有指稱性，用“是”；因為著眼于對方，所以時時需要調動對方的注意力，用“的”。“的”的本質，正在于此。

無論“我的書”“好的書”“昨天買的書”“書昨天買的”，其中的“的”都具有“語言單位的同一性”；其前所附單位，都具有名詞性。這是朱德熙先生早就論證了的。可是，朱先生的遺憾在于，他最后的手稿在“關于同位性偏正結構”這部分付諸闕如。沿著朱先生的道路往前走，可以發現，承認這些“的”都是名詞性后附成分，除了“名詞化標記”這個來自于印歐語的選項外，還有另一條通途——提高它前面所附著的語言單位的指別度。

提高指別度，并不等于名詞化。“的”并沒有改變此前詞匯的詞性，只不過“X的”整體上在認知語用層面聚焦了注意力，使之具有充當參照體或者用于判斷句的能力。提高指別度，可以是對于沒有指別度的詞而言，比如“好好*（的）書”；也可以是對于較低指別度的詞而言，比如“紙的書”；也可以是針對詞匯意義中本來指別度就較高的詞，比如“我的書”。跳出印歐語眼光的藩籬，可以獲得概括度更高的結論。

建設平視世界的中國語言學。破除印歐語眼光，并不是排斥西方語言學理論，而是只有在堅持用樸素的眼光看漢語的基礎上，才能更好地應用各種語言學理論，才能講好語言學的中國故事。

“的”的研究史告訴我們，印歐語眼光的破除終將帶來語法理論的更新。朱德熙先生正視漢語自身特點，才能夠恰當運用西來的結構主義方法，建立自指和轉指、同位性偏正結構等根植于漢語的獨特的語法理論。沈家煊先生在引入認知語言學等理論方法的同時，也是堅持擺脫印歐語眼光的束縛，才能質疑“名詞化”的觀點，建立了漢語詞類名動包含學說，為發現“的”的真面目提供根本的理論依據。

在“的”和“的”字結構的句法語義研究中大力破除印歐語眼光，根本目的是要拋棄一種僵化的研究傾向，即以在其他語言的研究中建立的語法概念體系為唯一標準；相反，我們提倡要在尊重漢語事實、探究漢語本來面目的研究中，建立起一套真正屬于漢語自己的術語體系。“只有民族的，才是世界的。”唯有如此，才能建設平視世界的中國語言學，才能為世界語言學奉獻出漢語獨到的發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