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系國家社科基金項目“苗族史詩《亞魯王》文化敘事研究”負責人、貴州師范大學文學院教授；貴州師范大學校長、教授

史詩研究見證了中國學人從“中國為什么沒有史詩”到“建構中國哲學社會科學話語體系”的歷程。南方史詩是中國史詩的重要組成部分，在中華大地上根脈延綿。盡管在時代的洪流中，史詩的傳統形式逐漸消退，但生長于民間，賡續于時間，承繼于空間的南方史詩文化精神仍在這片土地上傳承，并牢固地流淌于人民血脈。

何以安身、為誰立命的社會理想

倉廩實而知禮節，衣食足而知榮辱。自混沌初開、乾坤始基，到生命源起、萬物生長，至人類誕生，果腹溫體成為人類生存的第一考驗。如何在自然世界中取食，如何實現取食的可持續性，成為早期人類的生存挑戰。南方史詩中，多有違反某種禁忌遭致天神發怒，并洪水滅世的敘述，諸如元人類時代，因饕餮盛宴，浪費糧食，人類遭到天神懲罰，唯有懂得珍惜感恩的人才能獲得生存的機會。事實上，以采集狩獵為生的先民，取食艱辛繁復，長期供不應求，直至農耕與畜牧的創造，方才實現了自主擴大種植和養殖數量的愿景，農耕畜牧因此成為人類社會進步的重要標志，“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居，樂其俗”“身也者，天地萬物之本也。天地萬物，末也”“格物，知本也；立本，安身也”，人民吃飽穿暖便可“安身”，反之則必“失本”，在人人皆可安身的社會里，生存權利與尊嚴維護才可得到滿足。

通天文而曉歷法，知時節而勤勞作。農耕效能對天文歷法的依賴遠勝于狩獵采集，因以農耕為主要生產方式，民族積累了豐富的生產生活經驗，創造了地域內的族群歷法，并在史詩中反復強調必須勤勞耕作。諸如哈尼族《伙及拉及》誦唱四季都要勞動生產，“勤勞的人，冬天是備耕的好時節；不要怕冷風像針戳，不要怕冰水裂開手腳，上山砍蕎地，下地開梯田”。傈僳族《創世紀》誦唱，“不干活的不得吃，不勞動的沒酒喝”。苗族古歌唱誦原本沒有糧食，只能生食不會熟炊，要去東球外國的地方尋稻種和栗種，“回到中球的平川，回到中球的曠野；得了稻種啊，神農非常高興；得了栗種啊，神農非常歡喜。才來運算季節，才來選擇時令”，得了稻種之后按照時令節氣耕作，“二月正開著鮮花，把谷種播在寬廣的平地，把栗種撒在平地的邊緣……四月稻苗一片翠綠，五月栗苗一片青青。六月稻栗出穗，七月八月稻栗遍地黃澄”。彝族的歷法亦是如此，告誡族人要搞好農事生產，要知曉時節，“人類盤莊稼，要按節令盤，把年月日分出來，把四季分出來，才好盤莊稼”，早期的時候，“一年十個月，一月四十天”，時節分錯了，“年月分錯了，五谷不成熟”，后來在生產實踐中，更正為十二月，并特別強調每個月都要生產，“一年十二個月，月月要生產”，“坎上種包谷，坎下種蕎子……三月二十日，開地撒蕎子。到了九月土黃天，莊稼盤好了”。

教之于理、化之于情的道德觀念

黑格爾在《精神現象學》里講，教化是個體通過異化而使自身成為普遍化的本質存在。美國當代哲學家理查·羅蒂強調了“教化”的另一重含義，他認為“教化的哲學”所關注的是人的內在精神生活的轉變。在中國，傳統的儒家哲學可以說是一種“教化哲學”，內涵則是黑格爾和羅蒂兩種教化觀念的結合。儒家的教化，旨在為人的存在尋求真實，實現和建立超越性的基礎。它要在人的實有之內在轉化的前提下實現存在的“真實”，由此達到德化天下、天人合一。許慎將“教”解釋為上所行而下所效，即指在上者之感化力，受教化者的個人主體是被動的。“化”含有改變的意義，“教”要通過教育感化，曉之以理，動之以情，實現人的內在轉化。從根本上說，教化是以理性來處理事，教之表現于外，化之活動于內。

南方史詩強調“道德感動”的同時，亦重視硬性規范。孔子的“心安”之為仁的理念，將儒家最高德性與心靈感覺聯系起來，孟子的“四端”之說則更突出地反映了將人的道德情感作為道德的發源起端。表面上看，似乎情與理相反，其實，它們都彌漫著思想的活動，蘊藏著理智的成分。情與理是相互依存相互統一的，一方面，情要向自覺化、理性化靠攏；另一方面，理又必須依靠情轉化成力量，離開情，則理必將陷于空疏枯燥，永不會成為現實的力量。教化不只是邏輯推論，還是情緒狀態，也就是說道德教化是一個非邏輯、非對象化的過程，是感應、感染和傳遞的過程。教化過程，牽涉到自我和他者之間、我與你之間的對應性的或對話性的行為交往過程。此外，教化還具有“親身性”的體驗。教化一定要身臨其境，才會有感化。這種親身介入，雖然并不必然要求自我主體的當下事實在場，但至少要求人們設想自己當下在場，要有自身的覺悟和自得。

南方史詩享有相同母題極為常見，天下一家的觀念也普遍存在，諸如黃帝、蚩尤等中華遠祖的事跡在各民族中多有流傳，他們也被普遍認為是華夏共祖，《山海經·大荒北經》載，“黃帝生苗龍，苗龍生融吾，融吾生弄明，弄明生白犬，白犬生牝牡，是為犬戎”，《大荒西經》載，“黃帝之孫曰始均，始均生北狄”，這表明我國西部和北部各民族的先祖可溯源于黃帝。《大荒東經》又載，“黃帝生禺號，禺號生禺京。禺京處北海，禺號處東海，是惟海神”，可見黃帝與上古東夷各族也有血緣聯系。事實上，南方史詩唱誦內容與民族發展密切相關，承載著民族的價值取向和道德觀念。道德觀念是歷史演進中世代積淀的文化現象，個體的社會道德與倫理觀念共同構建民族的整體意識形態，是文化精神的重要組成部分。社會道德和倫理觀念作為人類社會實現發展的內驅力，在社會秩序的演化中承擔著重要作用。諸如在家庭本位與個人本位的抉擇上，中華傳統文化重視家庭，強調集體主義，主張奉獻精神，建構出穩定的文化體系和道德規范，也創造了中華民族多元一體格局的文化精神。這種文化精神重視血緣、地緣和業緣的有機統一，強調個體成員肩負的責任和義務，鼓勵個體成員在集體中的相互支持和依賴，群體中眾人有強烈的幸福感、安全感和歸屬感。

和實生物、同則不繼的民族性格

南方史詩重“和”。“和”生發于中國古代哲學之辯，古之“大同”是以“和”為基礎，“和實生物，同則不繼”，“和”成了創新和發展的源泉，是萬物生長的基礎，因此“和”不是相同和一致，而是統一體中相互對立方面整合的結果。

同時，南方史詩展現了中華民族不畏艱難、自強不息的生命意志。無論是洪水神話母題，還是射日神話母題，抑或是創世神話母題，都有一種強大的生命力量，并且幾乎在每個民族的神話中都會隨處發現這種不畏艱難、積極進取、戰天斗地、自強不息的民族精神。這種犧牲精神，喚回了人類的進步與和平；這種犧牲精神，弘揚了民族的驕傲與自尊。這種犧牲精神還能深深地滲透在各民族的其他文學形式之中。苗族故事《苗家銅鼓的來歷》，也是這類神話母題內涵的演化。神話中關于獻身的母題往往凝聚著強烈的民族自豪感，體現出不畏艱難的積極進取精神，射日母題中他們克服困難，失敗之后繼續戰斗，在求索之中充滿樂觀與堅韌，以堅強之驅負載萬物，共同鑄造了中華民族的傳統美德。

南方史詩展現了中華民族追求卓越、敢為人先的創新精神。南方史詩蘊藏著豐富的善治內容，在亞魯王文化中，“對方非外敵，原是兩兄長。對方非外姓，確是兩哥哥。不便用武力，只好來退讓”；“黃牛懂規矩，不食水牛鹽。黃牛懂規矩，不食水牛草。黃牛從不讓，水牛來配對”，均是麻山苗族的生活經驗與情感體驗。作為少數民族的精神成果，在歷史的演進過程中，相互構成的中華文化大傳統，以人為本、互助團結、勤儉節約、剛健有為的積極力量促進了文化認同，增強了民族凝聚力，是可跨越地域的民族共性，又在自身的地域范圍內保留著自己的特性，并不斷豐滿，逐漸形成新的文化傳統。拉祜族史詩《扎努扎別》中，扎努扎別面對天神厄莎刁難，計謀層出。如用箬葉疊七層做成帽子抵擋火辣的日頭。太陽被厄莎遮擋后，扎努扎別又去山上找來蜂蠟和松明子黏在黃牛角上，點燃蜂蠟和松明子，天地又見光明。厄莎發大水，扎努扎別就用竹子做成竹筏，將人和牲畜放在竹筏上安全渡過了洪水期，充分展現了先民們不服輸、不氣餒、善創造的探索精神。

綜上，南方史詩70余年的研究軌轍，伴隨本土文化遺產話語體系和理論建構始終，歷經“資料取向”到“資料取向與學科取向并重”的范式轉換，實現“為國證明”的文化自省到“文化建構”的文化自覺，成為在辯論中生長出來的中國學問。史詩文化精神有巨大的包容性，將民族歷史、道德觀念和價值取向融為一體，為新時代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提供了人文精神養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