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人民大學方福前主持完成的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項目《我國經濟結構調整的路徑與梯次研究》（項目批準號為：11AZD037），最終成果為同名論文集。課題組成員有：俞劍、詹新宇、祝靈敏、邢煒、陳光興、武文琪。

合理、有彈性的經濟結構是經濟穩定、健康和可持續發展的基礎。在市場經濟下，經濟結構的變化和調整是由供求兩方面力量共同作用的結果。從供給一方來看，技術變化和制度變遷是推動經濟結構調整的主要力量；從需求一方來看，消費需求特別是居民消費需求變化和結構升級是推動經濟結構調整的主要力量，投資需求只是消費需求的派生需求。在供求對比關系不同的經濟背景下，供求力量對經濟結構調整的作用或重要性是不同的。

該成果側重于從需求方來研究中國經濟結構調整的動因、機制、路徑和梯次等問題，主要是因為中國經濟自20世紀90年代后期由供給短缺性經濟轉變成供給相對過剩型或需求相對不足型經濟，該成果研究了中國居民消費需求增長緩慢、居民消費需求結構變化不能引導供給結構變化以及生產或供給結構變化對需求結構變化反應滯后甚至阻滯的原因。該成果也從供給方，主要是從體制因素對經濟結構調整進行了相應研究。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來，中國經濟結構一直在“失衡—調整—再失衡—再調整—……”的怪圈中循環往復，如何打破這個怪圈，如何使我國經濟結構在供求兩方力量不斷變化中得到動態調整和優化是需要認真研究并加以解決的重大理論和實踐問題。

該成果的主要發現和觀點有六個方面。

1.關于居民消費結構變化對經濟結構變化的傳導機制和彈性大小

居民消費結構升級通過三次產業的投資結構變動來影響經濟增長。理論和經驗數據表明，由城鄉居民家庭消費結構升級引起的產品結構升級和三次產業的投資結構變動推動了我國三次產業結構的優化和升級，而產業結構升級又會促進經濟結構調整和經濟增長。

該成果的實證研究結論如下。（1）從全國加總的回歸結果來看，當產品結構優化提升1個百分點，農業增長率將降低約17個百分點，制造業增長率將增加約9個百分點。當產業結構升級1個百分點，制造業增長率將降低0.15個百分點，而農業增長率基本不受影響。（2）當第三產業投資額與第二產業投資額之比提升1個百分點，農業增長率將增加0.46個百分點，制造業增長率將降低0.91個百分點。（3）當城鄉居民消費的產品結構升級提高1個百分點，東部地區的農業增長率將降低約25個百分點，中部地區的農業增長率降低約14個百分點，西部地區的農業增長率變化并不顯著。當第二產業投資額與第一產業投資額之比提高1個百分點，東部地區的農業增長率不受影響，中部地區的農業增長率將降低2.8個百分點，西部地區的農業增長率將提高0.12個百分點。當產業結構升級提高1個百分點，東部地區和中部地區的農業增長率幾乎不受影響，而西部地區的農業增長率將降低0.4個百分點。（4）當產品結構優化提高1個百分點，中部地區的農業增長率降低4個百分點，而西部地區的農業增長率會提高約1.7個百分點。

2.人口結構、人力資本結構與經濟增長

家庭決定消費、儲蓄和人力資本投資。父母對孩子通用性知識資本投資的多少決定了孩子能夠獲得高收入的概率，而孩子獲得高收入會對其退休后的消費產生影響。家庭的生育決策和人力資本投資決策受到經濟發展進程的影響，即廠商結構的影響，同時家庭的生育決策和人力資本投資決策會影響人口結構和人力資本結構，而人口結構和人力資本結構又會影響經濟增長方式。廠商會根據人口結構和人力資本結構選擇成為白領廠商還是藍領廠商，藍領廠商屬于跟隨型，只有平均利潤沒有創新（或超額）利潤，白領廠商可以獲得創新（或超額）利潤。但是白領廠商對人力資本的要求較高，需要支付較高的工資，而藍領廠商對人力資本的要求較低，需要支付的工資也較低。當一個經濟社會沒有足夠的人力資本存量時，尤其是通用性知識資本存量較少時，藍領廠商就會發展迅速。藍領廠商對人力資本的要求比較簡單，只要體能資本較高就行，而衡量體能資本最簡單最直接的指標就是年齡，所以在我國改革開放之初，出現了中老年下崗職工較多（包括很多買斷工齡的職工），并且再就業困難的局面；另外，當時很多沒有上過幾年學的農村年輕人到城市很容易找到工作。同時，我們也看到，在我國改革開放之初，白領廠商發展速度較慢，原因是當時的通用性知識資本存量不足，受過大學教育的勞動力短缺。隨著改革開放的推進和經濟發展，家庭調整了生育決策和人力資本投資決策，人口出生率下降，人力資本投資增加，尤其是通用性知識資本投資增加，經濟中同時出現新進入勞動力市場的年輕人減少和擁有符合白領廠商要求的人力資本的勞動力增加的現象。由于物質資本存量絕大多數在藍領廠商的控制下，藍領廠商轉化為白領廠商需要一個過程，所以市場又暫時出現了“大學生就業難”和“民工荒”并存的現象。隨著物質資本向白領廠商不斷轉移，上述現象也就沒有存在的基礎。同時由于白領廠商對人口結構和人力資本結構的要求不同于藍領廠商，所謂“人口老齡化”以及“勞動年齡結構老化”等人口學家擔憂的問題不會對我國經濟增長產生多大的不利影響，只要我們適當地提高退休年齡就可以化解這種影響，人口結構和人力資本結構優化升級將成為我國經濟發展方式轉變的新引擎。

伴隨著人口老齡化的進程，要把我國的經濟發展方式由數量（外延）型轉變成質量（內涵）型，我們在繼續重視通過大力發展教育增加通用性知識資本積累的同時，需要更加重視專用性知識資本的積累。通過深化改革和政策支持，大力發展白領廠商，不斷提高白領廠商在經濟活動中的比重。

3.中國經濟結構正在進行的五個轉換

當前中國經濟正經歷著五個轉換，即經濟格局由“供給短缺型”向“需求不足型”轉換，生產方式由勞動密集型向資本、技術、知識密集型轉換，產業結構由“二三一”向“三二一”轉換，發展動力由投資驅動向技術和創新驅動轉換，經濟體制由“半市場經濟”向“全市場經濟”轉換。目前，中國的經濟困局皆是這些轉換的“陣痛”，但這些轉換一旦完成，中國經濟將迎來又一個穩定發展的春天。

4.政府支出結構對居民消費規模和消費結構的影響

該成果使用可加模型實證研究了1978～2006年中國政府支出結構對城鄉居民消費需求的影響，結果發現：政府的行政管理費支出擠出了城鄉居民的消費支出；社會文教費支出則擠入了城鄉居民消費支出；財政支出中的經濟建設費支出對城鄉居民的消費需求在一定范圍內有擠入效應，但超過該范圍則對居民消費產生擠出效應；國防費支出在一定范圍內對城鎮居民消費支出具有擠入作用，但對農村居民消費則有擠出作用。這個經驗研究結果為我國財政支出結構調整、提升居民消費及擴大內需，提供了明確的啟示。

我們通過比較分稅制前后的稅種設置和稅收變化，發現分稅制改革之后的稅收結構一方面不利于居民收入的相對增長，另一方面大大提高了政府特別是中央政府的財政收入增長的能力，從而導致在國民收入分配中居民收入占比不斷下降。計量結果表明，隨著由分權指標代表的分稅制改革的不斷深化，在國民收入分配中居民收入占比不斷下降，二者具有明顯的負相關性。

5.中國經濟結構調整的路徑選擇

通過研究中國經濟實踐和調控經驗，我們發現，就總量調整來說，市場調節的力度、起效速度不如政府調節；就結構調整來說，政府干預是滯后的，被動的，判斷不準的，難以到位的。從我國經驗來看，政府調整過頭的時候較多；市場調節是同步的，主動的，自動識別的，比較到位的。從經濟結構調整來看，市場調節比政府調節更有優勢，但是，市場機制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或在經濟結構調整中起主導作用的前提條件是市場體制的完善和市場機制的有力，消費者的偏好變化和需求結構變化通過價格信號及時并正確地顯示出來，并傳導給生產者，而供給方能夠對這些信號做出靈敏的反應，隨之調整自己的投資決策和生產決策。

新中國的經濟發展史說明，僅僅依靠政府實施有保有壓的政策措施不能從根本上解決經濟結構失衡問題。一方面繼續推進市場化，充分發揮市場機制的資源配置、自動清除和自我修復的功能，另一方面加快體制改革，把政府轉變為與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相適應的政府，這就是服務性政府和有限政府，才能建立經濟結構調整和優化的長效機制。因此，我國的經濟結構調整和優化應當選擇雙重路徑：一方面繼續推進市場化，另一方面加快政府轉型。

6.深化體制改革促進結構調整的三個著力點

這三個著力點是：（1）通過深化改革提高個人與生產要素的自由流動性；（2）地方政府逐步淡出經濟發展的主角作用；（3）深化分配制度改革，特別應當重視財富再分配改革。這三個著力點是完善和強化市場機制的重要舉措，是處理好市場與政府關系的必修課，是建立經濟結構調整和優化長效機制的必由之路。

該成果豐富了我國經濟學研究中的居民消費需求理論和經濟結構理論，可以為我國的經濟結構調整提供理論、方法和路徑上的指導，為改革我國的宏觀調控方式和正確處理市場與政府的關系提供了理論支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