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系國家社科基金項目“當代非裔美國涉奴題材小說研究”成員、福建師范大學外國語學院博士研究生；福建師范大學外國語學院教授

20世紀60年代之后，美國在經歷民權運動、黑色權力運動、“平權法案”和“文化戰爭”的紛爭之后，似乎業已進入了種族大融合的“后種族”時代。但社會種族問題并非消除，而是暗流涌動，美國的種族關系危機再次凸顯。

在普通人沉浸于民權運動的勝利和表面的種族關系融洽之時，一批非裔美國作家仍然敏銳地洞察到美國種族關系中的深層次問題。這種文學思考的結果，就是當代非裔美國涉奴題材小說的大量出現（以下簡稱“涉奴題材小說”，評論界也籠統地稱之為“新奴隸敘述”）。

簡而言之，“涉奴題材小說”系指那些以多元化的敘述視角（特別是增加黑人女性視角），以重訪蓄奴或與蓄奴相關的非裔集體或個體經驗為敘述內容，以回應、質疑和解構白人主導歷史書寫為敘述目的，以詭異多變但基本具有黑人口述特征的敘述方式，通過多元化的后現代主義寫作技巧，如戲仿、互文、拼貼、反諷、陌生化等以當代視角重訪蓄奴史的自20世紀60年代到本世紀初出現的非裔美國小說。民權運動的余溫以及20世紀70年代一大批涉奴題材影視作品在美國的熱播，是其產生的社會和文化的現實土壤。然而，對種族失憶癥的擔憂，對蓄奴史的主流史學編撰和文學再現的質疑、回應和“逆寫”，是非裔涉奴題材小說文學發生機制的真正動能。

虛構之真與歷史重構

“涉奴題材小說”最顯著的特征是在敘述主題上重訪蓄奴史。被認為是“涉奴題材小說”開山鼻祖的瑪格麗特·沃克為了構建歷史之“真”，花費長達十年的時間準備《歡樂的節日》（Jubilee，1966）的素材。她將民俗元素，如黑人民歌、方言、宗教、民間故事等融入敘述，這種營造真實感的沖動，與經典奴隸自述文本如出一轍。表面上看它與當時熱播的亞歷克斯·哈利《根》（Roots，1976）的屬性相似，似乎是那一股非裔美國人尋根之潮的一個支流。但從更深層次看，它扭轉了“自上而下”書寫非裔歷史的傳統。其創作的根本目的，是讓黑奴“發聲”，讓他們作為蓄奴史的中心人物講述一個更為有血有肉的歷史，糾正“官方”（即白人）史學和文學對黑奴書寫的偏差。沃克對黑奴在白人史學書寫中缺失的關注，在她之后的眾多涉奴題材小說中得到回應，如厄內斯特·蓋恩斯的《簡·皮特曼小姐自傳》（The Autobiography of Miss Jane Pittman，1971）。

同沃克一樣，另外一些非裔作家也將歷史小說和黑人民俗相結合，但不同的是他們力圖以一些歷史著名人物的坊間傳聞為楔子，還原蓄奴制下“真實”的“小寫”歷史。這方面以女性作家為甚，典型的作品如芭芭拉·蔡斯-里布的《莎莉·赫明斯》（Sally Hemings， 1979）。該小說的史實背景是美國總統托馬斯·杰斐遜與女奴莎莉·赫明斯的緋聞。蔡斯-里布通過史料和文學想象的結合，顛覆了傳統認知：一方面將杰斐遜的總統形象從神壇上拉下來，還原其作為一個普通人可能具有的人性缺陷；另一方面，打破女黑奴赫明斯作為受害者的刻板形象，反而將一個富有獨特個性的非裔女性展示在世人面前，在亦真亦幻的故事情節中重構歷史。

家族探源與認識自我

“涉奴題材小說”的另一個重要主題是對家族隱史的追探。20世紀黑人權利運動中具有影響力的思想家法農（Frantz Fannon）對殖民地黑人群體進行臨床研究發現，這些黑人存在著普遍的自卑情節和殖民地式的精神分裂。他在《黑皮膚，白面具》一書中，曾試圖以“致命的生存心理癥結”概念來解釋這一現象。他認為，此種心理癥結完全可以追溯到那段充滿暴力的殖民歷史。而要試圖抹除蓄奴制對后世的創傷性影響，認識自我、了解自我、接受自我是許多“涉奴題材小說”作家的共識。

蓋爾·瓊斯的《考瑞基多拉》（Corregidora，1975）、大衛·布萊德利的《昌奈斯維爾事件》（The Chaneysville Incident，1981）和里昂·福雷斯特的《雙翼掩面》（Two Wings to Veil My Face， 1983）這三部作品，在敘述方式上均打破線性的歷史敘述，以碎片化的創傷記憶追溯家族隱史。小說中的主人公們肩負歷史傳承的重任，如何通過再現這些家族記憶來直面歷史創傷是他們在現實社會中亟待解決的問題。相較而言，奧克塔維亞·巴特勒的《親緣》（Kindred， 1979）的家族探源，則顯得更為復雜與豐滿。巴特勒借助“穿越”的科幻手段在文本中構建雙向時空，讓分別來自黑白種族的現代社會青年夫婦“親歷”蓄奴史，在歷史事件的重構中“親近”家族往事，重新審視黑白種族之間的關系——黑白種族之間除了隔離與對抗的主旋律，還有復雜、矛盾、糾結、痛苦卻又難以分離的親緣關系。黑白種族雙方都需要通過歷史的記憶來認識今天的自己。

多元并存的態勢

與經典奴隸敘述相較，“涉奴題材小說”群作家在追求創作自由的道路上形成了多元并存的態勢。伊什梅爾·里德無疑是將后現代的形式革新融入對奴隸自述的戲仿和改寫之中的先鋒。縱觀里德的創作生涯與后現代文學思潮交融、同時體現非裔美國文學傳統的創作思想，主要表現在兩個方面：其一，將“新伏都教美學”思想創造性地融入其敘事結構以解構歐洲中心論；其二，以采用時空倒錯、戲仿等后現代主義寫作手法解構西方經典文本和文類。在他的處女作《自由作家的抬棺人》（The Free-lance Pallbearers，1967）和《黃后蓋收音機破了》（Yellow Back Radio Broke-down，1969）這兩部作品中，里德融諷刺、戲仿、喜劇和幻想于一爐，對美國政治、宗教、白人、黑人、流行文化、學術利益集團進行了無情的嘲弄；令他名聲大噪的代表作《芒博瓊博》是典型的后現代派反偵探小說文本。里德通過戲仿，巧妙地將政治、文化和種族等主題嵌入作品之中，改寫主要表現在對偵探小說的三大要素——罪案之謎（神秘事件）、偵探形象和敘事結構的逐一解構上。此外，他的另一部作品《逃亡加拿大》用主人公寫的一首名為《逃亡加拿大》的詩歌顛覆經典奴隸敘述“我生于……”的程式化開頭的創作形式。

查爾斯·約翰遜也是努力在文學創作中融合新藝術手段的典型。他在創作動機上對經典奴隸敘述的失望和反叛，主要表現為在小說創作中對經典人物形象的顛覆、對奴隸敘述作者的重新塑造以及對自由和奴役的重新思考；在創作方法上廣泛采用互文等后現代小說技巧，并從異域東方哲學文化中吸取養料；在創作目標上致力開創非裔美國文學的新文類——“黑人哲理”小說。長篇小說《牧牛傳說》受到中國宋代佛教作品《十牛圖》的啟發，在創作技巧上融合黑人經驗與東方哲學要素。約翰遜借用現成的佛教寓言和典故，巧妙地將《十牛圖》所展示的修行歷程與主人公安德魯探尋自我的過程相結合。約翰遜正是把黑人奴隸尋求身體自由和精神自由的過程納入佛教的框架，嘗試為非裔同胞擺脫奴隸制的桎梏開辟新的途徑。

透視當代非裔美國涉奴題材小說的文學圖景，我們發現這些文本雖然有嬉戲主流史觀的目的，也不乏文字游戲的特征。但目的不是否認歷史存在，而是質疑客觀、不加修飾、真實的西方主流歷史的合法性，從文化實踐層面改寫歷史，挑戰傳統歷史書寫的權威。當然“涉奴題材小說”家們的真正目的與其說是從現在的角度來寫一部過去的歷史，不如說是重訪過去的記憶寫一部關于現在的歷史。因為歸根結底，美國現實的種族矛盾隱患才是他們揮之不去的憂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