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陳繼紅，系國家社科基金重點項目“中國傳統士德研究”負責人、南京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暨中國傳統文化研究中心教授

古代士、農、工、商“四民”之等級結構，賦予了士人相對于普通民眾的社會優越性。儒家的“四民”論從觀念上證說了這一現象的合理性，并將其根據歸結為士人的道德優越性，單一性的社會責任主體結構由此得以建構。隨著傳統“四民”論的兩次重大轉向，社會責任的主體結構逐漸從差等的單一性趨向平等的多維性。

傳統“四民”論：單一性的社會責任主體結構之確證

在早期儒家那里，就開始了關于“四民”之身份等級與社會責任之內在關系的思考。從孔子對樊遲請求“學稼”“學為圃”的批評，到孟子關于士人“食志”與農人、匠人之事的比較，再至荀子對農、賈、百工、士大夫之職業內涵的闡述等，早期儒家的“四民”論中無不貫穿著對“士志于道”之價值命題的認同。在此種意義上，對“道”（“德”）的擁有被闡釋為士人的身份特質，并成為其居于“四民”之首的內在根據。士人由此被視為承擔道德責任——特別是天下國家之社會責任的唯一主體，其責任內涵即如孟子所言“樂以天下，憂以天下”。至于其內在根源，則被儒家歸結為職業的分化。具言之，士人因其職業——“學”而能夠體悟并獲得“道”，農、工、商則因職業限制而被排除在“學”之外，自然無法與“道”發生連結。由此，早期儒家基于身份等級建構了社會責任主體的單一性結構，并在思想史中得到了持續的響應。

“四民異業而同道”：社會責任的單一性主體結構之松動

至明代，士人身份開始突破“學”與“職”的限制，“四民”論由此出現了第一個轉向，其標志即王陽明所言“四民異業而同道”。這一觀念的提出，意味著士、農、工、商在“道”的面前獲得了完全平等的地位。這似乎解構了社會責任主體的單一性結構。值得注意的是，“同道”之“道”意謂“生人之道”，即“治生”。這是王陽明對“學”之內容的一個重大突破。就此而論，“四民”平等毫無疑義。但是，在《傳習錄拾遺》中，他又指出：“若以治生為首務，使學者汲汲營利，斷不可也。且天下首務，孰有急于講學耶？”以“講學”為首務，實際上是在“學”之內容的層次之分中確證了“道”的主導性地位，“學”之主體依舊被限定為士人（學者）。此種意涵在《書魏師孟卷》中得以明確，王陽明將“愚不肖者”視為“自蔽自昧而不肯致之者”，意謂普通民眾將“學”排除出了自由意愿之外，唯有士人才有可能通過“學”掌握“道”。就此而論，“四民”平等并不成立。

由于無法完全突破職業的等級層分，“四民異業而同道”依舊沒有跳出社會責任主體的單一性結構，但卻使其開始發生了松動。明代亦有另外一種聲音，據《明儒學案·泰州學案》所載，羅汝芳以孝弟慈為例，認為縉紳士大夫與群黎百姓在立身行道方面“未嘗有不同者也”。此可謂對王陽明觀點的進一步開拓，然其并不占據主流地位，亦沒有要求普通民眾與士人平等地承擔社會責任。明清之際，顧炎武在《日知錄》中提出一個重要觀點：“故知保天下然后知保其國……保天下者，匹夫之賤，與有責焉耳矣！”這就賦予了普通民眾“保國”之間接責任，從而使社會責任主體的單一結構發生了根本性松動，但依舊沒有完全突破身份等級對責任主體的限制。

四民皆士：社會責任的多維性主體結構之形成

“四民論”的第二個轉向是晚清時期“四民皆士”觀念的出現。清代延續了始自明清之際的一個社會現象：商士、農士逐漸從職業化的讀書人中分化出來。魏源在《南村耦耕圖記》中對此作了客觀描述：“有士士者，有農士者，有商士者。”又說：“豈士之所存，固有泓其中而不膠于跡，而未可一概而論者歟？”意思是：判定士人身份的關鍵在于內心之“志”，這就使士人身份擺脫了職業的限制而成為各行各業中的“民之秀者”。但魏源的思想并沒有突破傳統觀念，僅僅開啟了“四民皆士”之前奏。在列強入侵、西學東漸的晚清變局下，傳統“四民”結構逐漸解體，“道”所標志的儒家價值體系受到前所未有的質疑與挑戰。“四民皆士”觀念由此得以推出，實現了對傳統“四民”論的真正突破。

在相關論述中，以梁啟超在《變法通議》中的議論最具典型性。通過對士人身份特質的解構，他基于身份平等建構了一個社會責任主體的多維性結構。首先，他使士人身份在觀念上徹底突破了“學”與“職”的限制。他說：“凡國之民，都為五等：曰士、曰農、曰工、曰商、曰兵。士者學子之稱，夫人而知也。然農有農之士，工有工之士，商有商之士，兵有兵之士。”所謂“士者學子之稱”，即士為知識與技能擁有者的符號表征，廣泛指稱各種職業群體中的優異者，而非職業的“學習道藝”者。梁啟超進一步指出，“農而不士”“工而不士”“商而不士”“兵而不士”導致了中國與歐美在經濟、軍事上的巨大差距，是中國積貧的重要根源之一。言下之意，如果變革教育體制，使農、工、商、兵等皆如士人一樣接受正規的學校教育，便可以最大限度地提升國民素質，增強經濟、軍事實力。他進一步打破了性別限制，認為婦女亦可以通過“學”而成為士人中的一分子。傳統士人的身份特質由此遭到了外在解構。梁啟超亦通過對“學”之內容的重構實現了對士人身份的內在解構。他認為，士人應超越“聚千百帖括卷折考據詞章之輩”，以“歷代掌故”“萬國形勢”所指向的實用知識作為“學”的主要內容，進而以“行新政、抵外侮”作為終極價值追求。這就使“學”完全突破了儒家之“道”的框架，所有職業群體皆可因“學”而與“道”發生連結。

在上述意義上，梁啟超賦予“四民”平等的社會地位，完全否定了職業等級分層之傳統觀念。他進一步取消了由身份等級而產生的道德分層，建構了一種以平等為導向的社會責任主體的多維性結構。在《呵旁觀者文》中，他提出了“國民”概念：“國事者，國民人人各自有其責任者也。愈賢智則其責任愈大，即愚不肖亦不過責任稍小而已，不能謂之無也。”意思是，作為平等的“國民”，不同的職業群體皆應承擔社會責任。人與人之間的智愚之別并不能成為放棄社會責任的理由，而只能是決定責任大小的依據。由此，社會責任主體的單一性結構被徹底解構了。但梁啟超并沒有完全否定“士志于道”的傳統，而是將之轉換為責任的層次之分，認為知識分子應當負有更大的社會責任。在《新民說》中，他以“既有思想之中等社會”（知識分子）作為提升國民能力之主體，從而將承擔社會責任之主體限定為作為“少數人”的知識分子。因之，完全平等的社會責任主體并沒有完全得以建構。

新文化運動時期，出現了類似“四民皆工”的觀念。這是一種全新的觀念建構。如李大釗在《庶民的勝利》中說：“我們要想在世界上當一個庶民，應該在世界上當一個工人。”體力勞動者、腦力勞動者平等地被視為勞工中的一分子，社會責任主體完全突破了職業差異而實現了平等，所謂責任大小之分亦不復存在。這一思想為中國共產黨發揚光大，并經過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實踐，建立了人民的政權，人民平等地成為承擔社會責任的主體。歷史由此翻開了嶄新的一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