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孫慶忠，系國家社科基金重大項目“農業文化遺產保護與鄉村可持續發展研究”首席專家、中國農業大學人文與發展學院教授

云南紅河哈尼梯田 戴云良攝

作為中華文明立足傳承之根基，長達數千年的農耕文化是祖先留給我們的寶貴遺產。豐富的農業生物多樣性、傳統的知識與技術體系、獨特的生態和文化景觀，充分體現了人與自然和諧共處的生存智慧。黨的十八大以來，習近平總書記多次強調保護中華優秀農耕文化，指出“我國農耕文明源遠流長、博大精深，是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根”，“深入挖掘優秀傳統農耕文化蘊含的思想觀念、人文精神、道德規范”。如何將祖先的農耕智慧引入現代化農業生產和現代生活方式之中，使其成為助推農業綠色發展的重要力量，成為慰藉人們心靈的文化源泉，是全面推進鄉村振興的時代命題。

文化根基：儲備豐富的遺產資源

我國地域廣闊、生態環境復雜多樣，由此造就了種類繁多、形態各異的農業文化遺產。它們鮮明的生態屬性和社會文化屬性，是我們認識“三農”問題和研究鄉村社會的理論基點。

2012年，我國啟動了重要農業文化遺產的發掘與保護工作。2016年農業農村部組織開展農業文化遺產普查工作，共發掘出408項具有保護潛力的農業生產系統。截至2020年底，農業農村部共認定5批118項中國重要農業文化遺產，涉及136個縣級行政區域，其中45個屬于少數民族地區。這些遺產涵蓋稻魚共生、桑基魚塘、濕地農業、山地梯田、農牧復合、草原游牧等類型多樣的生產系統，是可持續農業和鄉村發展的典范。

浙江青田稻魚共生系統是我國第一個全球重要農業文化遺產，1300多年來一直保持著傳統的農業生產方式——稻魚共生。它既是一種種植業和養殖業有機結合的生產模式，也是一種資源復合利用系統。魚依稻而鮮，稻依魚而香。魚以田中之蟲為食，而禾苗恰以魚兒之糞為料。稻魚共生系統通過“魚食昆蟲雜草—魚糞肥田”的方式，使系統自身維持正常循環，保證了農田的生態平衡。此種生態循環系統大大減少了對化肥農藥的依賴，增加了系統的生物多樣性，以稻養魚，以魚促稻，生態互利，實現了稻魚雙豐收。

云南省紅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是哈尼梯田的故鄉。崇山峻嶺之中的哈尼梯田，歷經千年開墾而成，處于多元的系統循環之中。哈尼族的寨子大多建在向陽、有水、有林，海拔在1000～2000米的半山腰。森林在上，村寨居中，村寨之下依地勢造田，層層梯田由此綿延至河谷山麓，河水升騰為水霧，繼而凝結為雨，落在森林，再流入村寨、灌溉梯田、流進河谷，從而形成“森林—村寨—梯田—河谷”四素同構的人與自然高度協調、可持續發展、良性循環的生態系統。

內蒙古阿魯科爾沁草原游牧系統，以蒙古族傳統的“逐水草而居，食肉飲酪”的生產和生活方式為特征，人和牲畜不斷遷徙和流動——從而既能夠保證牧群不斷獲得充足的飼草，又能夠避免由于畜群長期滯留一個地區而導致草場過載，草地資源退化。游牧系統內的三要素，牧民—牲畜—草原（河流）之間形成了天然的相互依存和相互制約的關系。

此類農業文化遺產，多是現代化背景下人們理想的生態宜居之地和鄉愁棲居之所。如果能將其潛存的深厚資源挖掘利用，實現一二三產業的融合發展，那么鄉村傳統的知識系統以及與此共生的社群生活，就會轉化成為鄉村發展的內生動力。

循環永續：傳統農業的生態智慧

農業文化遺產是人與自然環境長期協同進化的結果，是農村生計、多樣化糧食系統、農業生物多樣性保護和可持續利用的來源。這些傳承久遠的生產與生活系統以及其中的本土知識和生態原則，經受住了千百年的考驗，具有極高的適應性。

我國的傳統農業之所以能在生存資源極度短缺的自然條件下，滋養著中華民族繁衍生息，孕育了不曾間斷的華夏文明，正是得益于積聚了數千年的農耕智慧。就觀念層面而言，“天人合一”的哲學思想、五行相生相克的辯證認識，深度影響了人們的生產與生活實踐。從經驗層面而論，不同季節作物種植的安排、有機肥料的使用方法、各種旱作技術、稻田生產技術、選種和積肥技術等，無不蘊含著豐富的科學道理。以物種多樣性為例，稻田養魚，魚撞擊稻禾，50%的稻飛虱掉下來被魚吃掉，排泄物可以養地。魚身上分泌的黏滑物質還可以控制水稻的紋枯病，這是利用物種之間的吃與被吃關系進行的食物鏈模式。北方棉田間作玉米，玉米可以吸引棉鈴蟲的天敵瓢蟲、蜘蛛等，從而有效減少棉花遭受危害，這是利用生物之間的化學關系進行的相生相克的害蟲防治模式。除了這些農耕技術的傳統知識外，我國各民族的文化體系都蘊含著人與自然和諧共處的生態觀。“有了森林才會有水，有了水才會有田地，有了田地才會有糧食，有了糧食才會有人的生命。”這樣的生態觀對于森林保護和農業的永續發展發揮了重要作用。而山林祭祀、農事慶典、農耕禮俗、鄉規民約等，均體現著對大自然的呵護意識，成為維護生態平衡的重要資源。

農業文化遺產保護不只是對傳統的存留，還必須考慮到農業生態系統中農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和生活質量的改善。因此，保護農業文化遺產是對農業特性、對鄉村價值的再評估，是對人類未來生存和發展機會的戰略性保護，其終極指向是現代化背景下的鄉村建設。

資源效應：保護與發展的創造性轉化

對于農業的可持續發展和鄉村振興而言，農業文化遺產的挖掘和利用都是不可替代的資源。近年來的保護實踐證明，以農民為主體、以政府為主導、社會多方力量參與的保護機制，是農業文化遺產保護的有效路徑。

內蒙古敖漢旗是我國旱作農業的發源地之一。當地政府將農業文化遺產打造成地方發展的金字招牌，先后建成敖漢旗旱作農業展覽館、中國小米博物館。從2014年開始，連續6年舉辦了世界小米起源和發展大會，與國內外農業遺產地交流保護經驗，讓小米產業鏈成為助力脫貧攻堅的主導產業。以王金莊村為核心保護區域的河北涉縣旱作梯田系統，在地方農業部門支持下，2017年農民籌劃成立了旱作梯田保護與利用協會，他們組織開展社區資源調查，加深了對梯田和村莊的認同感與歸屬感。可見，在生態脆弱和經濟貧困地區，農業文化遺產保護使地方政府找到了脫貧攻堅的抓手，讓農民看到了鄉土文化資源潛藏的多功能價值，也拓寬了民間組織服務國家建設的路徑。

綜觀我國農業文化遺產的保護實踐還會發現，無論是遺產保護與產業發展并舉的江蘇興化垛田傳統農業系統，還是借助農業文化遺產解困而重現原貌的湖州桑基魚塘；無論是桑產業帶動大健康生態農業的夏津黃河故道古桑樹群，還是對原生態民族文化旅游資源保護和利用的貴州從江稻魚鴨復合系統，都展現出了在應對現代化危機中農耕文化強大的適應性和創造性。這充分說明，保護農業文化遺產并非讓我們回到過去，而是立足當下重新思考農業的發展和鄉村的未來。作為踐行“綠水青山就是金山銀山”理念的現實成果，農業文化遺產保護的經驗對于我國農業和農村發展以及國際可持續農業運動，都具有重要的示范和借鑒意義。

保護農業文化遺產能夠形成一種精神動力，讓我們的子孫更好地生存與生活。如果在追逐現代化的過程中，我們喪失了對這些生產和生活經驗的傳承能力，失去的不僅是我們這個民族的文化特質，更是基于歷史認同的安頓心靈之所。保護農業文化遺產表面上是保存傳統農業的智慧，保留和城市文化相對應的鄉土文明，其更為長遠的意義則在于留住現在與過往生活之間的聯系，留住那些與農業生產和生活一脈相承的文化記憶。這不僅是弘揚農耕文化的精神基礎，也是社會再生產的情感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