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侯迎華，系華東政法大學副教授

劉勰《文心雕龍》對公文文體頗為重視。出于指導寫作的目的，劉勰重視辨體。隨著公文文體理論的發展，到魏晉南北朝時期，公文文體分類過多過細，文體功能交叉、互滲、衍生、轉移、縮小，導致了一體多用或多體一用的現象。劉勰以文體誕生之初的基本傳統功能為主，提倡“宗經”，對后世出現的文體功能的擴大、縮小或轉移，不予評價或加以批判，以批評實踐來規范、強化公文文體的傳統功用，以此達到文體辨析的目的。

劉勰辨析公文文體的功能與寫作規范時，是以傳統功用為標準的。《文心雕龍·宗經》篇云：故論說辭序，則《易》統其首；詔策章奏，則《書》發其源……銘誄箴祝，則《禮》總其端；紀傳盟檄，則《春秋》為根。劉勰認為公文中的“論”“說”“序”體起源于《易》，“詔”“策”“章”“奏”起源于《書》，“銘”“誄”“箴”“祝”起源于《禮》，“盟”“檄”起源于《春秋》，認為公文中的大部分體裁是起源于五經的。劉勰認為要“稟經以制式”，將公文文體的功能，規范為以傳統功能為主。

劉勰對公文文體在后期衍生出的傳統功能之外的其他功能，多加以摒棄或避而不談。比如“檄”體，劉熙《釋名》：“檄，激也。下官所以激迎其上之書文也。”清代畢沅疏云：“或以諭下，或以辟吏，或以征召，或以威敵，未有如此所云者。”褚斌杰先生說：“檄文，是古代一種軍事性的文告，《經典釋文》中解釋說：‘檄，軍書也。’它是古代在從事征伐時的一種聲討性的文字，有的時候也用于征召和曉諭臣民、部曲。”所以常規看法認為“檄”的主要功用為威敵、征辟、曉諭。但是劉勰對“檄”體只強調它的軍事征伐功用，他認為“檄”文來源于誓師之詞，檄的原始功能就是用于軍事討伐。“選文以定篇”時選擇了隗囂《移檄告郡國》、陳琳《為袁紹檄豫州》、鐘會《檄蜀文》、桓溫《檄胡文》四篇檄文，均為軍事征討功用。這正是劉勰重視文體誕生之初的傳統功能，屏蔽后期衍生功能的“宗經”體現。劉勰對檄體的征召舉吏功用一句話帶過：“又州郡征吏，亦稱為檄，固明舉之義也。”劉勰并沒有為這一類檄文選篇定文，也未對其“文之大體”作任何描述，可見他并不以這類檄文為“檄文文體”的表率。劉勰對曉諭功用則一句未提。曉諭類檄文名篇司馬相如《喻巴蜀檄》，被蕭統《文選》所選，東晉李充《翰林論》亦將《喻巴蜀檄》歸于“檄”類：“盟檄發于師旅，相如《喻蜀父老》可謂德音矣。”但劉勰并未提及。因為與《檄移》同篇的移體，主要文體功能就是曉諭功能，是典型的勸諭曉慰民眾的文體。劉勰移文的例子舉了司馬相如的《難蜀父老》，該篇與《喻巴蜀檄》均有曉諭蜀父老的共同特點，這反映出當時人在觀念上對于“檄、移”文體內涵的模糊。劉勰為了區分文體，指導寫作，明確規范了檄、移的文體功能：征討逆賊用檄文，對順從的民眾洗濯思想用移文，這就有效避免了文體的混淆。故劉勰評論文體的標準，是從五經里尋找公文文體的源流，將已擴大的文體功能縮小限制為其傳統功能，以達到正本溯源，清晰文體界限的目的。

同樣對由前代公文文體衍生出來的新文體，劉勰也多置而不論。如“啟”，在《奏啟》篇中，“啟”所論篇幅未能與“奏”平分秋色，僅僅占了一小段，并且沒有一篇選文。劉勰認為“啟”最早產生于曹魏之時，“至魏國箋記，始云啟聞”。晉代興盛，“自晉來盛啟，用兼表奏”。之所以對“啟”的闡釋只有一小段，遠不能與“奏”相提并論，就是因為“啟”本身就不是傳統文體，而是“奏之異條”“表之別干”，是表奏的衍生文體。其功能“陳政言事”“讓爵謝恩”跟表奏類似，但是在文體形式上稍有不同，強調短小輕快，后發展為言說細小公務。“陳政言事”“讓爵謝恩”屬于“啟”的傳統功能，后來再由謝恩功能衍生出來謝物小啟，盛行于劉勰所在的南朝時期，感謝所賜的裘衣、扇子，甚至梨等日常瑣細之物，私人交流的性質更加明顯，而這些劉勰只字不提。

劉勰肯定公文文體最初的功能，而對后來縮小公文文體功能的作品，卻多加以批判。比如“銘”體，劉勰在《銘箴》篇認為銘的主要功能有二，其一是鑒戒，他通過黃帝、大禹、商湯、周武王和周公的例子，說明刻在器物上的銘文作用之一是警誡，即“先圣鑒戒，其來久矣”；其二是頌德，“天子令德，諸侯計功，大夫稱伐”，夏鑄鼎，周刻箭，是天子在頌德，姜太公呂望、周宣王大臣仲山甫刻銘是在歌功，魏顆、孔悝把勞績刻在鐘鼎上是在計勞，都是在歌頌功德。由此，“詳觀眾例，銘義見矣”。劉勰從大量傳統銘文出發，明晰了銘體“戒與贊”的雙重文體功能后，就以此為標準去衡量后世的銘文，從而認為“崔骃品物，贊多戒少”，后漢崔骃的品物銘文，多贊美而少警誡，文體功能縮小了，故不符合其文體要求。

公文文體功能若發生轉移，也不符合劉勰的批評標準。如“箴”體，箴體興盛于三代，劉勰認為周代辛甲所著《虞箴》“體義備焉”，可為代表作。這里的“體義”當指文體格式和功能意義，箴體功能即諷諫君王過失。《虞箴》是《百官箴》中僅存的一篇，《左傳》記載“昔周辛甲之為太史也，命百官，官箴王闕”。周太史辛甲命百官做箴文來糾正王的缺點，由此可見箴文的原始功能。下文舉例春秋時期魏絳做箴諷諫晉君，還是這一功能。到西漢揚雄作“卿尹州牧”二十五箴，即模擬各州牧的身份，作《冀州箴》《青州箴》《兗州箴》等，東漢崔骃胡廣又加以補充，寫了《太尉箴》《司徒箴》《司空箴》等，總稱《百官箴》。劉勰發現漢代的百官箴，已不再是諷諫君王，行文對象有所改變，“指事配位，鞶鑒可征”，配合各種官位，指出應該警誡的事項，像鏡子那樣可以借鑒。功能意義雖由警誡君王增為警誡百官，但依然屬于用于公共事務的官箴。但由“公共事務”轉為“私人事務”，行文對象轉為私人，是劉勰不能接受的。崔骃除百官箴之外，也作了《酒箴》，劉勰對此并不提及，并以王朗《雜箴》為例對“箴”體轉入私人事務進行了批判，認為他“志有偏也”，寫了頭巾、鞋子，水火井灶，均為私人事務，把寫箴文的意義搞偏了。

總之，劉勰以指導公文寫作為目的，從“宗經”的標準出發，以公文文體的傳統功能為規范，對公文文體在后世增加、減少或轉移的文體功能不予提及或加以批判，以期肅清文體界限，將之作為公文是否合體的批評標準。但這也使得《文心雕龍》對公文文體的發展變化體現得不夠全面。劉勰的公文辨體觀值得我們繼續深入探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