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系國家社科基金一般項目“域外鄉愁小說在1930年代前后的譯介與中國現代文學鄉土意念的發生研究”負責人、山西師范大學文學院副教授

從以往的研究成果看，鄉土文學研究者大多是基于鄉土文學的地方性、民族性的內部考察，對于鄉土文學概念的內涵與外延及其與域外文藝思潮的關系并未深究，這造成了鄉土文學與田園文學、農民文學等批評概念在理論邊界與審美內涵上的模糊。再加上以土為本的現實主義的傲慢與偏見，在這種命名“亂象”之下的鄉土文學研究瓶頸也就不難理解了。將研究視角置于中外跨文化場域，探究中國現代文學鄉土意念的發生研究正是基于此的本源性探討。

跨文化譯介中的現代情思建構

雖然農民文學的理論自覺將鄉土文學剝離開來，但是中國現代文學鄉土意念卻是在中外鄉愁小說彼此情思相通的跨文化譯介中逐步建構起來的。我們知道，鄉土中國是文化中國的獨特性表述，從鄉土中國的精神本質談，身、家、性、命正是中國人之于故土的認知、情感、倫理、價值的、系統化的生命體驗。多情是中國現代文人之一面，“情”以極富生命感的態度傾向構成了生命個體與歷史生動的對話方式。而作為情感的鄉愁不僅以“情”關聯了個人之于故土的切身體認，見證了故園與他鄉間生命的成長，而且也直接抒寫了故鄉中情愛的沖動與性別的壓迫，更生動地展現了在生命步履中對運命的掙扎。而鄉愁之“愁”的糾結、矛盾而難以釋懷的情感體認方式，則又將生命個體之于身、家、性、命的體認與歷史的復雜互動情態形象生動地呈現出來。譬如鄉愁所折射的生命個體的身份體認、家族情感、性別覺醒乃至命運思考無不與歷史社會的發展息息相關。如此一來，基于特定歷史語境的跨文化鄉土情感體驗所形成的三種現代鄉土意念的價值取向，就以“愁”的情感體認方式不同程度地表現在了身、家、性、命這四個情感、倫理與價值維度。從而使我們能夠在四維空間中去考察中國現代知識分子在鄉土中對生命、家族、情愛與命運的不同情思建構。

首先，“身土不二”的身份認知是中國知識分子對鄉土的切身體認。土地與中國人的密切關系不僅表現在農耕經濟對中國人生死攸關的決定意義，更表現在中國人對土地所形成的強烈依賴與魅化趨向。當域外鄉愁小說帶來迥異的時空經驗時，最直接而經濟的方式即是身體的感知。因此，身體對域外風土習俗的感性認知，反觀鄉土時的綜合感受，乃至面對現代性的新奇而恐懼的矛盾心理，都無不是此種感性認知對“身土不二”的傳統鄉土觀念的沖擊與動搖，而這種感性認知恰是生成理性價值判斷的基礎。

其次，鄉土故園不僅賦予了生命個體以倫理道德的意義，更是情感意志成熟的儀式性存在。尤其對于鄉土中國的子民而言，家是鄉土文化的核心所在。隨著現代化進程的展開，主動的“離家”就別具意義了，因為故家已成為主動離家抑或返鄉的生命流動反思的對象。由于故家所具有的如上特殊鄉土意義，所以譯者對域外鄉愁小說“離家”“返鄉”敘事的本地化接受其實正是中國知識分子對傳統鄉土觀念核心的反思，這成為現代鄉土意念發生的關鍵。

再次，鄉土的母性象征使鄉土本“性”的隱喻性結構建立在人性與性別雙重所指的道德倫理空間。從人“性”而言，作為人的基本生理行為的“性”與鄉土的想象建構其實正是力圖在本源的意義上展現鄉土之于生命的原初精神聯系；就“性”命來說，生命個體又以極具活力的情感沖動展現了人性之于時代與歷史的自我命運憂思。作為生理行為的“性”離不開身體的感性認知，具有社會意義的“性別”又聯系著生命個體的命運，由此我們不難發現，“性”實則正是“身家”與“命運”之間的重要紐帶。那么譯者在域外鄉愁小說中對“性”的發現，就不僅是對鄉土中人性本體意義的呈現，更是對鄉土文化價值的審視。

最后，“身”“家”“性”的種種個人情感價值糾結又無不體現于“命”的實踐意義之中。“身家”是“性命”的生命基礎，“性命”是“身家”的人格完成形式。與西方建立在必然性基礎之上、帶有宗教色彩的命運觀不同，中國知識分子在面對域外鄉愁小說中的命運焦慮時，雖然也有著對于宇宙不可抗力與自我有限性的無奈感，但更多地則體現為與歷史主動、靈活的實踐。20世紀30年代前后中國知識分子在舶來的命運前彳亍彷徨、猶疑未定的心路歷程，正是這一“實踐”過程的復雜呈現。

由上而論，啟蒙理性、階級革命與世俗民間的現代鄉土意念的價值傾向與身、家、性、命的交相輝映，共同構成了一個完整而邏輯嚴謹的美學體系。它們彼此之間互為因果，一并成為中國人精神文化世界的美學觀照對象。

中國現代鄉土比較美學的理論建構

如上身、家、性、命的現代情思建構其實正類似雷蒙德·威廉斯所言的“感覺結構”（structure of feeling）。它是對機械的文藝反映論的質疑，是對形而上的“心靈表現”或“抽象的語言符號系統”的否定。它強調的正是“客觀世界”與“主觀感受”之間的張力，以及主觀情感對理性價值意念的建構意義，突出特征在于不斷變化的生成過程，即如雷蒙德·威廉斯所言的“溶解流動的社會經驗”。同時它也類似本尼迪克特所說的“文化模式”，表現為綜合特定民族心理和思維方式的有機體。通過民族日常生活經驗不斷互動實踐，展現了抽象的、整體的鄉土精神文化的實質。而身、家、性、命的現代鄉土情思與意識形態的互動，則彰顯了啟蒙理性、階級革命與世俗民間的鄉土價值取向在社群意識或心理結構中的復雜性。一言以蔽之，身家性命的四維情思建構，啟蒙理性、階級革命與世俗民間的現代鄉土價值取向的演繹、衍生，還原的恰是生命個體在面對鄉土/家國時，在感性與理性、情感與態度、意識與意志中的復雜歷史情狀，是革命現代性、審美現代性的具體體現，是中國知識分子現代轉型之一面。

而身、家、性、命的現代情思建構所具有的變化的、實踐的、綜合的理論視野更是對中國現代鄉土文學研究的啟示。從中國現代鄉土文學的研究方法論出發，或著眼于作家、作品的條分縷析；或注目于現代工業文明視域內的鄉土裂變；或聚焦在革命化的鄉土階級意識的表達；或關注于當代鄉土精神的失落與追尋。然而如上的研究，其實莫不是糾結于鄉土文學內部的探討，誠然，“鄉土”本來即是一種本地化的情感價值理念，然而基于內部的、本體意義的鄉土文學研究，恰恰忽略了作為中國現代文學之一脈的歷史事實，正是對中國現代鄉土文學意念發生語境的視而不見。

中國文學的現代發生是一個多方共同作用的結果，中國現代文學的域外影響已是共識，在此無須贅述。就此而言，我們更應將中國現代鄉土文學的研究納入比較的視野中，因為，中國現代文學鄉土意念的發生正是一個變化的、實踐的、綜合的過程。變化所隱含的古今之別，實踐所涉及的文學與文化的歷史現場，綜合所凸顯的民族與世界視野都決定了中國現代鄉土文學比較理論建構的必要與必然。而中國現代鄉土文學比較論建構的理論核心，正是跨文化的現代性展示。現代性不僅是歐洲工業革命以來人的物化所帶來的現代焦慮在文學藝術上的呈現，它更體現為跨文化場域形成的文化落差所造成的張力。此種文化落差或是傳統鄉土與現代鄉土的流變考察，或是不同藝術表現形式的互文影響譬如美術與文學，不同文類與文學的比較也可以是鄉土文學翻譯及其本地化的考察等。因此，中國現代鄉土文學比較論的提出，不僅是從內部與外部對鄉土文學藝術特質的綜合性研究，更是對中國鄉土文學的獨特性與世界文學普遍性關系的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