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方志遠，系江西師范大學“傳統文化與江西現代化研究中心”教授

【爭鳴與商榷】

王陽明雖集學術與事功于一身，但卻命運多舛，他去世后，朝廷對其“蓋棺定論”，部分承認其事功，卻全面否定其學術，直指為“邪說”：“免追奪封爵以彰國家之大信，申禁邪說以正天下之人心。”為此，陽明弟子、時任南京禮部侍郎的黃綰上疏為老師鳴不平，不僅力頌王陽明“四大功”，并且將其學術概括為“致良知”“親民”“知行合一”的“三大要”。其中，“親民”為王陽明政治思想的核心命題，既是其對心學的重要貢獻，也是王陽明心學區別于程朱理學的重要特征，體現著王陽明一生的執政理念。

1. 王學“三大要”

黃綰所說的王陽明學說“三大要”，和人們通常所說的有些不同，沒有人們所熟知的“心即理”，卻突出了被大家忽略的“親民”。黃綰這樣概括，是有充分理由的。雖然無論是“知行合一”，還是“致良知”“親民”，都是王陽明對前賢學說的繼承，但都在“成說”的基礎上進行了整合和推進，并重新予以界定。

如“致良知”，是將孔子的“致知”、孟子的“良知”進行整合，特別提出，“良知”人皆有之，但不能“致”耳，故有“致良知”之說，視為自己“一生之精神”。又如“知行合一”，是由《易經》的“知至至之、知終終之”演繹而來，雖然黃綰的解釋是“欲人言行相顧，勿事空言以為學”，但王陽明一面強調“真知即所以為行，不行不足謂之知”，一面將“知”定義為“良知”，從而對《易經》本意作出重大修正。“親民”雖然出自《大學》“舊本”，卻同樣是王陽明對程朱“新民”說的修正，更是挑戰程朱學說的基點，并且給予了全新闡釋。

相對而言，宋代陸九淵的“心即理”，盡人皆知。王陽明的“龍場悟道”，實為“心即理”之翻版。所以，在王陽明自己的著述中，一般只用簡捷明了的“心即理”，而不用龍場所悟之“圣人之道，吾性自足”。王陽明對“心即理”的最大貢獻，是提出“此心在物則為理”，不但將“心即理”改造為“修己”與“實用”并重，而且通過自己的實踐，將“心學”詮釋為“實用之學”。但是，由于“心即理”已經深入人心，王陽明并無新的命題將其取代，所以后人將“心學”稱為“陸王心學”，黃綰也不將“心即理”歸于王學之“要”。

從學術層次來說，王學“三大要”，“致良知”“親民”“知行合一”皆由“心即理”而出，與“心即理”并不在一個層面。“三大要”既以“心即理”為基礎，又相互關聯，相互補充，形成王學整體。

雖然王陽明稱“致良知”是其“一生之精神”，后人多將“知行合一”視為其思想的核心，但在王陽明自己看來，無論是“知行合一”還是“致良知”，都是為著“親民”，并特別提出“政在親民”。可以說，“親民”“政在親民”，實為王陽明政治思想的核心命題，但卻往往為后人所忽略。

2. 從學術命題到執政理念

王學的形成，既產生于對陸學的繼承，更產生于對朱學的質疑。程頤、朱熹將《大學》視為為學之“初階”，作為一切學術的基礎，而王陽明對朱學的質疑，正是從朱熹所注《大學》開始。

徐愛等人整理的王門“論語”——《傳習錄》，首列王陽明的“親民”之說。《大學》的開篇為：“大學之道，在明明德，在親民，在止于至善。”徐愛問王陽明，程頤、朱熹都說，此處的“親民”，當為“新民”。《大學》后文，有“作新民”之文，此為所據。先生以為當據舊本作“親民”，亦有所據否？王陽明回答，程朱說“親民”應為“新民”，實屬望文生義。《大學》后文之“作新民”，和此處之“在親民”，是兩個完全不同的概念。而《大學》后文所說：“君子賢其賢而親其親，小人樂其樂而利其利”，“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惡惡之，此之謂民之父母”等，皆是“親”字之意。在他看來，程頤將《大學》的“親民”改為“新民”，朱熹不僅沿用這一闡釋，而且任意分割原文，雜以己意，實將人引入歧途。后來，徐愛經過反復切磋、反復實踐，“然后始信先生之學，為孔門嫡傳，舍是皆傍蹊小徑、斷港絕河矣”！

王陽明通過徐愛等弟子及《傳習錄》，將自己的觀點傳播出去：一方面，所謂“親民”，就是孟子“親親仁民”之意，“親之”即“仁之”，“親民”也就是“仁者愛人”。孔子說：“修己以安百姓。”“修己”就是《大學》中的“明明德”，“安百姓”就是《大學》中的“親民”。另一方面，所謂“親民”，就是“愛民”、安百姓，就是關心百姓的生計疾苦。王陽明特別告誡徐愛：只說“明明德”而不說“親民”，便似老佛。如果只是“明明德”，那就停留在“老佛”的層面；既有“明明德”，又“親民”，這才是孔子的主張。這是“圣人之道”和“佛老之教”的根本區別。

“親民”還是“新民”，既是王學和朱學的學術分歧，也是他們執政理念的分歧。應該說，無論是朱熹還是王陽明，都是既主張關心民眾的物質生活即“養民”，也關心民眾的思想教化即“教民”，但是，哪個處于第一位、哪個處于第二位，卻關系到執政理念的不同。這也是先秦儒家和法家以及此后儒家學說中不同流派的重大分歧，從某種意義上說，類似于我們現在所說的物質與精神、存在與意識的問題。王陽明及王學首先關心的是“物質”，是“養民”，故有“親民”之說；程朱及朱學首先關心的是“精神”，是“教民”，故有“新民”之說。

所以，“親民”二字一經提出，既是王陽明學術的重要命題，被黃綰列入王學“三大要”之一，更成為其政治思想的核心內容、成為其一生的執政理念，并且在此基礎上提出“政在親民”，持續向其入仕的弟子們灌輸，督促他們加以踐行。

浙江紹興知府南大吉，是王陽明晚年在紹興講學期間的弟子，曾向老師請教“為政之要”，王陽明回答：“政在親民。”為政無他，只在“親民”二字。南大吉大悟：“吾以親民為職者也。”當即將自己聽政之堂取名為“親民堂”，王陽明為此撰寫“親民堂記”，以示鼓勵（《親民堂記》）。弟子趙孟立為湖廣辰州判官，行前問政于老師，王陽明還是兩個字，“親民”：“郡縣之職，以親民也。親民之學不明，而天下無善治矣。”（《書趙孟立卷》）天下之不治，正是因為“親民之學不明”。學生季本為廣東揭陽縣主簿，開誠心、布公道，立鄉約以教民，王陽明大加贊揚：“足見愛人之誠心、親民之實學。不卑小官，克勤細務，使為有司者皆能以是實心修舉，下民焉有不被其澤，風俗焉有不歸于厚者乎！”（《揭陽縣主簿季本鄉約呈》）

3. “三大要”的“體”與“用”

晚年賦閑紹興，王陽明根據弟子們的提問系統講述自己對《大學》的認識，成《大學問》即《大學或問》一篇，被稱為“師門之教典”。在這個《大學問》中，王陽明全面梳理了自己的學術思想，也理清了“致良知”“親民”“知行合一”這“三大要”的內在關系。

在王學“三大要”中，最早提出的是“知行合一”。王陽明自稱：“吾居龍場時，夷人言語不通，所可與言者，中土亡命之流。與論‘知行’之說，更無抽格。久之，并夷人亦欣欣相向。及出與士夫言，反多紛紛同異，拍格不入。”但是，為何中原的士大夫難以接受王陽明的“知行合一”？既是因為他們已經接受了朱熹的“格物致知”說，更因為王陽明自己在揭示出“致良知”之前，并沒有明確“知行合一”和“格物致知”之間的區別，也沒有揭示出“知行合一”的靈魂或真諦。

那么，“知行合一”靈魂或真諦是什么？關鍵在于對“知”的理解。王陽明在《大學問》中指出：“《易》言‘知至、至之’。‘知至’者，知也；‘至之’者，致也。‘致知’云者，非若后儒所謂充廣其知識之謂也，致吾心之良知焉耳。”在給學生陸澄的信中，王陽明對此做了更為明確的闡釋：“《易》謂：‘知至，至之。’知至者，知也；至之者，致知也。此知行之所以一也。近世‘格物致知’之說，只一“知”字尚未有下落，若‘致’字工夫，全不曾道著也。此知行之所以二也。”（《與陸原靜（澄）二》）“知行合一”的“知”，指的是“良知”，是“此心之本體”，這才是其核心或靈魂；“知行合一”的“行”，是“致”，是達到“良知”的功夫。

自從揭示出“致良知”這個“一生之精神”后，王陽明就比較少說“知行合一”了，因為“致良知”在很大程度上已經涵蓋了“知行合一”，使“知行合一”從根本上區別于“格物致知”。而王陽明的學說，也只有在“致良知”提出之后，才真正形成了自己的體系、真正有了自己的“精神”。有了“致良知”，不但為“知行合一”注入了靈魂，也使“親民”在“王學”中的地位清晰起來：“明明德者，立其天地萬物一體之體也。親民者，達其天地萬物一體之用也。故明明德，必在于親民，而親民乃所以明其明德也。”“明德之本體，而即所謂良知也。”（《大學問》）

有學生向王陽明“問政與學之要”，王陽明明確指出，明德即是良知，明明德即是致良知，良知與親民本為一體：“明德、親民，一也。古之人明明德以親其民，親民所以明其明德也。是故明明德，體也；親民，用也。”（《書朱子禮卷》）“明明德”是“立”天地萬物一體之“體”，“親民”是“達”其天地萬物一體之“用”。這是中國古代思想家認為的“體”與“用”的關系，“體”不立，則“用”不端；“用”不行，則“體”不顯。作為“體”和“本”的“明明德”“致良知”，與作為“用”“末”的“親民”“政在親民”，“本為一事”，是一個整體，如樹之干和樹之梢，并無輕重之分。明明德的目的是親民，只有親民才能體現明明德，致良知的目的是親民，只有親民才能體現出致良知（《大學問》）。

所以，在王學“三大要”中，“致良知”為體，“親民”為用，體、用本為一事。“知行合一”的“知”既是對事物的認知，更是自我的“良知”；而且，“真知即所以為行，不行不足謂之知”。與“致良知”一樣，“知行合一”為的也是“親民”。否則，無論是“致良知”還是“知行合一”，皆非“真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