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系國家社科基金項目“宋代海上絲綢之路輸日佛教石刻研究”負責人、寧波大學人文與傳媒學院教授

歷史上的海上絲綢之路主要有兩個航線系統：東海航線和南海航線。不同于具有洲際海上交通意義的南海航線，東海航線的輻射范圍主要限于東亞。東海航線連接的東亞區域擁有鮮明的文化共性：漢字書寫、儒家思想、漢傳佛教信仰，事實上，東海航線在漢字文化圈、儒家文化圈和漢傳佛教文化圈形成的歷史過程中一直發揮著紐帶作用。海絲東海航線留存的宋代舶載輸日佛教石刻，作為經歷了由此岸到彼岸跨海移動的石質文物遺存，擁有豐富的精神文化內涵：一方面使宋商海航軌跡的“點”與“線”得到可視化、具象化的呈現；另一方面也攝錄了古代中華文化在東亞海域流播與輻射的斑斕光影。迄今仍可實見、尚能踏查的石刻海運輸日線路，以浙東明州（今寧波）、以九州博多（今福岡）為西東兩個關鍵端點，集載了宋代中日之間越海交流的歷史圖像，可以被稱為“海上石刻之路”。

“四維”的海絲遺存

日本現存宋代輸日佛教石刻主要分布于九州北部、西北沿海和西南沿海，種類包括：薩摩石塔、宋風石獅、阿彌陀經石、佛菩薩造像、層塔等等。就宋代舶載輸日佛教石刻的特殊之處而言，首先，此類石刻作品以中國石材雕制完成，再由海船自宋朝港口發船運至日本，屬于海路輸出物，從整體形制到細部雕飾均為純粹的宋式風格，完全游離于日本本土佛教石刻的譜系之外。其次，相比于絲綢、陶瓷、銅錢等普通航海貿易品，一方面，由于尺寸與重量的緣故，輸日佛教石刻存置地點相對固定；另一方面，輸日佛教石刻是一種帶有精神內涵、宗教屬性的物品，一般被用于佛教祈拜場域的構建和宣喻設施的營造。

宋代輸日石刻之中，薩摩塔數量最多，屬于一種小型供養塔，以壺形塔身為顯著特征。薩摩塔形制、造像與紋飾的個體差異較小，應是特定時段的產物。關于薩摩塔的年代，目前學界較為一致的看法是，絕大多數薩摩石塔的所屬年代時段為13世紀。作為舶載輸日石刻第二大類的宋風石獅，擁有年代明確的標型雕作，故而演變譜系相對清晰。宋風石獅往往與薩摩塔配組置立，共同建構出一種帶有特定信仰內涵的功能場域。

南九州川邊水元薩摩塔

事實上，相同地點留存的這類石刻往往結組構合，形成寄寓著宋人精神文化的意蘊空間。日藏宋代輸日石刻遺存，不僅是一種具有長、寬、高的三維文物資料，而且經歷了制作地→舶出港→舶入港→存置地的跨海空間移行，度過了造刻→輸出→供置→傳存的累世時間流轉，故可被視為“四維”的海絲遺存，這類遺存使由“物”及“場”、由“場”及“人”、由“人”及“史”的海絲史研究成為可能。

跨海溯源

宋代輸日石刻是以中國石材在宋域雕造完成之后舶載輸出到日本的，無疑是宋代東南沿海石刻工藝系統的產物。根據石刻形制比較研究的結果，九州現存薩摩塔的祖型應為宋代浙閩一帶流行的窣堵波式石塔。窣堵波式石塔整體造型輪廓與薩摩塔十分相近，或可說，薩摩塔是簡約版或縮小版的窣堵波式石塔。然而，需要指出的是，薩摩塔并未完全照搬窣堵波式石塔的造型模式，在雕造樣式上兼收了浙南系和閩南系窣堵波式石塔的風格特征，規避了窣堵波式石塔細部的一些繁縟設計，同時又植入了若干別具一格的意匠。我們推斷，薩摩塔是旅居日本九州的宋人及其親交社群應對自身需求和跨海舶運的方便而特別訂制的石塔。其他諸如宋風石獅、宗像大社阿彌陀經石、惠光院層塔等舶載輸日宋風石刻，其局部和細部雕刻也都表現出鮮明的浙閩宋代石刻的工藝特點。

經鑒定，絕大多數的薩摩塔、近半數的宋風石獅所用雕刻原料為浙東寧波出產的凝灰巖質石材。考慮到兩宋明州發達的石刻工藝技術和對日市舶樞紐的地利之便，基本上可以推定，九州現存宋代輸日石刻的大宗遺物，采用寧波石材，在寧波當地雕制完工之后，就近從明州港輸出至日本九州。

海上石刻之路

宋代石刻舶載輸日之路以明州—博多為干線，還包含了若干延伸航線和分支航線，可以被稱為“海上石刻之路”，它是海絲東海航線的一條擁有可視之“跡”、可察之“場”的具象維度。

彼岸一側，舶載輸日宋風石刻的存置地點，集中分布于日本九州北部沿海、九州西北海濱以及九州西南港津與河口。濱海的宋風石刻存置場所大都是宋舶易達之地，擁有悠久的海域交流史脈。值得關注的是，舶載輸日宋風石刻存置地附近，多見唐房（東方/當方/東防）和旦過等地名，這類地名是宋人居留、中日僧侶渡海往來的地志遺存。此外，北九州沿海的博多、箱崎一帶出土了宋式花卉紋瓦當、凹壓波狀紋板瓦以及映證宋商綱首行跡的“綱”字墨書瓷器，九州西南萬之瀨川河口附近遺址亦發現了宋船移入的凹壓波狀紋板瓦。

此岸的我國浙閩沿海一側，窣堵波式石塔大多列置于浙閩濱海的港城名剎和海路要所，與九州薩摩塔的存置地形成對應。現存宋代窣堵波式石塔的集中分布地——臺州、溫州和泉州，均是與日本海上往來頻密的區域。東亞海絲樞紐港明州，則是舶載輸日石刻所用主流石材的產地，且被推斷為薩摩石塔及其并置宋風石獅的制作地。由唐入宋，明州、溫州、泉州等東南沿海港城完成了由海疆前線到海交前沿的嬗變，浙閩港津聯結的航路既是赴日海商在中國沿岸的舟行路線，亦是以明州為起點的海上石刻之路向南的延伸。無疑，浙閩航路沿線遺存的宋代石作與舶載輸日宋風石刻同出一系。顯然，東亞海域諸港同頻共振的歷史學邏輯，與宋代浙閩沿海與日韓之間密切往來的文物學推論相互映合。

跨岸移動的人與物

有宋一代，中國海商憑借卓越的航海技術、出色的經營能力以及雄厚的商業資本，主導了東亞的航海貿易，大大拓展了中華文化海路傳播的邊界和遠距輻射的圈域。就宋日貿易而言，11世紀中葉以后，位于日本九州北部的鴻臚館，作為對外貿易中心的功能趨于停廢，宋商轉以博多浜為在日居留地和交易口岸。到了12世紀后半葉，宋日貿易發展至鼎盛，宋錢大量流入日本，宋商資本隨之壯大。鐮倉幕府建立之后，以“博多綱首”為核心的在日宋人群體加強了與九州地方寺社權門的關系，進一步融入當地社群，其經濟活動亦擴展至土地的承租、買賣和領有。隨著本土化的加深、貿易資本的積蓄、土地權限的擴大，旅日宋人開始嘗試營建獨立的或依附于當地寺社的宋式宗教設施和祈拜場域，這即是宋商將佛教石刻舶入日本的緣起。

海商之外，渡宋日僧和赴日宋僧也是往來于宋日海域的另兩個重要群體。值得一提的是，南宋時期，旅日宋商為渡宋日僧提供了諸多襄助。面對日本平安時代終結、鐮倉幕府初創這一時代變局，在日宋人社群亟須結好可以信賴的本土勢力，知華友華的渡宋日僧群體是在日宋人的不二選擇。歸國日僧在日弘播宋風佛教文化的努力，與在日宋人對于宋朝生活方式的傳承、母國器物文化的推重、故土觀念信仰的堅守具有相同的向量，故而能在宋式佛場的創建上形成合力。可以說，12世紀晚期至13世紀南宋佛教石刻輸入日本的歷史脈線，正是在旅日宋商深植彼岸、兩國佛徒大倡宋禪的雙重背景下發端并展開的。

九州現存宋代輸日石刻的移入者以旅日宋商為主，而利用者則主要是在日宋人群體、中日渡海僧侶以及其他在日宋人的親交社群。旅日宋商將薩摩塔、阿彌陀經石等宋風石刻舶往日本，旨在將故土風格的佛教景觀營建于異國寄身之所，祈求梯航平安、人事順遂。以輸日宋風石刻為要素營造的設施、場域、景觀，無關乎規模尺度的大小，也無關乎是否附著于當地寺社，其構建的意義在于中國文化內核的存載與傳承。

綜上，日本現存宋代輸日佛教石刻是海絲東海航線彌足珍貴的海交景觀，與同時期浙閩沿海的近緣石刻遙相對應，一起標示著中國海商在東亞海域的航跡。通過石刻文物學分析、存置場域考察、譜系源流追溯、文獻史料解讀、船運路線追跡，我們可以看到宋代中日之間人物的往來、文物的流通、思想的傳播。毋庸置疑，此岸與彼岸跨海具現的物象、事象、眾生相，一起交織成東亞海上絲綢之路的絢麗圖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