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庭堅《山預帖》 資料圖片

作者：丁沂璐，系西北民族大學中國語言文學學部副教授

北宋邊塞詩征引典故十分廣泛，涉及“經史子集”四大部類。先秦典籍主要有《詩》《禮》《易》等經部著作，《論語》《孟子》《莊子》《孫子》等諸子散文，《左傳》《戰國策》等史傳散文。此外，最常“資書入詩”的還有“前四史”、《法言》、《世說新語》、唐人詩句以及宋人筆記。諸典之中，契合邊事的英雄人物，折沖樽俎的制敵方略，沉郁雄渾的老杜詩句，皆信手拈來，妙入詩歌。

荊軻只身赴秦、易水送別的俠義精神受到宋人敬重。“風蕭蕭兮易水寒，壯士一去兮不復還”兼有送別之悲與刺秦之壯，引發了北宋邊塞詩的隔代回響。梅堯臣“平時易水頭，不復起邊愁”“將軍守漢法，壯士發燕歌”，蘇軾“要到盧龍看古塞，投文易水吊燕丹”，司馬光“酒薄陰山雪，裘寒易水風”，吳則禮“晚風蕭蕭近易水，想見懷古當傾曦”，在送人使北、送人戍邊中寄托慷慨，悲憫英雄。

出使西域的班超亦備受推崇，原因有三：一是投筆從戎、效力疆場的道路選擇，二是不畏艱險、萬里出使的外交推進，三是威震遠域、萬里封侯的價值實現。落實到邊塞詩創作，則題旨有差：一是借英雄自我審視，如司馬光“慚非班定遠，棄筆取封侯”；二是抒發失意郁結，如王令“若使班超終把筆，由來何路取封侯”；三是鼓勵他人建功立業，如孔平仲“古今將相皆無種，好取班超萬里侯”，毛友“預想歸時如定遠，爭持白玉上青云”。與眾人稍異，蘇軾《獲鬼章二十韻》雖以“邊帥漢班超”肯定邊功，卻更主張“奇功勿再要”，叮囑慎用武力。

伏波將軍馬援平南有功，亦為宋人所重。劉敞《伏波》惜其身死蒙冤，歌其壯心不衰。睹于禁卒駐戍艱辛，追念馬援平邊之難，詩人遂以“將軍馬伏波”“頻獻凱旋歌”追念英雄，祈愿和平。最能將古今南治邊略有機系連的，當屬劉敞《遷南行》。“曾出封疆鑄銅柱，竟留種族依荒山”，認為馬援雖立銅柱為界，卻令大量殘部散居深山野墺，埋藏隱患。“雕題來作冠帶民，鼻飲翻宜伊洛水”，則稱頌北宋邊略，將西南邊民成功收編為中原王民。在摧毀廓清的激壯之下，詩人不由暢想“此功一成萬世寧”。除卻劉敞，趙抃“伏波死去今誰繼”，曾鞏“捷如馬援不得志”，郭祥正“伏波一去已千年，古像蕭蕭篁竹里”“借令伏波在，縮手定嘆息”，上述伏波頌歌，均注目邊事，遙想英雄，有務實之征。

北宋邊塞詩用典，并不限于懷想英雄，亦在“折沖樽俎”中寄托理想。黃庭堅、梅堯臣、彭汝礪、強至、曾鞏均在邊塞詩中表達了對折沖樽俎的認同，其中黃庭堅《送范德孺知慶州》最有代表性：

乃翁知國如知兵，塞垣草木識威名。敵人開戶玩處女，掩耳不及驚雷霆。平生端有活國計，百不一試埋九京。阿兄兩持慶州節，十年麒麟地上行。潭潭大度如臥虎，邊頭耕桑長兒女。折沖千里雖有余，論道經邦正要渠。妙年出補父兄處，公自才力應時須。春風旍旗擁萬夫，幕下諸將思草枯。智名勇功不入眼，可用折箠笞羌胡。

范純粹（字德孺，范仲淹四子）將赴慶州，山谷作詩相送。詩人取典“折沖千里”，意在頌揚范純粹治慶有術，克敵無形。“論道經邦”語出《尚書·周官》，直指鉆研妙略才是正途。全詩用典近三十處，廣博縝密，營造出“平淡而山高水深”的詩境。全詩五次征引杜詩，尊杜之意畢現。第一次引《塞垣》“一寄塞垣深”，將征人思婦的舊調化作范公治邊的新聲。第二次借《驄馬行》“肯使麒麟地上行”贊頌純仁好比良馬，馳騁邊塞。第三、四次一句兩典，“邊頭耕桑長兒女”征引《嚴氏溪放歌行》“邊頭公卿仍獨驕”與《客堂》“別家長兒女”，卻未沿襲“邊鎮驕蹇凌物”的舊路，亦未遵循兒女不相見的凄離，而是力贊純仁安定邊民，耕作生息。最后一處“公自才力應時須”征引最切。杜甫“吐蕃憑陵氣頗粗，竇氏檢察應時須”借吐蕃三道入寇的危急形勢歌頌竇氏挺身而出，山谷則稱頌純粹繼承父兄，應時帥慶。五次征引，兩次順流直下，三次反用典故，間有一句兩典。杜詩之外，王維“草枯鷹眼疾”，柳宗元“萬不試而一出”以及《文選》的“愛民活國”與“終軍以妙年使越”都熔鑄入詩，變幻莫測。詩中，山谷“以學問為詩”的理念得到充分體現。黃庭堅十分注意化古為新，旨在“點鐵成金”，即“雖取古人之陳言入于翰墨，如靈丹一粒，點鐵成金也”（《答洪駒父書三首》其二）。所謂“奪胎換骨”，惠洪《冷齋夜話》記載如下：

山谷云：詩意無窮，而人之才有限。以有限之才，追無窮之意，雖淵明、少陵，不得工也。然不易其意而造其語，謂之換骨法；窺入其意而形容之，謂之奪胎法。

張海鷗認為“奪胎”“換骨”雖未并肩出現，然其“不因襲其語辭，別創新語”的主旨是一致的。奪胎換骨“重在借意而創辭”，點鐵成金“重在借辭以創意”。側重雖有不同，旨歸并無二致。

山谷認為杜甫的“無一字無來處”有章可循，并在創作中積極踐行。如《和邢惇夫秋懷十首》其六：

慶州名父子，忠勇橫八區。許身如稷契，初不學孫吳。荷戈去防秋，面皺鬢欲疏。雖折千里沖，豈若秉事樞。

此詩三次征引杜詩語匯，“許身如稷契”濃縮了杜詩“許身一何愚，竊比稷與契”，驅除了杜甫看齊稷契而四處碰壁的失落，呈現出范氏父子自信向上的精神面貌。此外，杜詩“防秋近赤霄”中的“防秋”，“直氣橫乾坤”中的“橫”字，都被山谷巧妙植入范氏忠勇、親力親為的描繪之中。從老杜自身的郁結書寫到范氏的昂揚情緒，山谷移接自然，駕馭自如。這種效果不僅來自法度的掌控，更緣于意脈的貫通。只有創作旨歸與精神風骨穩固確立，作為枝葉點綴的掌故才能錦上添花。

同樣是對范氏父子的稱許，在《和邢惇夫秋懷十首》其六中，山谷再次表達了對“折沖千里”的價值認同。此處揄揚邊功，詩人并沒有延續《送范德孺知慶州》借鑒《孫子》的舊路，而是反其道用之，用“不學孫、吳，而暗與之合”極力稱頌范氏謀略。山谷指出折沖千里雖為良策，躋身兩府才是正途，故有“豈若秉事樞”之語。這種功名認識已經超越了“封侯”的外在形式，直接上升到政務的實質層面，充分體現了宋人的政治理性與務實精神。

從容不迫與事半功倍是宋人治邊理政的美好理想，外化在詩學方面則表現為對折沖樽俎的推崇與追求。從用典的視角進行考察，可以發現宋人的隸事用典與其思維方式關聯緊密。防患未然的思慮方式決定了宋人對“曲突”的弘揚與“焦頭”的否定；友好隱忍的御邊理念決定了宋人對“五餌”的推崇與“前禽”的寬容；審慎務實的救國理想決定了宋人對“活國”的信奉與“超距”的貶抑；深沉理智的用世情懷決定了宋人對“持節寬赦”的渴望與“智勇功名”的消解。觀上可知，北宋邊塞詩援經據典雖然廣泛，卻多擇取契合邊事的常典熟典，對癥下藥，有務實之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