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里頭文化青銅爵。資料圖片

二里頭文化陶盉。資料圖片

二里頭遺址出土卜骨（羊肩胛骨）。資料圖片

二里頭夏都遺址博物館。資料圖片

作者：劉海旺，系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院長、研究員

夏王朝是文獻記載的中國歷史上的第一個朝代，夏代所創造的文明是考古學時代劃分中中國青銅時代的開端，夏文化探索是中華文明起源和早期發展研究中至為關鍵的重大學術研究課題，也一直是中國考古學史上爭鳴最為激烈、最為持久的專題之一。中原地區是夏文化探索與研究的中心地區，如何提高以二里頭遺址為中心的夏文化探索相關考古工作規劃水平，圍繞夏文化研究作出總體安排，集中力量攻關，不斷取得新突破，仍是我們今后相當長一個時期內的重要任務和目標。

當前夏文化探索與研究的基礎考古認知

經過幾代人篳路藍縷的探索和研究，中國考古學取得了舉世公認的輝煌成就，其中，夏商文化及其之間的文化傳承關系的確認無疑是影響最深遠的成果之一。早在1926年初，李濟先生曾赴山西進行考察，尋找夏代遺存便是其考察目的之一。以1959年徐旭生先生以明確尋找“夏墟”為目的的豫西田野考古調查為標志，學術界開展夏代考古工作已60余年，特別是在世紀之交開展的“夏商周斷代工程”等重大學術課題推動下，夏文化探索取得了巨大進步。一代代學者依據當時的考古發現，結合對文獻記載的全面梳理，包括參考相關遺址的碳十四測年數據等，雖然對以二里頭遺址為中心的夏文化有不同的認識和見解，例如，二里頭遺址一、二、三、四期均屬于夏文化，或一、二期屬于夏文化，三、四期屬于早商文化等，但對夏文化探索仍然達成了一定的共識和階段性的主要成就。概括起來有兩點：一是已得出夏文化真實存在的科學結論；二是作為學術界主流觀點，許多學者認為龍山時代王灣三期文化晚期、新砦期文化和二里頭文化分別為夏代早、晚期階段的文化遺存。河南登封王城崗遺址繼發現龍山文化中晚期的小城外，又發現了50萬平方米的大城及大面積夯土建筑遺存、奠基坑，出土有陶器、玉器及銅器殘片；河南禹州瓦店遺址規模超過100萬平方米，發現有壕溝、大型夯土建筑基址和大量祭祀遺存，出土有卜骨、玉器、列觚等重要遺物。它們的發現為探討早期夏文化提供了線索。新砦遺址面積約100萬平方米，三重環壕，中心區建有大型城址，還發現有面積1000多平方米的大型建筑；出土有銅器殘片、獸面紋陶器、玉器等；新砦二期上接河南龍山文化晚期（新砦一期），下連二里頭一期，填補了其間的空白。二里頭遺址現存面積300萬平方米，發現有居中的宮城及宮殿建筑群、祭祀區、中高級貴族墓葬、網格狀布局道路及帶圍垣的分區、鑄銅作坊遺址和綠松石器手工業作坊遺址及精美的玉器、青銅器和陶器等。一般認為二里頭遺址就是夏代晚期都城。

在中國考古學文化上，以二里頭文化為中心的夏文化處于一個承前啟后、創新開拓的關鍵階段。關于二里頭文化，幾十年來眾多學者反復求索，從基礎的地層學和類型學、大量的測年分析等方方面面，對其時空分布作了較為清晰的定位。從歷史時間看，二里頭文化介于河南龍山文化與二里崗文化（早商）之間；從地理空間看，二里頭文化的分布范圍主要在伊、洛、河、濟水之間的河南大部、山西南部地區。

另外，以文獻記載為線索探索夏文化無疑仍然是夏文化考古探索中的必然選擇。兩周時期的文獻和《史記》等文獻中關于夏代或與夏代有關的歷史記載盡管比較少且有相互抵牾及傳說的成分，但其中商之前有夏、“湯革夏命”等基本史實是可信的。一些相關重要考古發現也是以文獻記載為線索而取得的。在夏文化探索與研究中，考古發現與文獻記載之間，既不能生拉硬扯、盲目對應，也不能忽略二者之間的可能聯系和相互印證，同時還需要科學嚴謹的假說用以指導研究。這應是我們當前探索和研究夏文化的基礎認知。

夏文化考古探索中的歷史邏輯認知

從已有考古發現來說，河南龍山文化出現了平糧臺、郝家臺、王城崗、古城寨、新砦、蒲城店、徐堡、西金城、孟莊、戚城等10多座城址（或為古國），山東龍山文化發現的有城子崖、邊線王、丁公、田旺、皇姑冢、王家莊、教場鋪、王集、前趙、大尉、樂平鋪、尚莊、尤樓、丹土、堯王城、兩城鎮、藤花落等近20座城址。其他區域還有陶寺、石峁等城址，以后還會有新的城址發現。這一時期城址的空前大量出現是古代社會階層分化和復雜化發展的必然過程，符合人類社會由低級向高級發展的規律或邏輯；而聚落或城址的發展演變，也不會是一成不變的，伴隨著社會不同階層或群體財富、權力和人口的聚集，出現超大規模的區域中心城址也是必然的，所以，河南龍山文化城址發展的下一個階段就出現了規模空前的二里頭遺址（宮城及帶圍垣的各功能區域等）。

從人類早期歷史發展進程規律分析，由小范圍氏族或氏族聯盟成立的酋邦或古邦國林立，到一定大的地理區域范圍內初步統一的邦國（王國）出現，這也是必然的。所以，早期文獻記載的首先由“禪讓制”到“家天下”轉變的夏王國的出現同樣是歷史必然。夏朝初建時期出現夏王室政權得失的反復，如后羿、寒浞代夏，“因夏民以代夏政”等，也符合歷史發展的邏輯。從當時最先進生產力與生產技術的發展脈絡方面分析，二里頭文化確立了初步定型的泥范鑄造青銅容器、工具、兵器等技術，被二里崗文化繼承和發展，鄭州商城出土了比二里頭遺址更多、更復雜的泥范鑄造的青銅器，反映了生產技術由簡單到復雜、由低級到高級的進步規律，這也是商代對夏代的一種繼承。

今后夏文化探索中的幾個具體問題

夏文化探索的中心和主要參照系問題。二里頭遺址是迄今為止夏文化探索中規模最大、結構最復雜、出土遺物最豐富且等級最高、所代表的生產力水平最先進、時代特征最明顯、性質最明確的都邑遺址之一。因此，探索夏文化的起源、發展、繁榮、衰落、被商文化繼承的歷史進程應以二里頭遺址的文化內涵為中心、關鍵和參照系。一方面持續深化對二里頭遺址的認識和研究，知其然、知其所以然，探討其各類文化因素的淵源、影響及創新創造；另一方面，屬于探索夏文化范圍的河南龍山文化晚期遺址、新砦期遺址及早商遺址的考古研究應與二里頭遺址更為密切地聯系對比，以期構建更為準確、全面和緊密的夏文化體系。

以二里頭遺址為中心的夏文化聚落體系即社會形態結構的考古研究問題。對二里頭遺址本身要繼續進行有目的、有計劃的考古勘探與發掘工作，在已有考古發現的基礎上進一步全面明確遺址的布局、功能分區及其各組成要素，也包括其周邊的相關生業遺跡等。同時，要分階段以考古調查和勘探的方式進一步探明以二里頭遺址為中心不同距離范圍內、不同層級的聚落分布狀況，以探討支撐二里頭都邑及其王權的社會基礎；還應選擇不同層級的典型聚落進行較為全面的考古發掘，以揭示夏代中晚期社會發展的整體面貌。

早期夏文化探索相關問題。首先，對已有一定工作基礎的登封王城崗、禹州瓦店、新密新砦等重要大遺址持續進行主動性考古發掘與研究工作，更全面地揭示其與二里頭遺址文化內涵的承繼關系；其次，以古代文獻記載為線索加強對濟源原城遺址、鞏義稍柴遺址等夏文化核心區遺址的考古探查工作，必要時進行適當的考古發掘；再次，還要關注和進行河南境內豫東、豫南、豫西北及河南周邊地區夏文化探索薄弱區域的考古調查等工作，以探索和實證夏代廣域王權的勢力范圍及“禹征三苗”“后羿代夏”等文獻記載中的問題。

夏文化研究相關課題問題。在夏文化探索和研究過程中，眾多學者思考和提出很多具體問題，有的已經解決，但大量的問題仍有待新的考古發現和研究去回答。“考古中國·夏文化研究”工作計劃中列出了夏文化研究的重要課題：有關夏朝歷史文獻記載研究、以往夏文化相關研究成果的梳理、考古學文化譜系及夏代年代學研究、夏代古環境和人地關系研究、夏代生業與資源及經濟技術研究、夏代祭祀和精神思想研究、夏代聚落形態與社會結構研究、夏代人類生存狀況研究、夏夷族屬的體質人類學和古代DNA及同位素等綜合比較研究、中國早期國家發展模式及國家治理體系的綜合研究等10個方面。除此之外，還要加強夏文化核心區與夏文化時期中國境內諸地理區域文化的比較研究，與同時期中亞、西亞等古文化的比較研究等；將這些課題放到更長的歷史時間段和歷史發展規律中考慮和探究，以期對夏文化形成更深認識。

夏文化探索中主動性考古工作與搶救性考古工作的關系問題。在夏文化探索中，優先對偃師二里頭、夏縣東下馮等遺址主動開展考古發掘工作，對這些遺址的工作目的主要是深化、豐富對夏文化的認識。同時，在夏文化分布區域內，應當將具有搶救性的基本建設中與夏文化有關的考古工作納入夏文化探索的課題之內，以期拓展對夏文化的新認識。考古發現有很大的偶然性，必須在對更多遺址發掘的基礎上尋找重要考古發現。所以，要重視搶救性考古發掘中出現夏文化探索突破性考古發現的可能。在實際工作中已出現這樣的可能性，例如，近期河南淮陽發現的性質明確的時莊糧食儲藏遺址、葉縣發現的墓葬禮制色彩鮮明的余莊遺址等，都為我們探討早期夏文化提供了全新的考古資料。要把搶救性考古工作中具有突破性考古發現的遺址及時納入主動性考古工作中，以深化對這些重要遺址的認識。

以二里頭遺址為中心的夏文化探索和研究任重而道遠，還有大量的未知需要探索，不能期望畢其功于一役。考古工作者需要在既往研究成果的基礎之上，不斷反思、沉淀、探求，在新的考古發現中不斷實現突破，進而在夏文化探索聯合攻關研究中，形成具有中國特色的闡釋文明起源與初步發展規律和模式的考古學理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