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羅建新，系西華師范大學文學院教授

“金相玉式，艷溢錙毫”的楚辭，衣被后世，影響深遠。文士藝術家多“斟酌其英華”，象其從容，或纘述其詞而擬騷，或注詮箋釋以解“騷經”，或取以為法書繪畫創作之素材，紛總總其繁盛，遂使楚辭研究著作與“楚辭體”作品前后相續，而楚辭題材的書畫作品如各體法書《離騷》《九歌》《九章》《遠游》《漁父》《九辨》《高唐賦》《釣賦》、線描或設色畫《離騷圖》《九歌圖》《湘君湘夫人圖》《山鬼圖》《卜居圖》《屈原漁父圖》《屈子行吟圖》《屈原餐菊圖》《麓山吊屈圖》《醴浦遺佩圖》《滋蘭樹蕙圖》《蘭蕙圖》《飲酒讀騷圖》《端午競渡圖》等亦層出累現，令人目不暇接，共同構成了中華優秀傳統文化之林中蔚為壯觀的“楚辭文獻叢”。

這其中，因楚辭書畫的作者，如歐陽詢、李昭道、張敦禮、蘇軾、李公麟、米芾、梁楷、趙孟堅、錢選、趙孟頫、張渥、沈周、祝允明、文征明、仇英、王寵、董其昌、陳洪綬、蕭云從等，多為藝林宗師，其作具有極高的文化藝術價值，既有被皇家視為御覽之寶者，亦多達官顯貴寶之以傳子孫的秘藏珍玩，更是商賈鬻賣獲利的重要對象，有著極其廣泛的社會需求，故在其流傳過程中，有工巧者或臨摹虛造，或補題換款，或截割補綴，使得歷代楚辭書畫作品傳本甚眾。如傳為李公麟的《九歌圖》就有中國國家博物館“七月望日”本、北京故宮博物院“李伯時為蘇子由作”本、遼寧省博物館王橚題跋本、黑龍江省博物館賈似道藏本、中山大學人類學博物館吳柄篆書本、臺北“故宮博物院”米芾篆書本、蕭良輔藏本、《鳳墅帖》本、吳澄題跋本、曹緯書辭本、朱希忠藏本等十余種傳本，題署蘇軾的行書《九歌帖》有臺北“故宮博物院”乾隆御筆題簽冊頁本、檇李項氏藏本、項元汴跋文本等不同傳本，米芾楷書《九歌帖》亦有《快雪堂法帖》周季木藏初拓本、涿拓本、建拓本、內府本、梁同書臨寫本等多種傳本，其中良莠相雜，魚目混珠，有的還給藏家、學者、民眾帶來認知錯誤，造成經濟、知識等方面的不良影響。

面對此種狀況，宋、元以來的學者們即嘗試從不同角度、綜合運用多種手段對楚辭書畫真偽問題進行考訂；千載而下，產生并形成了諸多行之有效的方法，如“望氣”（據作品“氣韻”即精神特征來判定）、“辨款印”（據作者款識印章兼及收藏印章，經查對真跡來判斷）、“考著錄”（據收藏印章與題記來核對）、“結構分析”（以風格為核心和首要依據，并把印章題跋、收藏著錄、材質裝裱等因素納入藝術文化的演進過程中去認識）等（薛永年《書畫鑒定與書畫作偽》）。這些方法對于正確認知楚辭書畫的具體內涵、恢復其歷史本原面貌而言，皆具有重要參考價值，故多為學界所取用。

除了這些方法之外，從文獻學角度切入，借助傳世《楚辭》寫本與刻本，運用“異文比勘”之法，進行文辭考校，明源流，別異同，辨衍脫，亦不失為考訂楚辭書畫作品真偽問題的一種有效途徑。這是因為，楚辭法書乃是基于書家審美觀而秩序井然地對《楚辭》文字的藝術化呈現，楚辭題材繪畫中亦書寫有不少其所依傍之文字；這些文字具有時代性特征，必定是藝術家所處之時代能夠見及的《楚辭》文字，且在書寫時當需遵循特定的政治要求與文化規定，并符合書家的書寫慣例；倘若與此有悖，除考慮特殊個案外，書畫作品本身的真實性問題也就需要慎重考量了。比如，北京故宮博物院藏有歐陽詢楷書《離騷帖》明拓本，經《歷代碑帖法書選》編輯組印行后，化身萬千，廣為流傳，然實為偽作；對此，可借助唐宋《楚辭》寫本與刻本，通過文辭比勘而見出。

首先，以唐代《楚辭》傳本比勘歐陽詢《離騷帖》，得見二者文字多有出入。倘若將歐陽詢《離騷帖》定為真跡，則帖中文字當與唐人所見之《離騷》差別不大，事實卻并非如此。唐時《離騷》，主要有兩類傳本：一為單行者，如王逸《楚辭章句》、郭璞《楚辭注》、劉杳《離騷草木疏》，以及徐邈、宋處士諸葛氏、孟奧、釋智騫等的《楚辭音》之類；一為《文選》所載者，如古寫本《文選集注》，五臣、李善《文選注》，及其他雜注中所載錄者。這兩類傳本中的《離騷》文辭與歐陽詢《離騷帖》皆有出入：法國國家圖書館藏智騫寫本《楚辭音》中所釋“要”“遺”“效”“處”“語”“折”“草”“宅”諸字，《離騷帖》中皆無著落；日本金澤文庫藏古寫本《文選集注》之《離騷》文字與《離騷帖》相較有十九處異文；李善《文選注》尤袤刻本、五臣《文選注》建陽陳八郎刊本之《離騷》文辭與《離騷帖》相較皆有二十余處文字差異，且多非“夫”“之”“乎”類虛詞；再則，古寫本《文選集注》中“歔欷余郁邑兮”至“吾令鴆為媒兮”部分，李善《文選》尤袤刻本中“歔欷余郁邑兮”至“吾令鴆為媒兮”部分、“時亦猶其未央”之“央”字及以下至“駕八龍之婉婉兮”句之“駕”字處，歐陽詢《離騷帖》皆全脫；同時，古寫本《文選集注》、李善《文選注》尤袤刻本、五臣《文選注》建陽陳八郎刊本之《離騷》中皆無被洪興祖認為是“后人所增”的“曰黃昏以為期兮，羌中道而改路”句，歐陽詢《離騷帖》中卻有此二句。由此可見，今傳歐陽詢《離騷帖》與唐時《離騷》傳本文辭頗多差異，又有衍脫之處，二者所據底本有異，當是重要原因。

其次，以唐代《楚辭》傳本比勘被學界定為真跡的歐陽詢《九歌帖》，得見二者文字無甚差異，可從側面證明《離騷帖》乃偽作。倘將日本西東書房《歐陽率更九歌殘石》與尤袤刻李善《文選注》相比勘，即可發現，《東皇太一》《云中君》《山鬼》二者文字全同，《湘君》《湘夫人》僅二處微異；與陳八郎本五臣《文選注》相校，亦可發現，《東皇太一》《云中君》《山鬼》篇二者文字全同，《湘君》《湘夫人》篇僅三處微異。由此看來，確乎出于歐陽詢的《九歌帖》，在文辭上與李善、五臣《文選注》中《九歌》差別甚微。倘若定《離騷帖》亦為率更真跡的話，那么，同為一人所書，所據底本及其文辭卻出現如此大的差異，這不由得讓人產生懷疑：歐陽詢《離騷帖》當是后人所偽托，非為率更手筆。

再則，以宋代《楚辭》刻本比勘歐陽詢《九歌帖》，得見二者文字基本相同。將此題名歐陽詢的《離騷帖》與宋端平本《楚辭集注》相較的話，可以發現：端平本中有“曰黃昏以為期，羌中道而改路”句，歐帖亦有之；二者文字差異僅兩處：一省文、一增語氣詞之異，當為《離騷帖》書寫者之筆誤，無礙大局。可以認為：二者所據為同一底本。朱子著書時，劉安、班固、賈逵諸人注《離騷》之書，皆不復存；隋、唐間訓解者五六家及僧道騫所為楚聲之讀，“亦漫不復存”，“獨東京王逸《章句》與近世洪興祖《補注》并行于世”，于是其于“疾病呻吟之暇，聊據舊編，粗加檗括，定為《集注》八卷”（朱熹《楚辭集注目錄序》）。顯然，《楚辭集注》當是據王逸、洪興祖之書來厘定《離騷》文本，不可能據其所見歐陽詢《離騷帖》來取舍文辭；而歐帖無疑當為后出者。

通過將歐陽詢《離騷帖》與唐宋寫本、刻本所載《離騷》文辭相比勘，即可見出：當下廣為流傳的歐陽詢楷書《離騷帖》，實為南宋或以后人據端平本《楚辭集注》文字而偽造，斷非歐陽率更真跡。

這樣看來，在進行楚辭書畫鑒定時，亦可從文獻學角度著眼，將書畫作品視為版本之一種，以其上所書寫之文字為線索，將之置于版本產生、發展、流傳的歷史進程中，通過對不同傳本的文字比勘、同異考校，來明其源流，別其真贗。與前賢的其他方法相較，此種方法將關注重心轉向于作品的文字構成，具有一定的客觀性、實證性與合理性，當能對書畫鑒定方法有所裨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