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系國家社科基金項目“宋代農書研究”負責人、溫州大學甌江特聘教授

宋代持續兩百年的吳中水利研究課題的形成與發展，揭示出傳統社會學術新議題是如何從社會現實的潛在需要，并通過國家的政策引導，在知識分子的主動參與承擔之下成為一門顯學的。毫無疑問，研究課題在解決宋代吳中水患問題、維護民眾生命財產安全、確保農業生產及國家財政收入等方面發揮了巨大的作用。

社會現實的呼喚

宋人所言“吳中水利”“吳門水利”“三吳水利”皆指太湖地區而言。太湖古亦名震澤、具區，其地勢地貌、來水去水，顧炎武在宋代水利學家郟僑論說基礎上有非常扼要的敘述：“其西之南，則嚴、湖、杭、天目諸山之原，（水）有自苕、霅而來者；其西則宣、歙、池、九陽江之水，有自五堰而來者；其北則潤州之金壇、延陵之丹陽與宜興之荊山之水，有自荊溪、百瀆而來者；而其東北則常州之水，有自望亭而來者。其入海之道雖曰三江，而二江已絕，唯吳淞一江……沿海與江地皆岡阜，或以其中傾外仰，比之盤盂。”也就是說，太湖地區是一個以太湖為中心的盤形洼地，因此極易匯聚四方之水；其東部平原海拔在2.5—3.5米之間，自西向東地勢逐漸升高，因此極不利于太湖地區東向海洋排水。而唐末五代以來，太湖排水入海孔道三江中東北、東南方向的婁江、東江皆已淤塞絕跡，僅余吳淞一江（古亦名吳江、松江、吳松江、松陵江），因此宋代太湖地區水患壓力遠超前代。但宋代吳淞江河道迂曲，又因兼顧水運修筑石塘以障太湖東流，加以權豪侵占，“植以菰蒲、蘆葦……中流多置罾斷”，遂日益淤塞。每至雨季，吳中民眾則“惴然有為魚之患”，所種莊稼亦“頃刻蕩盡”。同時，太湖地區自中唐以后即為國家財賦之藪，僅據產生于南宋初的“蘇湖熟，天下足”一語即可見其經濟地位的重要性。因此，研究治理吳中水患，解決水災頻發問題，是時代擺在宋人面前的、與國計民生密切相關的一個緊迫課題。

國家的政策導向

宋朝中央集權政治體系的運轉需要龐大的國家財政收入支撐，統治者立國伊始即非常重視作為“兆民本業”的農業。就水利基礎設施建設而言，宋初雖屢次治黃、引黃河水溉田，修復古代鄭渠、白渠等灌溉渠系，但多為一時一事而發。到慶歷新政、熙豐變法時代，國家層面更加注重立法及政策的導向性，引導地方官員及民間知識分子傾注心力才智于其間，使研究水利、組織興修水利成為“常態化”行為。如作為慶歷新政政綱的《答手詔條陳十事》所列第六事“厚農桑”，即強調應于太湖地區積極興修水利，以使民不困而國不虛。具體措施是，“每歲之秋，降勅下諸路轉運司，令轄下州軍吏民各言農桑之間可興之利、可去之害，或合開河渠，或筑堤堰陂塘之類；并委本州軍選官計定工料，每歲于二月間興役”，并以之作為官員考選的重要政績。范氏本人前此知蘇州時就開浚過白茆、七丫等塘浦。熙豐變法時，朝廷成立了制置三司條例司，地方行政機構也進行了改革，創設了提舉常平、廣惠倉兼管勾農田水利差役事，作為新的路級監司官。熙寧二年（1069），頒布了專門的農田水利法律《農田利害條約》（亦稱《農田利害約束》）。《農田利害條約》共8款，對水利工程的必要性、規劃、施工及經費來源等方面都作了詳細規定。尤其是鼓勵學者積極研究水利、建言獻策，“其言事人并籍定姓名、事件，候施行訖，隨功利大小酬獎；其興利至大者，當議量材錄用”。對于積極組織、興修農田水利工程的地方官員亦量功績大小給予獎勵、提拔：“與轉運官或升任、減年磨勘、循資，或賜金帛令再任，或選差知自來陂塘圩垾、堤堰溝洫、田土堙廢最多縣分，或充知州、通判，令提舉部內興修農田水利。資淺者，且令權入。其非本縣令佐，為本路監司、管勾官差委擘畫興修，如能了當，亦量功利大小比類酬獎。”自此以后，“四方爭言農田水利”，“或胥、或商、或農、或隸、或以罪廢者，使乘驛赴闕，或召至中書、或赴司農……微有效則除官、賜金帛”。其間雖難免有少數冒濫之輩，但包括吳中水利在內的全國水利事業發展總體成效是非常顯著的。據《宋會要輯稿》記載，僅熙寧三年至九年，兩浙路就興修水利1900多處，灌溉面積達10萬多頃，兩浙路水利工程灌溉面積占全國的三分之一。可以說，吳中水利研究作為一個學術新議題勃興于北宋中期，成為當時顯學并服務于社會實踐，宋朝國家的政策導向是最重要的原因之一。

知識分子的響應與承擔

在國家政策的號召、引導下，兩浙路官員及民間知識分子紛紛投入到吳中水利課題之中。仁宗時中第未仕的蘇州人郟亶，很快奏上自己的研究成果《上蘇州水利書》《上治田書》（后合編為《吳門水利書》），他總結了唐末以來吳中水利治理存在的問題，即所謂“六失”；提出了自己的見解，即所謂“六得”；又提出了治田“利害七論”。概括而言，其治水方略是治水先治田、治水兼治旱、低田高田分治、合理利用前代水利工程；在建設經費上則提出“誰受益誰負擔”的原則，發動民眾出錢出力。郟亶見解深刻，因此受到神宗和王安石贊賞，被任命為司農寺丞、提舉兩浙路興修水利。但郟氏的治水規劃是一個非常龐大的系統工程，以當時的社會經濟條件不可能在短期內（至少不可能在他自己說的5年內）竣工。他也低估了工程建設過程中的種種矛盾，以致引發群體性事件，最終半年后即被罷官。郟亶之子郟僑承其父學，亦邃于吳中水利，所著《水利書略》對太湖水系有準確、全面的認識，因此其第一項主張就是治水必先治江寧（今南京），次為整治蘇州諸縣各自為政的限水之制，三為導青龍江（吳淞江故道青龍鎮段）開三十浦。同時強調開浚蒲塘必須重視設置堰閘以防江潮漲沙，勸民作圩垾、浚涇浜以治田，否則必有堙塞之患。這一觀點后被提舉兩浙水利趙霖所重視、采納。

跟郟亶將治理水患與發展農業生產緊密聯系的宏大藍圖比起來，曾師從胡瑗的常州士人單鍔的治水理論則直擊要害、更具可行性。他認為既然是治水，最迫切的目標當然是治“水”，治田、治旱都可先置不顧，故一則曰“今欲泄震澤之水”、再則曰“今欲泄三州之水”。其《吳中水利書》所陳治水方法簡而言之，一是使吳淞江泄水道暢通，加大太湖排水量；二是引西北南京、常州等處來水北入長江，使西南廣德、宣州等地之水不東注太湖，減少太湖入水量。這是當時仁宗慶歷以來所修吳江長堤橫截江流、破壞水環境以及郟亶治水失敗，給人們帶來的對于漕運先于疏泄、治田先于治水觀點的反思。單鍔常“獨乘一小舟，遍歷三州（蘇、常、湖）水道。經三十年，凡一溝一瀆，無不周覽考究”，可見其書不僅是對已有研究成果（如郟僑“治水必先治江寧”）的繼承，更是其在深入調查研究基礎上寫成的。再如紹興士人傅肱建言“決松江之千墩、金城諸浦匯，滌去迂滯”，同時“開無錫之五瀉堰，以減太湖而入于北江；導海鹽之蘆瀝浦，以分吳淞而入于浙水”。質言之，就是恢復太湖原有三江排水系統而不是僅賴吳淞一江，并對吳淞江河道加以裁彎取直以暢其流。退休官員朱長文，于其《吳郡圖經續記》中亦辟《治水》專目討論吳中水患治理。

吳中水利研究新議題在仁宗時代興起、神宗時代成為顯學后，直到南宋晚期，仍有不少知識分子繼續垂注并研究，不過其主體由一般士人轉變為官員。政和六年（1116）平江府（今蘇州）戶曹趙霖奏上《三十六浦利害》（亦名《體究治水利害狀》），其觀點可用三句話概括：治水莫急于開浦，開浦莫急于置閘，置閘莫利于近外（去江海不超五里）。還要注重“筑岸裹田”，即筑圩岸以固民田。徽宗因命趙霖為兩浙提舉常平負責興修，計“開一江、一港、四浦、五十八瀆”。趙霖治水理論顯然直承單鍔而來，但也吸收了郟氏父子治田、置閘的觀點。南宋中期湖州人、監行在都進奏院李結《治田三議》提出，治理吳中水患要堅持敦本、協力、因時三個原則。敦本指“專務治田”，“田岸既成，水害自去”，這一觀點在一定程度上回到了郟亶的立場。“協力”指治水經費由佃戶、田主、政府三方共同負擔。“因時”指平素興役，民眾難免有怨言，政府可在災害饑歉年份趁農閑動工。理宗景定二年（1261），慈溪人、任職蘇州的黃震尚作有關于吳中水利的長篇論文，其時下距宋亡僅15年，上離吳中水利新議題興起已200多年。這些宋代知識分子，積極響應國家號召，將自己的生命與智慧投注于有關國計民生的社會現實問題研究之中，的確實現了“為生民立命，為萬世開太平”的期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