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陳金龍、張鵬輝，均系教育部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研究中心特約研究員

習近平總書記在深圳經濟特區建立40周年慶祝大會上的重要講話，高度評價了經濟特區建設取得的偉大成就，深刻總結了經濟特區40年改革開放、創新發展的寶貴經驗，同時著眼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宏偉目標和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寬廣視野，明確了新形勢下經濟特區建設的根本要求，系統闡述了新時代黨中央賦予深圳的歷史使命，為新時代經濟特區再出發指明了前進方向。現實由歷史發展而來，在經濟特區建立40周年的重要歷史節點上，回顧經濟特區創辦的背景，梳理經濟特區發展的過程，明確經濟特區在改革開放實踐中的地位，對于開創經濟特區工作新局面，在新的更高起點上推進改革開放偉大實踐，譜寫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事業的新篇章，無疑具有特殊而重要的意義。

經濟特區是推進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偉大創舉

經濟特區的創辦有其深刻的歷史背景，既是黨和國家在新的歷史條件下主動順應世界政治經濟發展新趨勢作出的戰略抉擇，也是黨和國家在深刻總結歷史經驗的基礎上，為推進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進行的偉大創舉。

20世紀70年代以來，世界政治經濟格局發生了深刻變化。一方面，美蘇之間的大國爭霸逐漸轉為僵持局面，世界大戰爆發的危險和可能大大減小，爭取和平與發展成為大多數國家的普遍意愿。中國共產黨順應時代變化，積極開展對外考察和交流活動。另一方面，隨著第三次科技革命浪潮的興起，世界經濟快速發展，各國之間的交流聯系日益密切。為了迅速擺脫經濟危機的陰影，主要資本主義國家普遍面臨調整產業結構和開辟新興市場的需要，這為我國加快引進國外資金、技術和管理辦法提供了良好契機。20世紀70年代以來世界政治經濟局勢的變化，為我國創辦經濟特區提供了有利的外部條件。

新中國成立后，逐步建立起完整的國民經濟體系，為當代中國經濟發展奠定了重要基礎。“文化大革命”結束之后，廣大干部群眾迫切要求扭轉十年內亂造成的混亂局面，使社會主義建設事業重新走上正軌。在這個重要歷史關頭，黨中央積極順應時代潮流和人民愿望，召開了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作出將黨的工作重心轉移到經濟建設上來、實行改革開放的偉大決策。中國改革開放是針對原有體制機制弊端而展開的，推進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事業既要明確癥結所在，更要找準突破口。考慮到中國地域遼闊、人口眾多、情況復雜，改革開放只能由點及面，從局部開始，再逐步向全國推廣。這是黨中央創辦經濟特區的宏觀思路和戰略考慮。1985年6月，鄧小平在會見外國客人時說：“深圳經濟特區是個試驗，路子走得是否對，還要看一看。它是社會主義的新生事物。搞成功是我們的愿望，不成功是一個經驗嘛。”可以說，經濟特區的創辦，是在我國實行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大背景下，作為改革開放的先行區和試驗區而展開的。

中國經濟特區的創辦，是國際與國內、歷史與現實多重因素交互作用的結果。明確經濟特區創辦的歷史背景，有助于理解建立經濟特區的歷史必然性和經濟特區創辦過程的艱辛探索與開拓創新。

經濟特區是改革開放進程的生動縮影

經濟特區的創辦和發展，經歷了一個由醞釀、提出到不斷完善、提升的過程，既是改革開放歷史進程的縮影，也從一個側面詮釋了改革開放的路徑和策略。

1979年4月中央工作會議期間，中共廣東省委第一書記習仲勛在會上提出，希望中央讓廣東先走一步，放手干。鄧小平對中共廣東省委提出的在鄰近香港、澳門的深圳、珠海以及汕頭興辦加工區的意見表示贊同，并說：還是叫特區好，陜甘寧開始就叫特區嘛！中央沒有錢，可以給些政策，你們自己去搞，殺出一條血路來。會后，中共中央、國務院責成廣東、福建兩省，對在深圳、珠海、汕頭和廈門試辦出口特區問題進一步組織論證，提出具體實施方案報中央審定。在經過深入調研和認真考慮之后，1979年7月15日，中共中央、國務院批轉廣東省委、福建省委關于對外經濟活動實行特殊政策和靈活措施的兩個報告，同意先在深圳、珠海兩地試辦出口特區，待取得經驗后，再考慮在汕頭和廈門設置特區的問題。1980年8月26日，五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十五次會議決定：在廣東省的深圳、珠海、汕頭和福建省的廈門劃出一定區域設置經濟特區，并批準《廣東省經濟特區條例》。至此，經濟特區建設正式通過立法程序確定下來。

經濟特區創辦初期，在黨中央的正確領導和全國人民的大力支持下，廣大干部群眾迎難而上、銳意進取、奮勇拼搏，堅決貫徹執行黨中央的決策部署，在國民經濟增長、對外出口貿易、經濟管理體制改革、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建設等領域取得了有目共睹的顯著成就，創造了三天蓋一層樓的“深圳速度”等眾多發展奇跡。1984年初，鄧小平在視察廣東期間目睹經濟特區發展成就后，為深圳特區題詞：“深圳的發展和經驗證明，我們建立經濟特區的政策是正確的。”經濟特區創辦初期取得的成績，也進一步堅定了中央實行改革開放的決心和信念。1988年4月13日，七屆全國人大一次會議正式批準設立海南經濟特區，明確要求發揮經濟特區對全國改革開放和現代化建設的重要窗口和示范帶動作用，由此開創了我國經濟特區發展的新局面。

20世紀80年代末90年代初，蘇聯和東歐社會主義國家政局動蕩不斷加劇，改革開放過程中積累的矛盾和問題開始凸顯，社會上一度出現了經濟特區姓“資”姓“社”的爭論，給經濟特區建設和發展造成了不小的思想阻力。對此，鄧小平在南方談話中指出：“深圳建設的成就，明確回答了那些有這樣那樣擔心的人。特區姓‘社’不姓‘資’。”這就有力地駁斥了關于經濟特區建設的質疑和詰難，為經濟特區建設保駕護航。隨著南方談話的發表和黨的十四大的召開，經濟特區建設進入“增創新優勢”和跨越式發展的新階段。圍繞中央關于“增創新優勢，更上一層樓”的部署和要求，經濟特區在所有制改革、國有企業改革、價格改革等方面取得了新的突破，初步建立起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基本框架，引領改革開放事業不斷推進。

進入21世紀以來，世界政治多極化、經濟全球化、社會信息化趨勢深入發展，多層次、多渠道、全方位對外開放格局加速形成，經濟特區在新的歷史階段肩負著更為艱巨的任務，機遇與挑戰并存、壓力與動力同在。在全面深化改革和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關鍵時期，經濟特區繼續充當改革開放和現代化建設的排頭兵，在堅持新發展理念、堅持全面深化改革、堅持全面對外開放、堅持統籌推進“五位一體”總體布局和協調推進“四個全面”戰略布局等方面取得了突出成就，不僅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的發展作出了新的探索、提供了新的經驗，也為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作出了重要貢獻。

經濟特區的發展是改革開放偉大實踐的生動縮影，凝聚了一代又一代特區建設者的付出和心血，詮釋了改革開放的中國道路、中國智慧。

經濟特區在改革開放實踐中的歷史地位

改革開放以來，經濟特區在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歷史進程中譜寫了勇立潮頭、開拓進取的壯麗篇章，不僅在體制改革中發揮了“試驗田”作用，在對外開放中發揮了重要“窗口”作用，而且以舉世矚目的發展成就向世界展示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光明前景。

中國的改革開放是先試驗、后總結、再推廣的不斷積累的過程。改革措施的出臺需要一些地區先行先試，總結經驗，充分發揮“試驗田”作用，為全國改革開放開路探路。經濟特區充分發揚敢闖敢試、敢為人先、埋頭苦干的特區精神，在經濟體制改革、政治體制改革、文化體制改革等領域作出了積極探索，為推動全國層面的改革提供了寶貴經驗。在全面深化改革的大背景下，經濟特區更要勇于擔當責任，在各方面體制機制改革，特別是重要領域和關鍵環節的改革上先行先試，為全國提供更多可復制、可推廣的經驗。

經濟特區是改革開放以來我國最早對外開放的地區，也是對外經濟交流最為活躍的地區。在中央政策的支持下，經濟特區大規模引進境外的資金、技術和管理經驗，堅持“引進來”和“走出去”相結合，不僅在對外交流中發揮了積極作用，同時進一步推動了我國對外開放格局的形成和發展。1984年2月，鄧小平在考察經濟特區后指出：“特區是個窗口，是技術的窗口，管理的窗口，知識的窗口，也是對外政策的窗口。”這是對改革開放初期經濟特區在我國改革開放實踐中地位和作用的形象概括。隨著世界經濟全球化的推進和我國全面擴大開放新格局的發展，經濟特區在對外開放中的“窗口”作用必將得到進一步增強。

深圳經濟特區在40年改革開放的偉大實踐中，實現了從落后的邊陲小鎮到具有全球影響力的國際化大都市的歷史性跨越，從經濟體制改革到全面深化改革的歷史性跨越，從以進出口貿易為主到全方位高水平對外開放的歷史性跨越，從經濟發展到統籌社會主義物質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會文明、生態文明發展的歷史性跨越，從解決溫飽到高質量全面小康的歷史性跨越，創造了世界發展史上的奇跡。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是改革開放以來黨的全部理論和實踐的主題，經濟特區的成功實踐充分證明了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形成的路線、方針、政策是完全正確的，不僅將進一步強化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自信、理論自信、制度自信和文化自信，而且以雄辯的事實向世界展示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光明前景和蓬勃生機。

當今世界正經歷百年未有之大變局，我國正處于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關鍵時期。深圳等經濟特區40年改革開放實踐，創造了偉大奇跡，積累了寶貴經驗。新形勢需要新擔當、呼喚新作為。新時代經濟特區建設要永葆“闖”的精神、“創”的勁頭、“干”的作風，以經濟特區成立40周年為新起點和新契機，努力續寫更多“春天的故事”，努力創造讓世界刮目相看的新的更大奇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