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世紀法國畫家尼古拉斯·普桑的名作《阿什杜德的瘟疫》,反映了安東尼大帝執政時期突然暴發的瘟疫。資料圖片

作者：姬慶紅，系蘭州大學歷史文化學院副教授

瘟疫猶如“行走的生化武器”，與人類文明如影隨形。古羅馬世界也同樣遭受了不絕于書的瘟疫之殤。經檢索可知，從帝國初期的李維到6世紀的普羅柯比等近70位作家，記錄了130余次羅馬人關于瘟疫的痛苦記憶。這些記述大多簡短，很少詳細說明瘟疫的特征、范圍、后果及應對；加之古典作家并沒有細菌、病毒的概念，無法對多次傳染病的病原體做出區分，通常把多數難以治愈、致命性強的流行病統稱為瘟疫（“loimoi”或“lues”，意為“死亡率高”），這給后世研究帶來了很大困難。

隨著近年來環境史、疾病史研究的興起以及新近環境考古分子技術的運用，關于古羅馬的瘟疫研究取得了較大的進展。以鄧肯·瓊斯為代表的學者們發現，瘧疾在羅馬和意大利地區多次暴發，甚至長期成為羅馬人的頭號殺手。更為重要的發現是，羅馬帝國時期還暴發過三場世界性的大瘟疫，它們分別是：極可能是天花的安東尼瘟疫（165-180年）、很可能是線狀病毒出血熱的西普里安瘟疫（251-270年）和地中海世界的首次黑死病—查士丁尼瘟疫（541-543年）。

古羅馬時期為什么會暴發多次大規模瘟疫呢？美國學者凱爾·哈珀認為，公元前200年到公元150年是“羅馬最優氣候期”。這一時期氣候溫暖、濕潤，適于擴大生產和建設。羅馬人濫伐森林、開荒墾地，加大糧食生產；擴建城市，容納聚集人口；修路挖渠，改道河流、開埠通商等改變地形地貌的活動，使生態系統變得脆弱不堪。加之世界性海陸商貿體系網的逐步建立，使得疾病和商品一同流通，形成了麥克尼爾所說的“文明化疾病池的匯聚”。至公元2世紀中期，地中海地區進入“小冰河期”，氣候變得寒冷、干燥，人類繼續破壞自然的行為超過生態環境承載能力，因而出現了干旱、饑荒、傳染病和戰爭等輪番上演的局面。尤其是，來自外部的致命病原體讓缺乏免疫力的羅馬人付出了慘重的代價。

這些大瘟疫“就像火焰一樣”在帝國各省蔓延，很多人悲慘地死去。因古代文獻缺乏與表述模糊，我們很難獲得每次瘟疫期間受難人口的精確數據。據研究，源自帕提亞的安東尼瘟疫導致帝國人口死亡率約為22%-24%（1650萬-1800萬）；來自埃塞俄比亞的西普里安瘟疫使亞歷山大里亞人口從約50萬銳減到19萬；從埃及傳入的查士丁尼瘟疫則造成帝國至少有1/3的人口死亡。瘟疫期間，整個社會處于混亂和失序狀態，人間悲苦難以名狀。有人因極度恐懼而四處逃散，不顧親友；有人失去理智，瘋狂尋找“肇事者”，追尋瘟疫的源頭。

在盛行神靈崇拜的羅馬社會，宗教首先需要對之做出回應。然而，祭司們通常的解釋是，瘟疫是神對人類惡行的懲罰（即天譴論），解決方法是平息神怒。此時，既能制造瘟疫也能治愈瘟疫的阿波羅最受歡迎。在安東尼瘟疫和西普里安瘟疫期間，整個帝國社會轉向了古老的阿波羅崇拜。據考古發現，一些行省豎起手持弓箭“抵擋邪惡的阿波羅”神像，很多金幣上也鑄有“治愈者阿波羅”的形象，以及各種刻有阿波羅神諭的石碑、護身符等。多神信仰在應對瘟疫時并未起到有效作用，這在一定程度上為基督教的興起提供了契機。基督教同樣把瘟疫的暴發歸因于威嚴上帝對人類作惡的降罪。首任教皇格列高利一世為此還精心組織祈求上帝寬恕和庇佑的大型祈禱儀式，這種做法很快傳遍歐洲。

在求神無果后，醫學又無法做出有效解釋的社會很容易把突然暴發的瘟疫歸咎于人禍。文獻資料表明，羅馬人對瘟疫“人禍”的追責是極具戲劇性的，其中既有對女性和囚犯等弱勢群體的污化，也有政治抹黑事件，還有宗教迫害等。李維提到公元前329年的羅馬瘟疫時記述了所謂“主婦投毒”事件，“投毒”的這位主婦被當眾處決。圖密善時期的羅馬瘟疫被歸咎于罪犯用毒針襲擊民眾。官方對安東尼瘟疫的說法是，反叛的敘利亞將軍阿維狄烏斯洗劫塞琉西亞的“長發阿波羅”圣所而招致阿波羅的報復。關于西普里安瘟疫的說辭，德西烏斯皇帝譴責基督徒因拒絕參加國家獻祭，招致眾神降罪，于是首次開動國家機器鎮壓基督教徒；在這次迫害中，殉教的西普里安教父等人則認為瘟疫是上帝對當局迫害基督徒的懲罰。顯而易見，這些為尋找替罪羊，不同群體間相互攻訐、施暴的做法，只能暫時轉移民眾視線，不但于消除瘟疫無益，而且會加重疫情。

除了上述非理性的解釋和追責外，羅馬各階層也盡力采取各種應急措施，以維持社會的基本運轉，如安葬亡者、救助生者、災后重建等。盡管相關文獻資料僅零星留存，卻也閃耀著羅馬人在面對可怕的瘟疫時所表現出的責任、憐憫和不屈等人性的光輝。

瘟疫期間，當務之急是要防止疾病進一步擴散，處理帶有病源的尸體。皇帝馬可·奧利略頒布了嚴格的殯葬法令，規定包括貴族在內的所有市民禁止在羅馬城內埋葬尸體，必須運到城外焚化后埋葬。為此，政府安排四輪或兩輪馬車把城里尸體運到城外集中安葬。考古學家在古底比斯發現了瘟疫期間集體焚尸的墓地（埋有1330具尸體）和用石灰水大面積消毒的痕跡。馬可·奧利略還為不幸喪生的德高望重的貴族塑像，為底層死者舉行集體葬禮。皇帝加盧斯和沃盧西亞努斯為所有貧窮的死者安排了體面的葬禮。查士丁尼命令其秘書狄奧多羅斯負責疫情下的尸體處理。后者重金雇傭健康平民將無人認領的尸體運至城外深埋，甚至命人在城外高山上挖掘了可放置七千多具尸體的墳墓。當政者的這些措施在很大程度上有效地控制了疾病的擴散，也贏得了民眾的信任。

死者已去，生者尚需救助。首先是賑災救困，治病救人。馬可·奧利略曾在瘟疫期間為市民分發糧食和救助金。查士丁尼皇帝曾出動軍隊維持開倉賑濟饑民和發放救濟金的秩序，還把劇院和賽馬場設為臨時醫院和避難場所。教會早期的醫院和慈善機構也承受著護理和救助受難民眾的巨大壓力。普羅柯比曾說，“照顧和治療病人的那些人則感到持續的疲憊不堪，感染死亡者很多……所有人對他們的同情不亞于對患者的同情”。

面對未知又致命的瘟疫，羅馬醫生雖然束手無策，仍無畏地探索病因和救治病患。醫學家蓋倫提出了瘟疫是由瘴氣中的“疾病種子”感染易感人群的理論，為19世紀細菌論的出現提供了理論支持。作為瘟疫的親歷者，他聲稱治愈了無數患者，并將基本符合天花病毒特征的臨床觀察記錄在《醫學方法》中。書中還介紹了希臘名醫希波克拉底通過點燃帶有香味的大火堆驅除瘟疫的方法。君士坦丁堡的醫生為查明病灶而沖破宗教阻力解剖尸體，結果在腹股溝發現一種癰疽，即腺鼠疫的典型癥狀。而且，他們都主張對病患進行基本護理與生活照料。醫學研究表明，即便沒有藥物，這些幫助也至少能減少2/3以上的死亡率。

當疫情緩解或過去后，災后重建成為社會繼續運轉的關鍵。由于瘟疫造成雅典等多個城市的司法系統癱瘓，馬可·奧利略曾寫信要求當地人放寬最高法官候選人的資格限制。為應對士兵大量死亡和北部蠻族伺機入侵的危機，他拍賣皇室珠寶，出資訓練奴隸、征召角斗士和武裝強盜等，以補充兵源。面對城鄉物價飛漲、陷入癱瘓的窘狀，查士丁尼出臺遏制物價的政策，并規定建筑工人、農民的工資不得超過平時的水平。為恢復農業生產，他還頒行了一項重新分配荒地的法律。上述措施在一定程度上緩解了首都等地的困境，使社會得以維持基本的運轉。

要言之，羅馬人在多次肆虐的瘟疫面前，既有在神譴論認知下的非理性追責現象，又有樸素科學認識下的努力應對。無論如何，這正是羅馬人面對惡魔般瘟疫所表現出的直面殘酷現實而不屈服的“西西弗斯”精神。這種不懈的探索與抗爭，也為后世的醫學進步提供了理論知識和實踐得失，增強了人們直面瘟疫的信心與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