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徐海容，系東莞理工學院中文系教授

碑志文是我國古代一種重要的應用文體。唐宋文化昌明，文學昌盛，碑志作家多、作品多，眾所周知。而從轉(zhuǎn)型的角度比較分析碑志文的發(fā)展流程和風格特征，有助于深化唐宋之際的文學認識。

碑志作家的身份轉(zhuǎn)型

中唐以來，士人的主體身份和文化心理身份發(fā)生了變化，這影響到碑志文的創(chuàng)作。初盛唐朝廷選拔撰碑文者多注重文詞之士，此尤以玄宗時期為最。如以大手筆著稱的文士張說，就多次奉詔作碑文。張說作碑文也有意突出自己的這一身份，開元七年撰《王仁皎碑》云：“詞臣奉詔，作之銘曰。”開元九年撰《郭知運碑》云：“有詔詞人，為其碑志。”中唐以后，文士撰寫碑志成為常態(tài)，如韓愈、段文昌都奉詔撰《平淮西碑》。白居易《大唐故賢妃京兆韋氏墓志銘并序》明言：“故葬之日，掌文之臣白居易，得以無愧之詞，志于墓而銘。”敬宗朝則更為普遍。杜牧《吏部尚書崔公行狀》云：“滑人叩闕，乞為承簡樹德政碑。內(nèi)官進曰：‘翰林故事，職由掌詔學士。’”可見其時王室成員墓志基本上由翰林學士撰寫，而詔撰大臣墓志則由宰相撰寫，翰林學士撰寫碑志文的數(shù)量整體上超過臺席（宰相）。故葉昌熾《語石》云：“唐人應制碑文，書撰皆稱臣、稱奉敕……詞臣榮遇，千載一時已。”

有唐一代，像韓柳元白等，雖為詞臣，但多游離于廟堂之外，始終未能進入中樞階層，掌握核心權(quán)力，其碑志作品或應時制景而頌美銘功，或憂憤感懷發(fā)不平之鳴。殆至宋代，碑志作家的主體身份發(fā)生了變化。唐太宗定義士大夫著眼于官爵和禮儀名教，而宋代大開科舉取士，推行文官政治，最終打破士族門第，形成一個來自民間社會、但又能集政治精英、社會精英、文化精英為一體的士人群體，其知識結(jié)構(gòu)和文化素養(yǎng)比唐人更寬博深厚。明道、經(jīng)世、致用，自中唐以來，在宋代文人士大夫身上表現(xiàn)突出。而修史風氣的濃厚，更使得宋代文人多文史兼擅，反映在碑志創(chuàng)作中，宋人也有意突出自己的史臣而非詞臣身份，這是和唐人不一樣的地方。歐陽修《鎮(zhèn)安軍節(jié)度使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贈太師中書令程公神道碑銘》載皇帝“詔史臣修曰：‘汝為之銘’”，《太尉文公王公神道碑銘》又云：“有詔史館修撰歐陽修曰：‘王旦墓碑未立，汝可以銘。’”歐陽修、宋祁、曾鞏、司馬光等人都曾身處要職，精于文學，達于政治，嫻于修史，掌握著時代話語權(quán)，身體力行，追求碑志文寫作的史家筆法，這就能從根本上推動碑志作家身份定位的轉(zhuǎn)型。

創(chuàng)作思想的轉(zhuǎn)型

劉熙《釋名》云：“碑者，被也。此本葬時所設也……臣子追述君父之功美，以書其上，后人因焉。故建于道陌之頭，顯見之處，名其文謂之碑也。”劉勰《文心雕龍·誄碑》也強調(diào)：“標序盛德，必見清風之華；昭紀鴻懿，必見峻偉之烈，此碑之制也。”這實際上是對碑志文創(chuàng)作頌美銘功準則的肯定。張說、蘇颋的碑文頌美銘功，潤色鴻業(yè)，謳歌盛世，自不待言。中唐以后，韓柳等人發(fā)起文體革新，借倡揚儒道而呼喚中興。韓愈《上宰相書》倡導“讀書著文歌頌堯舜之道”，柳宗元也說自己“唯以中正信義為志，以興堯舜孔子之道，利安元元為務”。正基于此，唐代詞臣碑志文寫人記事頌美銘功，多鋪排羅列，行文議論抒情，氣勢凌厲，形成雍容和雅的風貌，這在韓柳等人的作品如《平淮西碑》《平陽路公神道碑銘》中表現(xiàn)明顯。

宋代士大夫群體作為文化主體力量，最終導致一種新型儒學即宋學的形成。宋學既強調(diào)回歸儒家經(jīng)典又有創(chuàng)造性哲學思辨，推崇“明體達用”“內(nèi)圣外王”，倡導“義理之學”。自北宋初期，宋儒就開始這一學術(shù)轉(zhuǎn)型，歐陽修對太學體的扭轉(zhuǎn)就是明證。身為北宋文壇領袖，歐陽修更努力推動碑志創(chuàng)作的轉(zhuǎn)型。在《論尹師魯墓志》中，歐陽修提出“簡而有法”的碑志創(chuàng)作思想，這個“法”就是以經(jīng)傳為本、微言大義的春秋筆法。在《代人上王樞密求先集序書》中，又倡導“言以載事，而文以飾言。事信言文，乃能表見于世”。反對碑志創(chuàng)作虛妄的銘功頌美之筆，倡導史家直錄的獨立精神，追求寫人記事的真實準確。王安石《上人書》云：“且所謂文者，務為有補于世而已……以適用為本。”歐、王等人對碑志功能的根本認識，已經(jīng)從禮儀性的頌美銘功轉(zhuǎn)向現(xiàn)實政治的經(jīng)世致用，影響深遠。蘇軾撰《富弼神道碑》明言“知虜中皆有中原文字，故為此碑，欲使虜知通好用兵利害之所在也”。開寶八年，張賀撰《孫公墓志銘并序》曰：“公存揚善政，歿稱令名，在家則孝道障，于國則忠節(jié)顯，備傳信史，不復更書。今以墳隴既營，松楸是植，千載之后，慮遷陵谷，故以志之。”均強調(diào)碑志創(chuàng)作客觀公正、秉筆直書的史家筆法，追求文章創(chuàng)作的崇義尚理、經(jīng)世致用而非簡單的頌美銘功。我們看唐人的碑志，多鋪排墓主家世祖勛，寫人記事情感張揚，而宋代碑志則淡化門第背景，更多展現(xiàn)士人成才歷程，彰顯自我奮斗精神，在人事的評判上更顯獨立思考和理性論述，就說明這一點。

寫作手法的轉(zhuǎn)型

碑志文具有悼亡死者、安慰家屬的功能，于志主記功彰美，揚長避短，揚善隱惡（后世悼詞亦如此），于死者和其親朋來說，備極哀榮。中唐以后，伴隨著文化轉(zhuǎn)型的大潮，這一寫法出現(xiàn)轉(zhuǎn)變。文人開始有意識地借助碑志表達個人好惡，或顯或微，或直或隱。如韓愈《鳳翔隴州節(jié)度使李公墓志銘》《唐故昭武校尉守左金吾衛(wèi)將軍李公墓志銘》等文，被方苞評為“志無美詞，銘亦虛語”“直敘，然中有諷刺與稱美處，不爽尺寸”。其后柳宗元《揚州大都督南府君睢陽廟碑》、杜牧《唐故太子少師奇章郡開國公贈太尉牛公墓志銘》等亦多見指斥之筆，這已不能用揚善隱惡來解釋。

劉勰《文心雕龍·誄碑》云：“屬碑之體，資乎史才，其序則傳，其文則銘。”歐陽修、曾鞏等明確提出碑志的撰述應該向史傳靠攏，追求事信言文，寫法上變曲筆為直筆，善善惡惡，激昂大義，這就比唐人碑志為墓主歌功頌德和抒發(fā)個人不平之鳴的寫法更進一步。曾鞏《寄歐陽舍人書》對此有著系統(tǒng)理論闡述。在《太子太師致仕贈司空兼侍中文惠陳公神道碑銘》中，歐陽修寫丁謂任“參知政事，主言者以罷黜公，公爭不已，乃徙公京西”，又寫“后晉公益用事，專威福”，直斥權(quán)奸，襯托出墓主的高風亮節(jié)。針對《資政殿學士戶部侍郎文正范公神道碑銘》引起的爭議，歐陽修在《與澠池徐宰黨書》強調(diào)“述呂公事，于范公見德量包宇宙，忠義先國家”，強調(diào)文章創(chuàng)作要忠于事實，以史為據(jù)，揚善懲惡。曾鞏去世后，時人韓維為其作神道碑文，林希為其作墓志銘。比較之下，不難發(fā)現(xiàn)，兩篇文章均思辨論理，在行文風格和評價體系上高度一致，而富弼撰《范仲淹墓志銘》，不虛美，不隱惡，自云“使為惡者稍知戒，為善者稍知勸”。蘇軾、王安石、司馬光等人的碑志作品于此亦體現(xiàn)明顯，這就體現(xiàn)出北宋碑志文整體的審美追求與寫作原則，具體體現(xiàn)在注重史實選擇，敘事客觀公正，用語平和內(nèi)斂，多從義理角度評判人物，在人才認知上有鮮明的道德化、史鑒化、實用化傾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