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家驪：錢塘江詩路文化述論

作者：林家驪，系浙江樹人大學人文與外國語學院特聘教授

錢塘江是浙江第一大江，又名“浙江”“制河”“浙水”“羅剎江”“之江”“曲江”，有南、北兩源。南源為蘭江，北源為新安江，兩源在建德市梅城匯合。上游流經淳安、建德，稱新安江。中游流經桐廬、富陽，稱富春江。其后流至杭州聞家堰，是為錢塘江，最后注入杭州灣。“錢塘江詩路”即是以“新安江—富春江—錢塘江”為主線的一條文化旅游路線。這條路線以古人的詩歌創作為線索，兼備文獻、文學與地理學價值。本文擬對錢塘江沿線歷代詩歌進行梳理，研析其文學審美性，進而挖掘詩路所蘊藏的文化內涵。

錢塘江沿線的詩歌創作

現將錢塘江沿線的詩歌創作，以沿途所經流域為主線，作概述性梳理。

其一，新安江流域，以描寫新安江山水為主體，其中又以新安江之水為創作重點。如沈約《新安江至清淺深見底貽京邑游好》“洞徹隨清淺，皎鏡無冬春”，孟浩然《宿建德江》“野曠天低樹，江清月近人”，劉長卿《送杜越江佐覲省往新安江》“清流數千丈，底下看白石”，郎士元《送奚賈歸吳》“水清迎過客，霜葉落行舟”。可以說，歷代旅居于新安江畔的詩人們都對新安江之水頗為偏愛，他們鐘情于江水之“清”，并傾力描繪。新安江之水在他們筆下被賦予了清澈、純粹、澄明的內涵。他們對江水之清的書寫，不僅是客觀的描摹，也是對自身心志的寫照，希冀自身在繁雜的俗世中堅守本心的清澈。

其二，富春江流域，主要有七里灘之游、富春江之游與桐君山之游。其中，七里灘之游以嚴子陵釣臺為主體，雖有如任昉《嚴陵瀨》一類寫景詩，但多數以懷古為主題，欽慕嚴子陵的高風亮節。如謝靈運《七里瀨》“目睹嚴子瀨，想屬任公釣”，許渾《晚泊七里灘》“榮華暫時事，誰識子陵心”，梅堯臣《詠嚴子陵》“終為蘊石玉，敻古輝巖陬”。這些詩歌或贊嚴子陵風骨，或陳歸隱之心。富春江之游主要描寫富春山水景色。如王維《送李判官赴東江》“樹色分揚子，潮聲滿富春”，孟郊《送無懷道士游富春山水》“山濃翠滴灑，水折珠摧殘”，吳融《富春》“長川不是春來綠，千峰倒影落其間”，將富春山水寫得生動秀麗、青翠可愛。桐君山因藥祖桐君聞名，所存詩作甚夥。如蘇轍“多病未須尋藥錄，從今學取衲僧閑”，盧琦“碧桐花下覓神仙，白日山中遇樵牧”，黃淳耀“花開游子路，云泊野僧關”。桐君山在詩人們筆下儼然方外之地，被賦予仙人之氣，飄逸出塵。

其三，錢塘江流域，以錢江潮與六和塔為重點。錢塘江相關詩歌以觀潮最為突出。如徐凝《觀浙江濤》“浙江悠悠海西綠，驚濤日夜兩翻覆”，劉禹錫《送元簡上人適越》“浙江濤驚獅子吼，稽嶺峰疑靈鷲飛”，羅隱《錢塘江邊》“怒聲洶洶勢悠悠，羅剎江邊地欲浮”，這些詩歌著意于錢塘江的壯美，極盡筆墨，寫其豪邁氣勢。六和塔則集塔與潮為一體，如朱繼芳《六和塔》“孤尖標白浪，層級上青天”，陳邦瞻《秋日登六和塔》“飛塔崚層聳碧空，七盤長壓海濤雄”，朱崧《登六和塔觀潮》“卷地北風起，天邊涌雪濤”。這些詩歌中，登塔與觀潮往往伴隨而生，觀潮是登塔后的水到渠成。詩人們取諸懷抱，被塔與潮的萬千氣象所感染，并由此提升了詩歌創作的境界。

錢塘江詩路的文學性審美

錢塘江詩路以沿線詩歌為基礎，呈現出的文學性審美主要體現在三方面。

其一，樸素與華美并存。錢塘江沿線詩歌，既可以用白描手法，直觀呈現江河山川情貌，引人無限遐想；又可以巧用諸多修辭，以絢爛的筆墨，形象描繪山水風神，通過文字給人以視覺沖擊。前者如白居易《詠潮》“早潮才落晚潮來，一月周流六十回”，焦循《渡錢塘江望六和塔》“曉來江上看西岸，一塔獨紅山樹青”，屠應埈《桐江辭送沈子春尹桐廬》“桐君山在白云邊，海霧初開江日寒”等，以樸筆客觀描繪山川，曉暢清晰。后者如李白《橫江詞》“浙江八月何如此，濤似連山噴雪來”，吳融《富春》“水送山迎入富春，一川如畫晚晴新”，楊萬里《新安江水自績溪發源》“泉從山骨無泥氣，玉漱花汀作珮聲”等，以比喻、擬人、夸張等修辭，或清辭麗澡，或濃墨重彩，以詩人自身的感受相點綴，將山川風物寫得生動有趣。

其二，時空的碰撞與擴張。詩人們游歷于錢塘江沿線，沿途山川不僅激發了詩情，也為其帶來生命的狂想，這集中體現于時間的碰撞與空間的擴張。在時間維度上，詩人們與古今往來的人物、故事對話。如胡曾《姑蘇臺》“不覺錢塘江上月，一宵西送越兵來”，范欽《六和塔》“山圍吳子國，江落伍胥潮”，陳萇《醉書桐君山寺壁》“常笑羊公同湛輩，敢羞噲等伍韓生”等，不經意間，以有意味的意象人事悵望千秋，論學古今，強化了詩歌的表現力。在空間維度上，常以對比的方式，拉伸擴張，方位之間，視角多變。如張翥《登六和塔》“日生滄海橫流外，人立青冥最上層”，陳邦瞻《秋日登六和塔》“鳳凰臺北休回首，禾黍千秋是故宮”，楊時《過七里灘》“拂云高雁倚風摶，下視平湖萬里寬”，黃淳耀《登釣臺》“雨流巖下釣，星動澤中天”等，或一南一北，或一在江河，一在青天，而人立于四方中，仰觀俯察，與宇宙相感知，肆意汪洋，蓬勃瀟灑。

其三，情、景、意相圓融。錢塘江詩路上的詩歌創作，無論是以我觀物還是以物觀物，無論是源于現實還是騁乎想象，幾乎都做到了情、景、意的融合。如沈約《早發定山》，以“夙齡愛遠壑，晚蒞見奇山”開篇，表明對山水的癡愛之情。其后數韻，描繪定山之美，以“標峰彩虹”“置嶺白云”“傾壁斜豎”“絕頂孤圓”寫定山情狀與氣象。后以“歸海流漫漫，出浦水濺濺。野棠開未落，山櫻發欲然”接續，江河之浩大、草木之自然，與定山之瑰麗奇偉交相輝映。由此轉入芳草寄意，以“眷言采三秀，徘徊望九仙”結尾，表明自身雖沉浮于宦海，卻系心于杜蘭的歸隱之意。全詩色彩濃郁，畫面舒展，立意超拔，自然圓融。又如白居易《宿桐廬館同崔存度醉后作》：“江海漂漂共旅游，一尊相勸散窮愁。夜深醒后愁還在，雨滴梧桐山館秋。”寥寥數語，以直白之筆，寫旅居秋景、延綿愁思，詩盡而意無窮。再如劉長卿《余浦橋月下重游》，秋風颯颯，黃葉離別，青山朝暮，以帶有蕭條傷秋的實景與意象相疊加，離愁郁結，而末句“明日行人已遠，空余淚滴回潮”則將情感滲透于文字間，又將郁結的情感通過“淚滴回潮”疏導排遣，別致而有韻味。這些詩歌，以情驅動，以景主導，以意點睛，三者聯動，在不斷地調和中臻于圓融。

錢塘江詩路的文化內涵

錢塘江詩路，不僅是旅游之路、詩歌之路，也是文化之路、精神之路。它在厚重的歷史積淀中，蘊藏著深邃的文化內涵。

其一，剛與柔的交融。錢塘江詩路體現的文化氣質，既有“山花含雨濕”的溫婉柔美，又有“鐵馬擁萬鎧”的剛烈霸氣。一方面，錢塘江詩路上的山水，因江南特有的地理環境而顯得溫柔婉約。他們或清新雋秀，或夢幻旖旎。是蘇軾筆下的“水天清，影湛波平。魚翻藻鑒，鷺點煙汀”（《行香子·過七里瀨》），也是汪筠筆下的“今夜梅花城下宿，滿船香霧夢回疏”（《泊嚴州》）。另一方面，歷史積淀的人物與古事，又為山水注入剛烈之氣。如新安江千島湖有海公祠，為清廉敢諫的海瑞而建。富春江小三峽有子胥渡，因剛烈肝膽的伍子胥而得名。錢塘江畔有六和塔，在吳越王錢弘俶的主持下，為鎮伏江潮而建，如將軍一般鎮守江畔。這種剛與柔的交融，歷史與自然的交錯，讓錢塘江詩路擁有了無限的張力。

其二，仕與隱的協奏。錢塘江詩路上的奇山異水，可以是理想的起點，也可以是理想的終點。有志之士于此出仕，懷抱天下；高蹈之人于此歸隱，逍遙人生。朱彝尊《富春道中》曰：“霸業孫郎，高風嚴子，畢竟論誰勝。”孫氏父子與嚴子陵，是這二者的典型代表。陸游《泛富春江》：“雙櫓揺江疊鼓催，伯符故國喜重來。”孫堅、孫策、孫權父子三人起于富春龍門，開創霸業，于亂世中庇佑一方安寧，留下無數故事。張伯玉《釣臺》：“先生有意羲皇外，不為林泉傲帝居。”嚴子陵與光武帝間的情誼讓人羨慕，其本人外得明君，內修大義，不慕榮利，山高水長，遺澤后世。仕與隱，在這片山水中相協奏，為錢塘江詩路平添幾許傳奇色彩，增強了詩路的魅力。

其三，英雄主義的情懷。錢塘江詩路最感心動耳處，便在于潛藏著的英雄主義情懷。無論是本土之人還是旅居之人，總不乏心系家國、為民生謀福祉的英雄。傳說吳越王錢镠感于江潮決堤之患，行射潮之事，與“十萬軍聲半夜潮”的錢江潮水相搏擊。傳說雖不可考，卻足以說明錢镠本人的英雄氣概。謝翱于嚴陵釣臺哭祭文天祥，為之作招魂歌：“魂朝往兮何極，暮來歸兮關水黑，化為朱鳥兮，有咮焉食。”其本人晚年仍在江浙一帶組織“汐舍”“月吟詩社”，書寫愛國詩篇。徐夜贊其“生為信國流離客，死結嚴陵寂寞鄰”。生于富春江畔的郁達夫執著抗日，大義凜然，卻在蘇門答臘島慘遭日軍殺害。其兄郁華亦被敵偽殺害于上海，其母也因不吃日軍食物餓死洞中，一門忠烈。郁達夫在《離亂雜詩》中慷慨陳說生平志向：“一死何難仇未復，百身可贖我奚辭。會當立馬扶桑頂，掃穴犁庭再誓師。”“天意似將頒大任，微軀何厭忍饑寒。長歌正氣重來讀，我比前賢路已寬。”這種凜凜人如在的天地英雄氣橫亙古今，壯大了錢塘江詩路的格局。

綜上所論，錢塘江詩路上，山川風景奇幻瑰麗，所存詩歌品類繁盛，具有豐富的文學審美性與深邃的文化內涵，值得引起充分重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