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吳浩軍，系河西學院文學院教授

地處甘肅西部的河西走廊，因其在絲綢之路咽喉要沖的獨特地理位置和干旱少雨的氣候特征，不僅保存了諸如漢晉簡牘、敦煌遺書和黑水城文書等大宗中古至近古的文獻資料，而且還在魏晉十六國時期的墓葬中出土了為數眾多的鎮墓文、衣物疏和買地券等喪葬文書。這些中古時期的文字資料有著多方面的文獻價值，近年來，學界利用它們進行宗教信仰、喪葬風俗、歷史地理等方面的研究，創獲頗豐，但對于其中所體現的文學方面的價值則關注較少。

這類實用文，用于喪葬儀軌中，文風質樸。如下面這則鎮墓文：“庚子六年正月水未朔廿七日己酉，敦煌郡敦煌縣東鄉昌利里張輔，字德政，薄命早終，算盡壽窮，時值八魁九坎。今下斗瓶，用當重復。解天注、地注、人注、鬼注、歲注、月注、日注、時注。樂莫相念，苦莫相思。生人前行，死人卻步，生死不得相注仵。如律令！”篇幅短小，卻具備了一般鎮墓文通常所具有的要素：規范而準確無誤的紀年，死者所屬郡縣鄉里貫和姓名字號；說明他壽數已盡，死亡時正遭值“八魁九坎”；在喪葬中將一斗瓶置于墓中，為其解除重復，用以厭解各種注鬼；勸他在陰間不要想念陽世的親人，告誡他生死有別，不得施注于陽世，等等。思路順暢，章法嚴謹。從語言風格上說，雖然也使用了對偶等修辭手法，但總體上呈現出簡潔質樸的風貌，體現著那一時代的主流文風。

但也有例外，如出土于酒泉市南郊三百戶墓群的《西晉永嘉五年（311）樊氏鎮墓文》，它的作者應當是民間方士，在履行其神職時，似乎不甘于循規蹈矩、因襲現成的范本，而是要借機發揮其語言天賦，運用反復、排比、夸張等手法，來渲染喪葬氣氛，加強告誡意味，表明決絕的態度。如文中“星辰日月，自有紀綱。生人有里，死人有鄉；死人入□，生人前行；死人卻之，生人得長；死人屬陰，生人屬陽；生人□□，死人用藏；中祥外祥，客死不葬”等，就具有很強的文學性。

鎮墓文為了強調陰陽隔絕，就近取譬，以葬儀中鎮墓罐中所裝物品為喻，列舉諸如焦大豆生葉、段（毈）雞子雛鳴、鉛人能行、瓦狗能吠、桃李生莇、人參能語、鉛券華榮等根本不可能實現的事，說只有在這種情況下，“千秋萬歲，乃復得會”，以杜絕死者與親人團聚的幻想，告誡他們的陰魂不要返回陽世作祟生人。這種表現手法很容易使我們聯想到漢樂府民歌《上邪》：“上邪，我欲與君相知，長命無絕衰。山無陵，江水為竭，冬雷震震，夏雨雪，天地合，乃敢與君絕。”敦煌曲子詞《菩薩蠻》：“枕前發盡千般愿，要休且待青山爛。水面上秤錘浮，直待黃河徹底枯。白日參辰現，北斗回南面。休即未能休，且待三更見日頭。”以及近代江南民歌《莫分離》：“要分離，除非天地合；要分離，如同日出西；要分離，大海變作平洋地；要分離，鐵樹開花落滿地——‘分離’二字切莫提起；要分離，除非你死我斷氣。”

它們之間相通的是，都連續借用多組顛倒是非、違背常情常理到了極致的意象，使用極度夸張的手法，表明一種決絕的態度，抒發一種強烈的感情，都是從反面設誓，是正話反說。所不同的是，以前我們所熟悉的那些古今民歌表達的是情的熾烈和愛的堅貞，是要死要活都要在一起，都要不分離；而現在我們從鎮墓文中感受到的是魏晉時期的先民“一方面愛絲未斷，厚葬以奉死者；一方面又懷有畏懼的心情，怕死者作祟”（夏鼐《敦煌考古漫記》）的復雜矛盾的心情，是無論如何都不愿重聚首，都不得再相見。盡管鎮墓文和民歌陰陽殊途，具體功用不同，所表達的感情恰好相反，但其表現手法和審美趣味卻是驚人一致的。

河西鎮墓文中的這種表現手法上承漢代樂府民歌，下啟唐末五代的敦煌曲子詞，為七八百年間中斷了的鏈條增加了一個環節，無疑為我們追溯古代民歌中一些常用手法的源流提供了新的證據，也為我們考察中古時期河西地區民間藝術的特征及其所反映的審美趣味增加了新鮮生動的材料。

北涼政權的都城建康郡城遺址（即今甘肅張掖駱駝城）附近十六國時期的墓葬中還出土有一方冥婚墓券：

耿氏男祥，字少平，年廿，命在金；

孫氏女祥，字阿玿，年十五，命在土。

謹案：黃帝司馬季主《九天圖》、太史歷記言得用。今年十二月廿三日，月吉日良，星得歲對，宿得天倉，五男四女九子法，冢前交車，作舍作廬。穆穆雍雍，兩家合同；雍雍穆穆，兩家受福，便利姑妐叔妹。共上倉天，共作衣裳，共作旃被，共作食飲，共上車，共臥，共起，共向冢，共向宅，共取新，共取水，共產兒子，兒大共使。千秋萬歲，不得犯害家人。生死異路，各有城郭；生人前行，死人卻略；生人上臺，死人深藏埋；生人富貴，死人日遠。自今相配合，千秋萬歲之后不得還反。

時共和合，赤松子如地下二千石、灶君共三畫，青烏子共知要。急急如律令。

這件券文語言形式講究，句式整散結合，奇偶相生，參差錯落，靈活而富有變化，音韻和諧，讀來朗朗上口，具有很強的文學意味。開頭一節章法謹嚴，行文老到，似是嫻熟于官府衙門公文起草的刀筆吏所為。中間“穆穆雍雍，兩家合同；雍雍穆穆，兩家受福，便利姑妐叔妹”，化用《尚書·洪范》“毋偏毋黨，王道蕩蕩；毋黨毋偏，王道平平”的句式，運用對偶和反復的修辭手法，強調這樁婚姻對兩家的利好和美滿吉祥，語言風格典雅，賦予婚配儀式莊重、肅穆的基調。接下來，“共上倉天，共作衣裳，共作旃被，共作食飲，共上車，共臥，共起，共向冢，共向宅，共取新，共取水，共產兒子，兒大共使”，以陽間世俗婚姻生活為參照，連用十三個短句，構成排比句式，極盡鋪陳夸飾之能事，表達出對冥婚青年男女在陰間幸福婚姻生活的祈愿，語言通俗淺顯，口語化色彩鮮明，語調輕快，洋溢著婚禮場面所特有的熱鬧喜慶氣氛。但在這熱鬧喜慶中，仍沒有忘記舉行這場冥婚儀式的終極目的，即借以安頓死者，告誡他們“千秋萬歲，不得犯害家人”，達到安宅鎮墓的終極目的。最后幾句“生死異路，各有城郭；生人前行，死人卻略；生人上臺，死人深藏埋；生人富貴，死人日遠”，以整飭的句式，用對偶、鋪排的修辭手法，反復申說生死異路、陰陽相隔的道理和事實，嚴正警告死者：“自今相配合，千秋萬歲之后不得還反。”

王瑤曾說：“文主綺麗，是魏晉的普遍觀念。但這時所謂的綺麗，實即自然的美觀，和齊梁文學的作風不同。”（《文論的發展》）這則出土于北方十六國時期的冥婚文書，其綺麗而清新的文風正證明著這一論斷的精辟。

如眾所知，魏晉南北朝時期是中國歷史上一個戰亂頻仍、動蕩分裂的“衰世”；在這個衰世，文學也處于衰落的狀況。而這一時期，南北文學的發展又是不平衡的，即南朝要比北朝興盛。并且在東晉十六國時期，由于衣冠南渡，北方又大都處在當時文化落后的少數民族統治之下，因而這一時期的北方文學又是整個魏晉南北朝時期最為衰落的。但近年來，從事中古文學研究的學者還有一些不同的看法，如徐公持即鮮明地提出“衰世文學未必衰”的觀點（《衰世文學未必衰》），周建江也說，北朝文學“自然有其出眾之處，只是由于特殊的歷史原因而湮沒在典章文獻之中，不像南朝文學那么顯著罷了”（《北朝文學史》）。這些出土于河西走廊墓葬的文書正以其幽暗的光亮折射著近1600年前北方文學曾經有過的輝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