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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張培鋒，系南開大學文學院教授

【文學爭鳴】

開欄的話

爭鳴，素來是學術的正途。先秦經子中多有關于論辯的記載。《孟子》《莊子》中，孟軻與齊宣、梁惠之事、莊周與惠施的交誼和論辯都給人印象深刻。兩漢的黃老與儒家、今文與古文之爭，亦煊赫一時。及至后代，則爭鳴日盛。這是典籍記載中的爭鳴。

后代研究中亦多有爭鳴。即如《毛傳》《鄭箋》，亦有分歧；而《論語》《老》《莊》，歧解日生。而楚辭、漢賦、魏晉五言詩、唐詩、宋詞、元曲、明清小說等所謂“一代之文學”者的問題亦不鮮見，許多至今尚未解決。有鑒于此，對文學歷史、作家和文學作品本身所存在的懸而未解的問題進行討論，則是本刊的應有之義。

誠如1954年3月1日《文學遺產》發刊詞中所寫：“我們古典文學中的問題是十分復雜的，有許多困難的問題必須經過反復的討論，不可能一下就作出定論……我們希望有些重要問題，能夠在這個刊物上展開活潑的自由論辯。”因此，我們特辟《文學爭鳴》欄目，希望對文學歷史和重要作家作品中的重要問題作出討論，以促進相關問題的解決，引領學術發展。

“文學的自覺”是一個老話題。20世紀的鈴木虎雄、魯迅、羅根澤、劉大杰、鄭振鐸、游國恩等學者都談到了這一問題。2015年我們相繼刊發了李炳海、程水金、詹福瑞三位學者的對話以及雷恩海、吳中勝、賈學鴻、劉娟等學者的文章，對“文學的自覺”問題進行了深入探討。本期我們刊發南開大學張培鋒教授的文章，繼續對這一問題展開研討。　

有關“中國文學的自覺”這個命題，近年來諸多學者參與過討論。中國文學究竟在哪個時期開始“自覺”的？學者們給出了五花八門的答案，從最早提出的“魏晉文學自覺說”開始，數十年來，學者們不斷提出一些新觀點。可以說，從先秦到唐代，幾乎每個時代都有學者主張“自覺”始于此，所持理由各不相同，相持不下，大多也能自圓其說。為何“文學的自覺”會有如此之多的不同觀點呢？究其原因，是因為每個學者對于“文學自覺”概念的理解、界定和標準各不相同，因而答案莫衷一是也是必然的。基于此，有些學者干脆聲稱“文學的自覺”是一個“偽命題”，根本不值得討論。

筆者以為，從此前的各種討論意見看，“中國文學的自覺”這個命題，不妨分解為“人的自覺”和“文體的自覺”兩部分，兩者互有聯系，但不可混淆，各有各的內涵和意義。

首先說“人的自覺”。從本質上說，文學即人學，這已是學術界乃至一般社會公眾普遍認同的一個理念。它意味著“文學”只是人使用的一種工具，工具何來“自覺”？人類社會的一切物質產品和精神產品，都是人創造出來的，本質上屬于“物”，而“物”是談不上什么自覺不自覺的。嚴格地說，只有“人的自覺”而不是“文學的自覺”。很多學者在討論“文學自覺”之時，正是著眼于“人的自覺”而展開的，但又都忽視了“自覺”的本質意義所在。筆者以為，“文學的自覺”表述為“自覺的文學”更為恰當，“自覺”的主語永遠是“人”而不是人所使用的某種工具，正如一輛牛拉車不走，我們應該“鞭牛”而不是“鞭車”。

“自覺”的本質意義可以這樣來界定：主體在清醒意識和具有支配能力下的一種自由活動，這是只有人類才具有的一種能力，因而也是對人類精神特征的一種界定。“自覺的文學”也是這樣，其創作者必須具備一種來自個體生命經驗又超越個體生命經驗的主體意識，在這種主體意識和充分的支配能力的狀況下創作出來的文學作品，必然是真情流露而非虛情假意，是超越一己之喜怒哀樂而具有推己及人的普適性和永恒性的。同時，這些作品又廣泛借鑒了前人的種種創作經驗或教訓，有著成熟的藝術技巧，因而無論是內容還是形式都達到了完美境地。筆者認為這才是衡量“自覺的文學”最基本的標準，這樣的作品也就是歷史上那些具有原創性和永恒價值的千古佳作。

說到真情實感，筆者也贊同通常將“生命意識的覺醒”視為文學創作核心的觀點。但是，必須要明確的是，并非有了所謂“生命意識”便是“自覺”了。或許換一個問題，人類何時沒有最基本的“生命意識”？生命意識是到了某個時代才忽然產生的嗎？比如說魏晉時期的文學具有生命意識，則證明《詩經》《楚辭》等作品中沒有嗎？“日月其邁”（《詩經·蟋蟀》）、“民生多艱”（《離騷》），這些如何不是“生命意識”呢？

但有生命意識，未必意味著“自覺”，它只是自覺的開端而非結果。當我們說“但愿長醉不復醒”時，只是對生命的一種傷感而絕非“自覺”。按照這個思路，被認為是東漢末期或魏晉時期的《古詩十九首》等作品，確實流露出較為強烈的生命意識，但它們基本上屬于對生命的感傷、無奈，導向的是“不如飲美酒，被服紈與素”的及時行樂思想。著眼于“自覺”的本質意義——清醒意識和支配能力，無論如何，我們也不能說依靠酒精麻醉是“自覺”的。

實際上，人類還可以有另外一種選擇，那就是“但愿長醒不復醉”。從生命意識角度說，哪一種是“自覺”，應該是很清楚的。文學中的生命主題可以大致分為兩類，一類是“傷感”主題，所表達的是對生命的迷惘、迷惑、感傷；再一類是“超越”主題，它們面對短暫而痛苦的人生或社會現實，洞察到紛繁表象背后實相的永恒、自由與美好，從而超越了人類對自身生命的無能為力，這樣的作品，從“生命意識”角度說才稱得上真正的自覺。在藝術上，它們通常也有一種通透、通脫、圓頓的特征。

舉例來說，南宋禪僧道濟（1150—1209，民間所謂“濟公活佛”）所作六言《辭世頌》：“六十年來狼藉，東壁打到西壁。如今收拾歸來，依舊水連天碧。”（《全宋詩》第50冊）傳說道濟平生舉止超乎尋常，給人瘋瘋癲癲的印象，似乎也不遵守佛門戒律，因此頗遭時人非議。這首偈可以說是對自己一生的總結，“狼藉”“東壁打到西壁”寫盡六十年來的生活狀況。詩人明知自己即將離開這個世界，于是“收拾歸來”，接下來的“水連天碧”，意象美妙，顯示著一種大徹大悟之境。一個人在臨終之時，依舊如此清醒，保持著鳶飛魚躍、海闊天空般的想象，不能不令人震驚。我們的古代文學史，如果將這樣一些真正代表著人類對自身生命自覺觀照的作品排除在外，無視它們獨具的價值，不能不說是一種遺憾。

任何一個時代，都有“自覺的人”和“不自覺的人”，“自覺”是個體生命的行為意識和內心體驗。可以說，歷史上那些最偉大杰出的文學作品，絕大多數是創作主體在一種“自覺”的意識下創作出來的，它與時代沒有必然關系，而只與創作主體的意識狀態有關，換句話說，這個概念意味著一種個性化和獨立性的存在，而不能籠統地說哪個歷史時期“文學自覺”。

再從文學內部發展規律角度說，“中國文學的自覺”又可以概括為“文體的自覺”。它主要考察的是某種文學體裁和技巧從自發到自覺的一種成熟過程，這也同樣符合“自覺”概念中“清醒意識”和“支配能力”這兩個根本屬性，在此，“自覺”主要表示“完備”“成熟”之意。但所謂“文學成為獨立門類”如何界定？評判標準又是什么？難道四言詩的時代，就證明“文學沒有獨立”？其實，這只表明一個事實：在中國文學發展過程中，不同的文體產生和成熟的時間是不同的，很多學者正是基于這一點，將某種文體成熟的時代定義為“自覺”，這種從文體內部尋找答案的努力是可取的，但不能一概而論，以偏概全。

比如，我們可以說漢代是賦這種文體成熟的時代，但僅此而已，稱為“賦體的自覺”可以，不能說所有文學都“自覺”了。同樣，東漢后期至魏晉時代則是五言古詩“自覺”的時代，但也僅此而已，不能說所有文學都“自覺”了。近體詩的真正自覺到了唐代才完成，而“詞”這種文學體裁的自覺，則到了宋代才實現。戲曲、小說，其實自古即有，出土文物東漢“說書俑”，觀此一件器物，即可證明當時這類文學的存在，但說它們到了元、明、清時期才走向成熟，也是恰如其分的。從這個角度說，中國古代文體的自覺過程，可謂由“自發”到“自覺”的一個漫長歷程，無論著眼于哪種文體，都很難將“文學自覺”絕對地指向某個特定時代。

錢鍾書先生《談藝錄》最后一則“論難一概”，謂“學者每東面而望，不睹西墻，南向而視，不見北方，反三舉一，執偏概全。將‘時代精神’‘地域影響’等語，念念有詞，如同禁呪。夫《淮南子·泛論訓》所謂一哈之水，固可以揣知海味；然李文饒品水，則揚子一江，而上下有別矣。知同時之異世、并在之歧出，于孔子一貫之理、莊生大小同異之旨，悉心體會，明其矛盾，而復通以騎驛，庶可語于文史通義乎”。我們在討論中國文學的自覺時，足可深長思之！

由此可以了然，為何關于“文學自覺”會有那么多種不同的觀點和解釋。筆者以為，有關“文學自覺”的各種觀點并非非此即彼的關系而是可以統合在一起的，前提是必須打破錢鍾書所謂“時代禁呪”，明確“文學的自覺”與時代無關，只與創作者的個體心態是否“自覺”有關。總之，“文學的自覺”這個命題的真實意義和價值需要重新認識和定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