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系國家社科基金后期資助項目“漢服的形成——東周秦漢服飾的考古學研究”負責人、中國國家博物館副研究館員

“漢服”一語，是21世紀以來由傳統文化愛好者提出的社會學概念，由此引發的社會熱潮反映出當下社會對復興中華傳統文化的強烈訴求。作為廣義的社會學范疇，漢服是對漢民族傳統服飾的統稱，泛指以漢民族傳統服飾為主體，在社會演進中不斷吸收其他民族服飾特點后逐漸形成的華夏服飾體系。

狹義的漢服專指漢代服飾

狹義的漢服專指漢代服飾。“漢服”作為服飾名詞不僅明確見于文獻且首次出現在漢代文獻中。長沙馬王堆三號墓出土的四四號竹簡記載：“美人四人，其二人楚服，二人漢服。”根據墓葬西邊箱所出的紀年木牘，墓葬下葬年代為漢文帝前元十二年二月，即公元前168年顓頊歷二月。簡文表明西漢初年在荊楚故地的長沙國至少存在兩種服飾系統——漢服和楚服。這里的漢服當是指以關中京畿地區為代表的服飾系統，體現了來自漢代中央政府的服飾標準化規制，服飾類型、款式、分布地域、發展淵源均與荊楚地區的服飾傳統有別。

考古發現表明，西漢初年的漢服系統中存在長度不等的上衣，但以斜直交領長服為主。根據上衣的厚薄程度又有“襌衣”“袷衣”“複衣”之稱。以交領長服為例，其基本特點是服飾整體形態偏于瘦長；領口交叉位置下移，顯現出內衣領口凸起的擁頸；腰際線較低，近臀部；小曲裾；下擺前長后短，前部長可及地，后部較短、呈弧形內凹；窄細衣緣。可以看出，這種款式特點與東周時期的華夏服飾體系一脈相承。筆者對東周服飾的研究發現，東周服飾呈現多元化的地域特點，這些特點均參與到西漢初年漢服的構建中，上述漢服的基本特點均可從東周多元化的服飾體系中找到淵源。如漢服中領口獨特的擁頸表現形式常見于關中地區的秦文化；下擺后部內凹的款式特點來自戰國時期的海岱地區齊文化；小曲裾的裾式特點則明顯受到戰國時期荊楚文化的影響。此外，以紅、黃、青、白四種色系為主的單色服飾作為漢服系統的色彩裝飾特點，與戰國時期的諸多服飾文化均不相同。因此，以往研究中普遍認為的漢初服飾源于戰國時期楚文化的認識，是不全面的。實際上，西漢初年不僅漢服系統淵源廣泛且已經形成具有自身特點的標準化的服飾風格，與當時的楚服存在顯著差別，楚服系統自身也發生了細微的變化，與戰國時期的楚服風格日漸分離。

漢家禮儀的重要文化標識

西漢中期，漢服持續吸收了楚服的款式特點，自身不斷改進，形成了全新的漢服風格。同樣作為代表的交領長服的整體形態漸趨寬松適體，具體表現在：領口交叉點逐漸上移，凸起的擁頸漸趨低平；袖口由寬袖或窄袖演變為有著垂胡的闊袖；腰際線不斷升高；小曲裾加長，形成細長曲裾；下擺逐漸外撇，后部常見的內凹圓弧逐漸趨平，前后平齊。與此同時，楚服也以同樣的節奏對自身進行不斷改進，呈現出以上諸多款式特點。自此以后，漢服與楚服的款式差異日漸縮小，彼此吸收融合。

西漢中期不僅是漢代統一的服飾面貌的形成時期，也是又一全新的服飾文化格局的發端期。在這一格局下，除西域諸國和西南滇文化的服飾面貌仍保留著本土特點外，漢王朝統轄的大部分地區的服飾面貌趨于統一，形成以交領右衽為基本特點的漢服體系。漢服體系中禮服、常服、軍服、勞作服飾、演藝服飾又具有各自獨特的款式特點，功能豐富而又明確。盡管如此，所有服飾均為交領右衽，交領右衽仍是各類型服飾的核心款式特征。在兩漢四百年的發展進程中，漢服的類型和款式雖屢有變化，甚至出現背后開合穿著的圓領反閉服，但并未撼動交領右衽服的核心地位，漢服的總體形制始終穩定發展。

史載龜茲國王及夫人自西漢元康元年（前65年）入漢朝賀后，便“數來朝賀，樂漢衣服制度”。可見西漢昭宣時期的漢服已非單純的服飾類型或是對某些具有共同款式特征的服飾類型的統稱，而是漢家禮儀的重要內容，成為漢文化的重要標識。

漢服傳播與漢王朝政治勢力拓展幾乎同步

西漢早中期的考古發現表明，西南滇地的服飾文化自成系統，普遍流行對襟式外衣、貫頭式圓領內衣與短褲或筒裙的搭配。西漢晚期，該地的土著服飾傳統呈現出逐漸衰落的跡象，代之而起的是日益普及的漢文化，這當與滇地在政治上的歸屬有直接關系。據《史記·西南夷列傳》載：漢武帝元封二年（前109），滇王“始首善”，“離難西南夷，舉國降，請置吏入朝。于是以為益州郡，賜滇王王印，復長其民”。

漢服對西域地區服飾文化的影響要更晚一些。根據新疆地區出土的青銅時代和早期鐵器時代的服飾實物資料可知，貫頭式和對襟式上衣一直是該地的主流服飾。東漢晚期，隨著漢王朝西域都護府的設立及由此促成的漢文化在西域地區不斷深入的影響，交領式上衣逐漸在此地增多。考古發現表明，樓蘭古城、營盤墓地、尼雅遺址等地出土的交領式上衣不僅數量多、款式多，而且采用最華貴的絲綢面料制作成袍服穿在最外層，傳統的貫頭式上衣則裝飾簡樸作為內衣穿在里面。與此同時，傳統的貫頭式和對襟式上衣的款式也發生了明顯的改變。貫頭式上衣的領口普遍由原來的低平圓領演變為豎起的立領，甚至“V”字形領；對襟式上衣的兩襟則由原來的完全對稱轉變為兩襟略有交掩，顯示出向交領式上衣轉變的過渡特征。這說明漢服的款式、質料、剪裁方法等服飾元素不斷被當地所吸收，推動了西域全新服飾文化面貌的形成，并最終促成魏晉至隋唐時期該地服飾與廣義漢服的合流。

漢服在西漢中期以后的迅速傳播與漢王朝政治勢力的不斷拓展及中央集權的不斷強化的歷史背景幾乎同步。《漢書·地理志》載：“至武帝，攘卻胡、越，開地斥境，南置交趾，北置朔方之州，兼徐、梁、幽，并夏、周之制，改雍曰涼，改梁曰益，凡十三部，置刺史。”漢武帝時期中央政府對邊遠地區的開發和經略客觀上促進了漢服的傳播。

凡此種種不難看出，漢服的形成和發展進程一直是在不斷交流中兼容并蓄各種服飾元素實現著自身的鞏固、完善和發展，而這一進程始終伴隨著漢文化的傳播過程而展開。就文化傳播方式而言，既有漢人的直接遷入，也有當地土著文化對漢文化的直接接納，漢服在當地的普及正是對后者的深刻詮釋。相較于對作為服飾面料的絲綢成品的直接接納，當地土著居民改良本地傳統服飾的款式、全盤接受漢服的全新式樣實則體現出從精神層面對漢文化的高度認可和主動融入。此時的漢服概念已不再是僅有著統一的形態基礎的物質文化存在，而是蘊藏著更深厚內涵的文化符號和精神載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