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系國家社科基金一般項目“新出土簡帛文獻與道家哲學的發展演變研究”負責人、首都師范大學哲學系教授

由于先秦傳世典籍中沒有出現“黃老”一詞，黃老之稱多見于漢代文獻，所以盡管《史記》中多次提到戰國諸子慎到、田駢、接子、環淵等人皆學黃老道德之術云云，但以往人們對黃老道家的關注仍多集中于漢初，其在先秦時期的存在往往被學者們繞過或忽略。直至馬王堆漢墓帛書《黃帝四經》出土，人們發現其中思想內容與慎到等戰國諸子以及《管子》中的部分篇章的思想有著相當程度的契合。經過持續研究，學者們終于確認了一條以《黃帝四經》為奠基，經由慎到等稷下諸子和《管子》等篇章，再到《文子》《鹖冠子》等黃老道家在戰國時期的完整的發展脈絡。如今，戰國黃老道家的研究已經蔚為大觀，成為先秦哲學研究的前沿領域。

黃老道家雖興起于戰國，但并非憑空出現，應有其思想淵源。在對帛書《黃帝四經》的較早研究中，學者們就發現該佚籍的很多文句同《國語·越語下》中的范蠡之言有很高的相似度和相關度，有些學者由此提出了范蠡乃黃老道家思想先驅的觀點，但未能進行具體的論證。

要追溯黃老道家的思想源頭，必須上溯到老子的思想方為完整自洽，這就需要從思想發展的脈絡上確認范蠡同老子的思想聯系，舍此則不能呈現黃老思想在整個先秦時期的完整發展脈絡。有鑒于此，筆者的研究目標重點放在由帛書《黃帝四經》向前追溯，尋找黃老道家在春秋時期的思想淵源。

對范蠡之師計然的確認

計然本名辛研，字文子，范蠡師事之。計然其人其事，多有漢代至唐宋的文獻可考；范蠡師事計然的說法，在漢代至唐宋是廣為流傳的。因而，計然作為一個歷史人物，他的存在本應是無可爭議的事實。然而，晉人蔡謨卻對計然其人的存在提出質疑，他認為計然是范蠡所著書名而不是人名。蔡謨的觀點在當時和歷史上沒有支持者，反而引來眾多的駁議，人們對計然其人的存在仍深信不疑。直至晚近國學大師錢穆先生復持蔡謨之說，并提出了若干論據，學者們大都對錢穆先生的詳盡考辨深信不疑，于是計然其人是否存在便成了當今學術界的一樁公案。筆者反復研讀錢穆先生的考辨文章，認為他的考辨不足以否定計然其人的存在，遂逐一進行駁議，重新確認了計然其人的真實存在。

計然就是老子的弟子文子，這一說法至少在東漢時是人們熟知的，想必有當時所見的文獻為依據。北魏李暹為《文子》作注，就曾指出：“（文子）姓辛，葵丘濮上人，號曰計然，范蠡師事之。本受業于老子，錄其遺言為十二篇。”此乃計然即老子弟子文子的最重要的文獻依據，正是這條材料使我們可以將范蠡與老子的學術聯結起來。計然師承老子之學，并做出了重要的推進，他提出了陰陽刑德吉兇時變的思想，被范蠡傳承發展，后來成為戰國黃老道家的重要理論。

范蠡思想與老子思想的相關性

根據《國語·越語下》和《越絕書》《吳越春秋》等典籍提供的豐富史料，可知范蠡與老子的思想聯系十分密切。范蠡受老子之學，精心研讀吸取，并在此后二十余年的政治、軍事和實業活動中加以應用和創新發展，終于形成了道家思想成功指導社會實踐的新局面，開辟了道家學說發展的新領域和新方向。

范蠡繼承了老子推天道以明人事的思維方式，他總是將天、地、人三者并列起來進行整體性的思考，并把“人事必將與天地相參，然后乃可以成功”作為他將道家哲理應用于社會實踐的總體指導思想。范蠡依據老子“法自然”的道家基本原則，創造性地提出了一個重要的范疇“因”，作為指導社會活動的具體方法，他常用的表述有“因時之所宜”“因天地之常”“因天地之恒”等。“因”即依循、因任、順應，其基本思想就是順任自然，這顯然來自老子關于天道自然無為和道法自然的思想精蘊。“因”作為一個哲學概念的提出，是范蠡對道家思想和中國古典哲學的重要貢獻，經范蠡之手，“因”已經提升為一種普遍的哲學方法論。范蠡“因”論的理論意義，在于它將老子“道法自然”的原則具體化，使其具有了可操作性，得以在社會政治領域尋找到巨大的應用空間。

老子開創的道家思維方式，還包括對立相反的思維方式和循環往復的思維方式，這兩種思維方式在范蠡的學術思想中都有充分的表現。老子的很多被世人熟知的思想，如“不以兵強天下”“不爭之德”“功遂身退”“慎終如始”“生而不有，為而不恃”“大盈若沖”“物極必反”“后其身而身先”等，范蠡都有深入領會、生動解讀和實際應用。

追索范蠡入齊的歷史事實

老子學說出現在春秋晚期，屬于南方的楚文化系統，到了戰國中期，老子學說已經在北方列國中產生了重大影響，這其中就有一個老子學說如何傳入北方的問題。在北方列國中，齊國最值得重視，因為戰國中晚期的一百多年中，各家學說在齊國稷下匯聚并形成百家爭鳴的鼎盛局面，老子的道家思想也在齊國大放異彩。老子學說的北傳或許不止一條渠道，但老子學說入齊應該是其中最重要、影響最深遠的事件。筆者主要依據《史記》的多處記載并輔以其他材料，詳細論證了范蠡入齊的史實，厘清了其中的一些細節。范蠡深知越王勾踐之為人“可以共患難，不可與共樂”，于是在滅吳后毅然急流勇退，離開了越國，隱姓埋名，自謂鴟夷子皮，泛海來到齊國，開始了后半生的實業生涯。范蠡選擇齊國，是看中了齊國素有兼容、開放的文化底蘊和重視工商業的傳統。范蠡來到齊國，先是“耕于海畔，苦身戮力，父子治產。居無幾何，致產數十萬”，后定居于陶（今山東肥城的陶山），自稱“朱公”。范蠡在齊二十余年，三徙其居，兩易其名，三致千金，“天下稱陶朱公”，后世尊為商圣。

范蠡入齊，是道家思想發展史上的重要事件，也是中國古代學術思想史上的一件大事。齊國的文化環境十分適宜道家思想的傳播和發展，范蠡將老子學說傳入齊國，道家思想于是便在這塊豐沃的文化土壤上迅速傳播并發展起來，范蠡的特色道家理論也為其后黃老道家的興起提供了必不可少的思想資源。

范蠡思想同黃老道家的理論聯系

范蠡繼承了老子的天道觀，并創造性地引入了“陰陽”的觀念，提出了“天道陰陽”的思想，把抽象的“天道”具體化為陰陽、日月、四時、常、極、數、紀、節、微、明、贏、縮等可以觀察、把握的自然節律，對道家的天道觀做出了關鍵性的推進。在范蠡之前，陰陽觀念只是被用來解釋自然現象，尚未與人類的社會活動聯系起來，范蠡則把陰陽觀念引入社會生活，以陰陽論人事，指導社會政治軍事問題的解決。范蠡的天道陰陽思想成為后世黃老道家標志性的敘述方式，啟發了帛書《黃帝四經》《管子》等關于四時教令、陰陽刑德、陰陽災異等理論。

上文提到范蠡提出了“因”的概念并把它提升為哲學方法論，范蠡的“因”論在戰國時期得到了廣泛的傳播，發展為稷下黃老道家理論中的重要內容。黃老道家著力開發“因”的方法論意義，發展出一套“因循”的理論，并由“因天時”推進到“因人情”，用于制定各方面政策的理論指導。

以上四個部分以范蠡為中心的研究基本上完成了黃老道家的溯源工作，補充了道家學說從春秋晚期到戰國前期的研究薄弱環節，使我們得以勾畫出老子的原始道家如何一步步發展出戰國黃老道家的完整線索。

這里需要提及的是，我們說范蠡是黃老道家的思想先驅，并不是說范蠡已經是一個嚴格意義的黃老道家人物。因為黃老道家作為道家學派的一個分支，是在戰國時期列國變法圖強的時代條件下興起的，其理論特征是以道家哲理論說法家政治，同時兼取儒家等學派的理論成果，而范蠡當時顯然還不具備這樣的歷史背景和思想文化條件。但是不可否認的是，范蠡是早期道家到戰國黃老道家的重要發展環節，他的思想為黃老道家的興起提供了必不可少的思想資源和理論準備。

黃老道家思想內涵十分豐富，其更為適合長治久安的法治思想、重視哲學指導的治國理論、多元兼容的文化觀、有限制的君主集權理論、自然無為的哲學思想等等，都在歷史上產生了積極的作用，有待我們深入發掘和借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