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楊洋，系三峽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講師

近代中國面臨著“數千年未有之變局”和“數千年未有之強敵”，實現國家與社會的現代化轉型，是近代中國歷史發展的一大主題。各階層紛紛走上救亡圖存的道路，各類現代工業企業在中華大地相繼建立。其中，始創于19世紀末，橫跨湖北、江西、湖南等省的大型煤炭鋼鐵聯合企業——漢冶萍公司，是中國及亞洲最早、最大的用新式機械設備進行大規模生產的企業，對于推動近代湘鄂贛地區經濟與社會變遷發揮了重要作用。

推動近代湘鄂贛地區經濟發展

漢冶萍公司的創辦與發展，為湘鄂贛地區引進了現代化的生產和管理技術。近代大型煤鐵企業，涉及開采設備、礦石燒結設備、煉焦設備、煉鐵高爐、煉鋼爐、軋鋼機、鐵路運輸和動力設施等一系列裝備和技術，對于提升所在區域技術水平具有重要作用。漢陽鐵廠引進了德國西門子—馬丁平爐煉鋼技術，代表著19世紀末世界鋼鐵冶煉裝備的主流水平；大冶鐵礦成為近代中國第一個新式鐵礦企業和技術最先進的煉鐵廠；萍鄉煤礦在開采、運輸、加工、通風、排水等環節中，不同程度地采用國外先進技術，幫助其發展成為民國時期中國最大的煤礦。漢冶萍公司大規模引入西方技術和大機器生產，在晚清工業總體水平不高的情況下尤為難能可貴。據統計，1912年，“中國已有20749個‘工廠’，這個‘工廠’的概念是模糊的，但當我們注意到只有363家企業使用機器生產，其他所有剩下的20386家企業只是依靠人力和畜力操作”（費維愷：《中國早期工業化——盛宣懷〔1844—1916〕和官督商辦企業》，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0年版，第9頁）。

與現代煤鋼生產技術相伴而來的是國外先進的生產管理制度。來自德國、比利時、盧森堡等國的工程師和歸國留學生，為漢冶萍公司帶來先進生產技術的同時，也帶來了先進的思想觀念和管理模式，推動了企業的發展。漢冶萍公司是晚清至民國時期采用股份公司形式的典型企業，董事會和職業經理人管理團隊的建立，體現了企業管理制度化、專業化、契約化的現代化趨向。在生產管理方面，漢冶萍公司構建了一整套產品質量標準和生產工藝流程，并參與了晚清至民國時期路軌標準的制定。在用人方面，漢冶萍公司通過勞動合同、勞動制度規范勞資關系，初步具有了現代勞動管理制度的雛形。

漢冶萍公司的創辦與發展，提升了湘鄂贛地區在近代中國區域經濟版圖中的地位。在此之前，地處內陸的湘鄂贛等地，只有農業、手工業和商業等傳統經濟，缺乏現代經濟成分。統計表明，1894—1911年漢陽鐵廠鐵、鋼產量幾乎占到全國鋼鐵產量的100%，大冶成為長江流域最大的鐵礦開采中心。1922年前，漢冶萍公司供應了全國2/3的鐵路鋼軌，涉及京漢、粵漢、隴海、津浦、株萍等重要鐵路干線。所以，著名經濟史學家陳振漢指出，“我們所僅有的一點鋼鐵工業，并不在沿海，而是在湖北”（《社會經濟史學論文集》，經濟科學出版社1999年版，第148頁）。此外，漢冶萍公司在湖南、江西、湖北等地設立了與煉鋼相關的錳礦、白云石等多種重要輔助原料的礦局，帶動了當地有色金屬工業發展。

漢冶萍公司的創辦與發展，大大加強了湘鄂贛三省的經濟聯系。漢冶萍公司規模宏大，打破了產業和地區界限，在多省數地實現資本、資源、產業和人才的整合。在行業上，漢冶萍公司以煤礦、鐵礦開采和鋼鐵冶煉為核心，還有眾多的合資、附屬廠礦，涉及鐵路、航運、貿易等眾多行業；在空間上，漢冶萍公司不僅分布于湖北、湖南、江西，一些相關企業和機構還涉及上海、安徽、遼寧、江蘇等地區，漢陽和上海為公司的雙總部，其管理職能深入到湘鄂贛的許多地區。萍鄉煤礦在漢陽、岳陽、長沙、株洲、湘潭設立轉運局或分銷局，其經濟觸角也深入江西、湖北、湖南等許多地方。為了滿足生產、運輸、貿易及服務的需要，漢冶萍公司還創辦和收購了大量廠礦企業，由于廠礦企業的設立以及鐵路、水路運輸的組織，帶動了沿線一系列城鎮的發展，使武漢、萍鄉、黃石、株洲等地成為中國中部地區早期重要的重工業基地。

加速近代湘鄂贛地區的社會轉型

漢冶萍公司對近代漢、冶、萍、株等地的工業布局和生產生活模式產生了深遠影響。在湖北，漢陽鐵廠包括“六大廠四小廠”，沿漢江依次排列，高爐煙囪林立，武漢開始成為近代著名的重工業城市。大冶鐵礦和諸多配套現代工廠的出現，礦區鐵路和碼頭的建成，使鐵山、下陸、石灰窯連成一氣，近代新興的工業城市——黃石，從荒僻冷落的山嶺、湖沼、江濱地區發展為近代重要的工業城鎮。在江西，萍鄉工業化的啟動得益于漢陽鐵廠的創辦，使之成為當時中國南方地區最早采用機器生產、運輸、洗選、煉焦的煤礦。在萍鄉煤礦，為生產和生活服務配套的機械廠、發電廠、化學房、測繪處、建筑處、電報電話房、礦山救護、醫院、礦務學堂、員工小學、印刷廠等設施一應俱全，呈現出一派現代化景觀。在湖南，1906年1月，株萍鐵路貫通，極大地方便了萍鄉煤炭的外運，為株洲發展帶來巨大機遇。漢冶萍公司在株洲設立了轉運局，車站和灣壙一帶由荒野之地變得日益興旺發達。萍鄉煤礦還在株洲大量采購坑木，由此帶動了株洲木業的發達。株萍鐵路的修建，也為萍鄉至株洲之間的大小城鎮帶來了新的發展機遇。株洲城市街道的最初形態，也是以株萍、粵漢兩條鐵路的車站為中心，分為東西兩部，向四周延展而成。

漢冶萍公司的創立和發展，促進了湘鄂贛地區新的社會關系的生成。漢冶萍公司所聯系的社會群體極為廣泛，上至中外達官貴人，下至販夫走卒，無論是群體范圍還是人員數量，在歷史上都十分罕見，董事、股東、經理、工程師、職員、產業工人等許多新的社會階層產生。不僅如此，各階層的身份也顯示出多元化特點，如官員、職業經理人與股東身份共存，大部分工人亦農亦工的雙重身份等，中國傳統社會士農工商的社會分層日益模糊。這些階層之間的關系多元而復雜，利益沖突此起彼伏，新的社會生產關系逐漸形成。

漢冶萍公司的創立和發展，催生了區域社會結構的變動。在中國傳統社會中，除了少部分士人之外，絕大多數人終其一生基本不離本鄉本土。漢冶萍公司打破了傳統社會的生產、生活方式，其直接雇用的員工最多時高達四萬余人，其中職員不少是國內外畢業的大學生，而工人群體，除來自廠礦附近、由農民轉化而來的外，還包括來自廣東、澳門、江浙等地的技術工人，從業者已打破傳統地域限制。不僅如此，漢冶萍公司還直接間接影響著多達百余萬人的生產和生活。劉少奇曾說，“在漢陽、大冶、萍鄉各廠礦之下直接倚為生活的工人有四萬人，聯同此四萬人之家屬，不下十余萬人，再依各處廠礦間接生活之商民各業人等亦數十萬人，聯株萍，粵漢鐵路，湘江，長江至上海日本一帶之直接或間接有聯帶的人民，亦不下數十萬人；故漢冶萍之存在與否，實為百余萬人民之生計所關”（劉少奇：《救護漢冶萍公司》，載《安源路礦工人運動史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294頁）。可見，漢冶萍公司不僅僅是一家鋼鐵煤炭聯合企業，還承擔著巨大的社會責任，公司通過數地產業間的多元整合有力地推動了當地經濟社會變化。

孕育了近代湘鄂贛地區的革命火種

近代以來，革命和救亡運動風起云涌，產業工人眾多的漢冶萍公司很早就得到了革命力量的重視。早在1906年，同盟會在湘贛邊界發動了震驚中外的“萍瀏醴起義”，這是辛亥革命的前奏之一。在這次起義中，安源煤礦有6000余名工人參加，這也是中國近代產業工人廣泛參加的第一次大規模武裝起義。

中國共產黨從成立伊始就十分關注當時全國最大的企業——漢冶萍公司的工人運動，先后派毛澤東、劉少奇、李立三、林育英、項英等人到各廠礦發動工人運動，建立黨的組織。中共安源路礦黨支部、中共港窯湖黨支部等基層黨組織，安源路礦工會、漢陽鋼鐵廠工會等工人組織紛紛建立。1922年12月，漢冶萍總工會在漢陽鋼鐵廠正式成立。從此，漢冶萍工人由長期分散的個體匯合成統一的、自覺進行斗爭的階級力量。

1927年，毛澤東在湘潭、湘鄉、衡山、醴陵、長沙等地進行考察，寫出了著名的《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他選擇這些地區并非偶然，由于近代工礦企業的發展及其便利的交通條件，這些地區成為當時湖南經濟較為發達的地區，大量曾參與漢冶萍工人運動的人員成為發動和組織農民運動的重要骨干。

中國共產黨在漢冶萍工人中進行了大量的思想宣傳組織工作，1928年，《湖南清鄉公報》曾稱有效的組織動員，“使安源成為中共的小‘莫斯科’”。在黨的領導下，漢冶萍的工人運動和革命斗爭開展得如火如荼，在全國產生了巨大影響。1922年7月，漢陽鐵廠工人罷工；9月，安源路礦工人大罷工；1923年1月，大冶鐵礦下陸機修工人大罷工。人數眾多、組織嚴密的漢冶萍工人成為了一支重要的革命力量，很多漢冶萍工人參加了北伐戰爭。1927年9月，秋收起義爆發，大批安源路礦工人和近郊農民參加了起義。中共中央在給湖南省委的信中指出：“秋暴的事實告訴我們，攻打萍鄉醴陵瀏陽血戰數百里的領導者和先鋒，就是素有訓練的安源工人……可以說秋收暴動頗具聲色，還是安源工人的作用。”（《江西省工會志》，方志出版社2003年版，第4頁）后來，在井岡山革命根據地、湘鄂贛革命根據地的建立和斗爭過程中，都不乏漢冶萍工人的身影。可以說，漢冶萍工人為中國革命作出了重要貢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