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劉志林、陳濟冬，均系清華大學公共管理學院副教授

我國已進入城鎮化的高質量發展階段。隨著城鎮化進程不斷深入，城市治理面臨越來越復雜的挑戰。數字技術有助于解決傳統城市治理技術和手段不精細的問題，使政府得以實時獲取反映居民訴求與城市系統運行的海量數據，并做出精確研判、高效決策和及時回應。當前，數字技術運用于城市治理，已經在緩解城市交通擁堵、推進城市公用事業智能化建設、推進醫療公共衛生服務精準化、提高突發事件預判與應對能力、建設智慧社區解決公共服務“最后一公里”問題等方面展現了巨大應用價值，成為政府破解城市治理難題、提升城市治理效能的重要突破口。

同時，數字技術應用于城市治理仍面臨著多方面挑戰。現階段的數字治理工具往往停留在城市管理手段創新上，注重通過大數據技術的直接應用來提高公共服務效率。充分發揮數字技術在城市治理中的潛能，需要從管理手段創新轉向管理模式和管理理念創新。隨著數字技術與城市治理的深度融合，借助數據共享與整合的契機突破部門間的條塊分割，推進跨部門協同治理，將成為新時代數字化城市治理中重要的理論和實踐問題。

數字技術賦能城市治理，需要在理念上從數據驅動轉向用戶需求驅動，促進政府決策和公共服務的精細化、智能化。在推進新時代城市治理數字化、智能化和現代化的過程中，有兩類問題需重點關注。

其一，數字治理工具的基礎是公眾在日常生產生活中所產生的個體行為和移動大數據，其應用必然面臨著提升政府效能與保護公眾隱私之間的矛盾。對大數據技術可能帶來的個體行為監視、個人隱私保護缺失，已成為國際社會關于數字技術發展的一個核心倫理問題和關鍵治理議題。在提升政府治理效能和保護公眾隱私之間尋求平衡，除了從制度層面加強個人信息安全的法律保護之外，地方政府還應積極回應民生訴求。筆者研究發現，地方政府在疫情防控中對居民訴求的積極回應有助于居民了解健康碼等技術在復工復產方面的有用性，增進居民對政府的信任感，進而緩解使用中對隱私問題的顧慮，提升廣大人民群眾對數字治理工具的接受度。

其二，數字技術在城市治理中的應用必然要應對“數字鴻溝”可能帶來的新的社會公平問題。許多數字治理工具都依托于智能手機，而部分不會操作或無能力購買使用智能手機的弱勢群體的需求很容易被忽視。調查顯示，在老年人和本科以下教育程度的群體中，不能熟練使用智能手機小程序的比例較高。數字治理工具如能更好地考慮到不同人群在掌握數字技術和獲取信息能力上的差異，特別是積極回應弱勢群體訴求，努力彌合數字鴻溝，必將推動城市治理與公共服務供給更加精細和包容，使每個市民尤其是弱勢群體都能享受到城市發展的紅利，提升城市居民的生活福祉，促進社會公平與和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