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系山東大學歷史文化學院教授

近年來，情感史研究在法國史學界備受關注，一批高水平論著接連問世，相關的專題研討會數量逐年增加。2006年，以艾克斯-馬賽大學的達米安·博蓋為主開展的專門性研究項目“中世紀情感”，使法國中世紀情感史研究為國際學界所矚目。

法國最早提倡情感史研究的是作為年鑒學派創始人之一的呂西安·費弗爾。他在1941年發表《感性與歷史：如何重構以往的情感生活》，文中首次提出把情感納入史學研究。費弗爾的此番呼吁，既受到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德國政治狀況的影響，也是對荷蘭歷史學家約翰·赫伊津哈的情感觀的呼應。后者于1919年出版《中世紀的衰落》，把中世紀的情感生活定性為孩童式的，人們在表達情感時簡單而直接，不會考慮如何控制自己的情感。而費弗爾則指出，應該挖掘這種孩童式情感的原因，那就是情感的原始性，情感與暴戾有著天然的聯系。費弗爾倡導的情感史研究并沒有得到法國學界的立即響應，而且由于受到年鑒學派理論的影響，情感研究很快被納入心態史，情感某種程度上被“固化”而失去其能動性特征。但他明確提出把情感作為史學研究對象，有助于學界打破把情感與理性對立起來的傳統觀念。法國學界開始認真思考赫伊津哈所描述的中世紀的情感生活，尤其是反思德國著名社會學家諾貝特·埃里亞斯的“文明進程”理論，后者與赫氏的情感觀具有明顯的傳承關系。反思的結果，則直接推動法國中世紀研究對激情問題的關注，可以說，形成了一種獨特的法國中世紀激情史研究。

埃里亞斯在《文明的進程》（1939年）一書中提出，赫伊津哈筆下那些好勇斗狠的中世紀騎士與上層，在絕對君主制下的宮廷里卻遵從禮儀規范，對自身情感進行嚴格約束。因此，在埃氏那里，中世紀末期以來的歐洲歷史被描述為從自然（情感-沖動）向文化（理性-超我）演進的“文明化”過程。埃里亞斯把情感克制視為前現代與現代的分水嶺，強調隨著現代性的加強，人們感受到越來越多的情感壓抑。埃氏的理論最初并沒有產生多大影響，但到20世紀七八十年代開始取得巨大成功，引發國際學界對脾氣、性格及感性等問題的濃厚興趣，并直接或間接地在法國中世紀史領域催生了身體史、感性史、社會想象史等研究熱潮。正是在這一背景之下，情感史家開始對埃氏的理論提出批評，認為他的理論或許在現代史領域是適用的，但對古代中世紀史而言卻站不住腳。美國歷史學家芭芭拉·羅森宛恩稱之為情感的“宏大敘事”，美國哲學家羅伯特·所羅門認為埃氏的理論是建立在“激情謎思”這樣的情感概念之上的：隨時隨地發生在我們身上的情感，是不以我們的意志為轉移而且不受理性控制的。對于法國史家來說，這種情感觀與其說是“文明進程”，不如說是把中世紀的情感高度“幼稚化”。換言之，法國學者拒絕把中世紀的情感理解為埃里亞斯式的、完全不受理性控制的“激情”，埃里亞斯的模式是把中世紀的情感與自然狀態的情感聯系在一起，因此文明化的目的就是要引導、控制情感，使其符合理性。這種看法無疑強化了情感與理性的對立，不獨埃里亞斯，20世紀流行的結構主義、以情感-沖動概念為基礎的心理分析理論，均屬于這種理性-情感二元論觀點。情感史家深知，要把情感納入法國中世紀史研究，首先必須突破所謂“激情謎思”。

例如，埃里亞斯把不受控制的激情與中世紀的暴力聯系在一起，從這個意義上說，7世紀的墨洛溫王朝表面看來符合埃里亞斯所說的情感特征。因為在中世紀的國王敕令、官方文書、人物傳記、信件、日記以及文學創作中，到處充滿著在今天看來粗魯又缺乏人情味的情感表達，史料本身把中世紀的人們呈現為特別愛沖動的人。然而，情感史家認為，不能照搬史料中的文本妄下斷語，必須把眼前的文字與時代背景結合起來才能解讀其真實意涵。早期的法蘭克王國，按其繼承制度，在克洛維511年撒手人寰后國土被一分為四。558年，克洛維的第四個兒子克洛泰爾一世在兼并其他兄長的領地后使墨洛溫王朝暫時統一，但在他身后王國又被其4個兒子平分，國土直到613年被他的孫子克洛泰爾二世重新統一。王朝兼并分合的過程，充滿了王族間的殘酷殺戮。克洛泰爾二世在613年殘忍地肢解了其母親的情敵的姐姐布隆希爾德王后，隨這位王后一同被肢解的，還有其身后的奧斯特拉西亞王國。國王如此暴戾的“憤怒”，都是由當時的官方史料記錄保存下來的，其中的情感更是由當時國王身邊的貴族與神職人員構成的“情感團體”刻意渲染而成。這些中世紀文本中的暴虐情感，都是為了達到一定的目的。同樣是憤怒，如果是文本作者贊揚的一方，那么這種憤怒是出于正義且會達到使對手恐懼的正當目的。相反，如果憤怒出自作者想要貶低的對象，那么這種情感宣泄則是不思懺悔的表現，使人更生厭惡。

如果基于上述例證認為中世紀人們的情感構成里缺乏溫情與愛，只有簡單暴戾的一面，那就把情感問題過于簡單化了。事實上，殘酷的克洛泰爾二世在一次斬草除根的清洗中，費力保住一位王族的性命，據稱此人是他的直系親族。另外，翻開中世紀的史料，令人肉麻的情感表達常常令今人困惑不已。比如，有位大臣在致國王的信中特別肉麻地表達了對國王的想念和愛，以及對國王健康的掛念，不禁讓人懷疑兩人是否為同性戀關系。但這位大臣曾在信中向國王揭發他人的同性不倫之戀，請求國王嚴懲以敦風化。因此，情感表達實際上是一種行為模式，是根據社會和團體的規約決定是否以及如何表達這些情感，情感的背后是對世界的認知，包含著特定的價值判斷。

中世紀早期的王位繼承模式，導致殘酷的王位與領土爭奪戰，王族之間的仇殺在所難免。在這種情況下產生的宮廷文化及其情感團體，又如何能夠倡導禮儀與情感克制呢？旨在令對手恐懼的憤怒與夸張的順服，才符合這個時代的情感準則，也唯有此種模式才能為王權之爭提供合法性基礎。隨著法國長子繼承制的相對穩定以及絕對君主制的發展，公然的血親仇殺逐漸退出歷史舞臺，情感表達也就進入埃里亞斯所說的自我克制與講究禮儀階段。以王權為基礎，國家對權力的壟斷程度逐漸加強，個人感受到的情感壓抑程度也在不斷加強，在情感表達方面更加自我克制以符合禮儀規范，也是不爭的事實。但埃里亞斯最大的問題在于，以情感的外部控制與自我克制來劃分現代與前現代特征，并把現代以前的情感歸結為不受理性控制的激情，忽視了任何情感一經表達便具有改變社會的功能。在赫伊津哈那里，中世紀的情感被簡單地定性為不成熟，而在埃里亞斯這里，中世紀的情感與暴力緊密關聯，是與理性割裂開來的內在激情，忽略了激情背后的理性判斷與情感規約的作用。

綜上所述，中世紀的激情并非信馬由韁的情緒宣泄，挖掘激情背后的理性正是情感史研究的意義所在。激情的背后需要看見人們如何利用情感、情感如何變遷以及一個社會的情感規約。中世紀看似不受控制的激情是公共話語的組成部分，是一種可操控的交流機制。本文提供的例證還提示我們，不能孤立地看待情感，不能把情感與使其表達成為可能的社會、政治、文化等因素隔離開來。史家只有真正認識到情感史在研究方法上的要求時，才能自如地研究情感。在這一點上，情感史家試圖在法國中世紀史研究中突破“激情謎思”的嘗試無疑是成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