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系西南政法大學教授；趙濤，系博士研究生

電視劇《清平樂》中，有很多宋仁宗朝臺諫官對朝中大臣進行糾彈的場景，給觀眾留下較深刻的印象。雖然影視作品多用夸張虛構手法，但這些情節則基本符合史實。歷史上，以臺諫官為代表的宋朝監察官員以敢于糾彈著稱，尤以中前期為甚。宋朝未出現如漢、唐、明朝那樣嚴重的太監干政、外戚專權、藩鎮割據等種種弊政，與此有一定關聯，《宋史》甚至有“宋之立國，元氣在臺諫”之論。

宋朝監察官員敢于糾彈與其監察體制的有效運行有關，影響監察體制運行的因素很多，完備的監察體制是前提（宋朝監察體制完備，學界已有很多論述，于此不贅），最根本的還是各方對監察體制能否維護、尊重和盡職。中國古代監察關系的主體有皇帝、監察官員和作為監察對象的各級官員，其中皇帝既是監察體制的設計者、調整者，又是監察事務的裁決者，是監察關系的中樞，其能否維護監察體制最為重要；各級官員雖為監察對象，但其中的宰執大臣位高權重，較監察官員更受皇帝的信任和倚重，對監察官員有較多的制約手段，他們能否尊重監察體制、是否愿意接受監督，對監察體制的運行也意義重大；而監察官員是監察事務的執行者，其能否盡心履職、勇于糾彈對監察體制運行同樣十分重要，而北宋中前期這三個方面都比較突出。

宋代君主對監察體制的維護

皇帝對監察體制的維護，包括對監察體制及相關制度的堅守和對監察官員的支持、保護等。北宋中前期，對御史、諫官等監察官員的選任有一項重要的制度：御史中丞、侍御史（知雜事）、諫議大夫由皇帝親擢。而御史、諫官有闕，由臺諫長官和皇帝侍從舉薦，再由皇帝從中選任，甚至“非中丞、知雜保薦者，毋得除授”（李燾：《續資治通鑒長編》，中華書局1992年版），從而排除了宰執大臣對臺諫官的任用權。這一制度非常重要，是監察官員保持獨立性的關鍵，使得御史、諫官對宰執大臣進行糾彈時顧慮較少。北宋中前期的皇帝都堅守該制度，故此時的臺諫官對各級官吏都無所不糾。

由于監察官員品級較低，人數也不多，卻要對上自宰執大臣，下至州縣官吏的全部官員隊伍進行監察，某種程度上抗衡的是整個強大的官僚體系，故而沒有皇帝的支持和保護，監察工作無從開展。北宋中前期的皇帝都注重對監察官員的支持和保護，支持監察官員的糾彈。其中，太宗時太子趙元禧之事尤為突出。太子趙元禧因違反禮儀被御史中丞劾奏后，憤憤不平，向太宗申訴說，“臣天子兒，以犯中丞故被鞫，愿賜寬宥”。太宗不僅未加偏袒，反而告誡元禧：“此朝廷儀制，孰敢違之？朕若有過，臣下尚加糾摘，汝為開封府尹，可不奉法耶？”堅定地支持監察官員的糾彈。又如咸平三年（1000年）的一次群臣朝會，宰相張齊賢醉酒后上朝，冠冕不正，幾乎摔倒殿上。御史中丞彈劾其失儀。張齊賢自辯系飲酒御寒至醉，并頓首謝罪。真宗說：“卿為大臣，何以率下？朝廷自有典憲，朕不敢私”，遂免其相（《續資治通鑒長編》）。

對監察官員的不當糾彈，皇帝雖予以責罰，但事后仍予重用，如韓琦、范仲淹、呂誨、范純仁等擔任監察官時都被貶謫過，但后來都升至宰執大臣。在對監察官員進行貶謫處罰時，對其人身則盡力加以保護，如皇祐初年，因外戚張堯佐任宣徽使之事牽連到宰相文彥博，唐介對文彥博進行彈劾招致仁宗盛怒，“令送御史臺劾介”。不過，隨后又從輕處罰，“改授介英州別駕”，并遣中使護送至英州，還當面告誡護送者：必須保全唐介，“無令道死”（《續資治通鑒長編》）。到英宗時，唐介升任御史中丞。

欲使監察官員勇于糾彈，其尊嚴不能失，銳氣不能折。北宋中前期的皇帝對監察官員的尊嚴也注意維護。天圣四年（1026年），監察御史曹修古“嘗偕三院御史十二人晨朝，將至朝堂，遇黃門二人行馬不避，呵者止之，反為所詈。修古奏：‘前朝稱御史臺尊則天子尊。故事，三院同行與知雜事同。今黃門侮慢若此，請付所司劾治。’上立命笞二黃門”（《續資治通鑒長編》）。兩黃門辱罵曹修古等御史，經曹修古申訴，皇帝即刻下令杖責，維護了監察官員的尊嚴和銳氣。

宰執大臣對監察體制保持尊重

宋朝臺諫官糾彈的主要對象為宰執大臣，從史料看，臺諫官對宰執大臣進行糾彈的事例很多，據統計，仁宗時因臺諫官彈劾而被免職的宰相就有12人（賈玉英：《宋代監察制度》，河南大學出版社1996年版）。

監察官員對宰執大臣進行糾彈，往往會引起后者的反感，甚至仇視，并進行反擊。但北宋中前期的大多數宰執大臣都能尊重監察體制，被臺諫官彈劾時，都能正確面對，愿意接受監督，表現出賢相風范。如上文提到的宰相張齊賢被劾失儀，其當時即“頓首謝罪”；一些宰執大臣被糾彈后，認為這是臺諫官在履行職責，不應苛責。如上文提及的御史唐介彈劾宰相文彥博，作為被彈劾者的文彥博卻說：“臺官言事，職也，愿不加罪。”（《續資治通鑒長編》）并未乘機落井下石，打擊報復。

又如，治平年間，英宗欲尊生父濮安懿王為皇考。宰相韓琦、參知政事歐陽修皆支持英宗，而御史中丞彭思永、侍御史知雜事呂誨、侍御史范純仁、監察御史里行呂大防、同知諫院傅堯俞等臺諫官主張奉濮安懿王為皇伯。英宗得宰執大臣支持，遂下詔尊濮安懿王為皇考。侍御史知雜事呂誨因此彈劾宰相韓琦，并與侍御史范純仁、監察御史里行呂大防共同彈劾歐陽修，未果。呂誨等人于是堅決要求辭去御史職務。英宗詢問韓琦和歐陽修意見，韓琦回答，“臣等忠邪，唯陛下所知”；歐陽修回答，“臣等有罪則留御史，若以臣等無罪則取旨”。兩人都未指責臺諫官員，只是向皇帝辯解自己無罪。因此英宗最后決定貶黜臺諫官員，但又留有余地，處罰相對較輕（徐松：《宋會要輯稿》，中華書局1957年版）。

臺諫官員勇于任事、敢于糾彈

宋朝官僚士大夫的構成和秉承的精神與前朝有所不同。宋朝大多數官員都通過科舉入仕，主要是中小地主的子弟，據研究，宋朝士大夫在《宋史》中有傳的有1953人，其中布衣入仕者占55.12%（陳植鍔：《北宋文化史述論》，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2年版）。在參與國家治理活動中，宋朝士大夫不僅形成“以天下為己任”的主人翁精神，甚至公開發出了天下“非陛下之天下”的呼聲。如監察御史方庭實在反對高宗對金朝議和投降的規諫疏中寫道：“嗚呼！誰為陛下謀此也？天下者，中國之天下，祖宗之天下，群臣、萬姓、三軍之天下，非陛下之天下……何遽欲屈膝于敵乎？陛下縱忍此，其如中國何？其如先王之禮何？其如百姓之心何？”（《皇宋中興兩朝圣政》，江蘇古籍出版社1988年版）而科舉體制所倡導的競爭意識又砥礪了宋朝士大夫的矯世變俗之志，正如《宋史·范仲淹傳》所稱：“一時士大夫矯厲尚風節，自仲淹倡之”，名臣范仲淹即是宋朝士大夫精神的代表。

受這些精神及風氣所激蕩，宋朝監察官員大多能盡心履職，勇于糾彈，典型者如常同，南宋紹興初年為御史，“不數月劾罷監司不才者二十有三人，中外聳然”（《皇宋中興兩朝圣政》）。北宋中前期的監察官提出糾彈，若未達目的，往往誓不罷休。如南宋官員王十朋說：“祖宗時臺諫論事，或一章不從，至于十余章，而未嘗遽已，言茍不行，則繼之”（賈玉英：《宋代監察制度》）。上章糾彈大臣，若皇帝不從，宋朝監察官員或提出辭職，或家居待罪，以示抗爭。至和初年，御史中丞孫抃等臺諫官多次上章彈劾宰相陳執中，仁宗不從，孫抃便“乞解憲職補外”（《續資治通鑒長編》）。

到了北宋后期和南宋，情況發生了一些變化。如神宗時王安石主持變法，受到反對變法臺諫官的激烈反對，神宗遂任命支持王安石的李定、鄧綰等為臺諫官，并因此改變祖制，由宰相等官員薦舉臺諫官：“門下、中書外省官同舉言事御史。”此后，該規定基本被沿襲，如徽宗時就允許“宰臣、執政、侍從官各舉可任臺諫者”（《宋史》，中華書局1985年版），后逐步形成臺諫官員由朝廷除授的制度，朝廷則主要指皇帝和宰執大臣。宰執大臣從此有權參與對御史、諫官的任用和升降，這一變化使得監察官員與宰執大臣易形成從屬關系，也使得監察官員對宰執大臣的糾彈具有巨大的風險和壓力，從而減少對宰執大臣的監察，甚至有時還成為宰執大臣打擊政敵、操控政局的工具。徽宗時及南宋，有蔡京、秦檜、韓侂胄、史彌遠、賈似道等權臣當政，皇帝對權臣們都非常倚重，對監察官員的保護也不如從前，這些對監察體制的運行自然有一定的消極影響。然而，由于北宋中前期監察體制有效運行，并形成風氣，對北宋后期及南宋仍有較大影響。徽宗以后，雖有奸臣當道，權臣擅政，但蔡京、賈似道雖為不可一世的權臣，但最終因臺諫官的彈劾而被貶逐。由此可見，徽宗以后及南宋，監察體制較大程度上仍在有效運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