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系國家社科基金抗日戰爭研究專項“在范式轉換之間發現抗戰歷史”負責人、南京大學歷史學院教授

日本侵華之際，世界已進入全球化的新時代，民族國家成為國際社會的主體，以國際條約體系規范各國的行為，以政治和外交的手段解決彼此的分歧，是國際社會付出重大代價以后得出的共識。而法西斯、軍國主義國家如德、意、日，昧于世界大勢，窮兵黷武，以求不逞。以故意制造的借口，發動侵華戰爭，霸占中國東北百余萬平方公里土地，是日本昭顯于世的侵略事實。

國際聯盟應中國方面之吁請，派出李頓調查團處理此事。1932年9月4日，代表團完成報告書，簽署于中國北平。報告書確認：第一，“九一八事變”之責任，完全在于日本，而不在中國；第二，偽滿洲國政權非由真正及自然之獨立運動所產生；第三，東三省為中國領土之一。日本為此惱羞成怒，退出國聯，自絕于國際社會。

《李頓調查團檔案文獻集》是“抗日戰爭研究專項工程”的階段性成果，匯編了有關李頓調查團組建、調查過程、結論、各方反應和影響的中、英、美、日等國的相關資料，對于研究“九一八事變”、李頓調查團和中國抗戰早期歷史，具有重要的參考價值。如何看待李頓調查團來東亞調查的歷史影響？可有三個維度的觀照。

其一，在中國發現歷史。美國歷史學家柯文提出的這一范式，相比“沖擊—反應”模式從外部沖擊觀察中國歷史的舊范式，自有其意義。但如果把中國近代歷史看成僅僅是西方列強沖擊之結果，在理論、方法和事實上，均為重大缺陷。從中國內部看，探尋歷史演進的機制和規律，是柯文范式的意義所在。

事實上，“九一八事變”發生、國聯調查團來華前后，中國社會內部對此作出了劇烈的反應。

東北各界深受亡國之痛，電函尤多。基層民眾雖文化程度不高，民族國家大義卻毫不含糊。東北某兵工廠機器匠張光明致信代表團稱：“我是中華民國的公民，我不是滿洲國人，我不擁護這國的偽組織”。高超塵說：“不少日子以前，滿洲國家即已成立了，但那完全是日本人的主使，強迫我遼地居民承認，街上的行人日人隨便問‘您是哪國人’，你如說是滿洲人便罷。如說是中國人，便行暴打以至死。”遼寧城西北大橡村國民小學校致函稱：“逐出日本軍，打到（倒）滿洲國，寧做戰死鬼，不做亡國民。”經濟地位和文化較高者，則向代表團分析日本侵占中國東北的深遠危害。中國國民黨青年團哈爾濱市支部分析說：“查日本軍閥向有一貫之對外積極侵略政策，吾人細玩以前田中義一之滿蒙大陸政策，及最近本莊繁等上日本天皇之奏折，可以看出其對外一貫之積極侵略政策，即第一步占領滿蒙，第二步并吞中國，第三步征服世界是也……以今日之日本蕞爾島國，世界各國尚且畏之如虎，而況并有三省之后版圖增大數倍，恐不數年后，即將向世界各國進攻，有孰敢攖其鋒鏑乎……勿徒視為亞洲人之事，無關痛癢，失國聯之威信，而貽噬臍之后悔也。”

不惟東北民眾，民族危亡激起了全中國人的愛國心。清華大學自治會1932年4月12日用英文致函代表團指出：日本的侵略，不僅危害了中國，也對世界和平形成嚴重威脅，中國青年人愿意為國家流盡“最后一滴血”。而國聯也面臨著建立以來最大的危機，對“九一八事變”的處理，將考驗它處理全球問題的能力。公平和正義能否實現，將影響到人類的命運。他們向代表團嚴正提出“五點要求”：一是日本從中國撤軍；二是上海問題與東北問題一起解決；三是不承認日本侵略和用武力改變的現狀；四是任何解決不得損害中國的領土和主權完整；五是日本必須對此事件的后果負責。

其二，在世界發現中國歷史。以中國為本位，探討中國歷史的內生力量，是題中應有之義。但經濟全球化以來，中國歷史已經成為世界歷史的一部分。僅僅依靠中國方面的資料，不利于我們以更加廣闊的視野看待中國歷史和“九一八”的歷史。

李頓調查團的研究，自莫能外。比如，除了前述中國各界給國聯的呈文外，最近在日內瓦“國聯和聯合國檔案館”中發現，其檔案詳細記錄了調查團在日本和日本政要的談話，在中國各地特別是在北平和“九一八事變”直接相關人士如張學良、王以哲、榮臻等人的談話記錄，調查團在東北的實地調查、詢問日軍高層的記錄，中國共產黨在“九一八”前后的活動，中國各界的陳情書，日本官方和東北偽組織人員、漢奸的表態，世界各國、各界的反應等。特別是張學良等人反復向代表團說明的“九一八事變”前夕東北軍高層力避沖突的態度，王以哲、榮臻在“九一八”當晚與張學良的聯系，北大營遭受日軍進攻以后東北軍的反應等情況，對于厘清“九一八事變”真相，有著不可取代的意義。

我們的初步努力發現，國聯調查團成立前后，中方向國聯提交了篇幅巨大的論證東北主權屬于中國的系統性說帖，顧維鈞、孟治、徐道鄰等還用英文、德文進行著述。日方相應地提交了由日本旅美“學者”起草的說帖，主攻點是中國的抗日運動、東北在張氏父子治下的慘淡、東北的“匪患”，避而不談柳條溝事件的蓄意性，漏洞百出、邏輯混亂。而歐美學者則向國聯提供了第三方意見，如the Verdict of the League: China and Japan in Manchuria，哈佛法學院教授曼利·哈德森（Manley O. Hudson）著；Manchuria: Cradle of Conflict，歐文·拉鐵摩爾（Owen Lattimore）著； The Manchuria Arena: an Australian View of the Far Eastern Conflict，卡特拉克（F. M. Cutlack） 著；The Tinder Box of Asia，喬治·索科爾斯基（George E. Sokolsky）著；The World’s Danger Zone，舍伍德·艾迪（Sherwood Eddy）著，等等，為國聯理解中國東北問題提供了有益的視角。另外，在美國斯坦福大學胡佛研究所收集的蔣介石日記等也反映了當時國民政府高層的態度和舉措。

可以說，世界各地抗日檔案和各種資料，不僅補充了中國方面的抗日資料，也彌補了“在中國發現歷史”范式的不足，體現了歷史唯物主義對歷史研究全面性、客觀性的要求，自然地延伸誘導出“在世界發現中國歷史”的新命題。把“中國的”和“世界的”結合起來，才能更深廣、入微地揭示抗日戰爭史的內涵。

其三，在中國發現世界歷史。中國歷史，是世界歷史的重要組成部分；中國抗戰，構成了第二次世界大戰的東亞主戰場。離開中國歷史談世界歷史注定是不周全的。只有充分發掘中國歷史的世界意義，世界史才能獲得真正的全球史意義。李頓調查團的相關資料表明，“九一八事變”及其后續發展，具有深刻的世界史含義。

今天看來，李頓調查團的組建，是國際社會運用國際規約積極調解大國沖突、維護當時既存的凡爾賽—華盛頓體系的一次嘗試。英國作為列強中在華條約利益最豐的國家，積極投入國聯的建立。張伯倫、麥克米倫等知名政治家均極愿加入代表團，甚至與外交部官員暗通款曲，詢問排名情況。李頓在中、日間多地奔波，主導調查和報告書的起草，正是這一背景的反映。

蘇聯在國聯未能采取強力措施制止日本侵略后，默認了偽滿洲國的存在，后甚至通過對日條約加以承認，其對日本的忍讓和妥協，延續到它對日本宣戰，但日本關東軍主力在蘇聯牽制下不敢貿然南下，影響了中國抗日戰爭的形態。

美國作為國聯非成員國，積極介入調查團，說明了美國對遠東局勢的關切，其態度和不承認日本用武力改變當時中國領土主權現狀的“史汀生主義”是一致的。日美之間的緊張關系，乃一致延續到珍珠港事變發生。在日美最終談判中，中國的領土和主權仍然是美方的先決條件。可以說，“九一八事變”，從大歷史的角度看，是改變日本和美國國運的大事。

日本侵占中國東北，卻始終得不到中國和國際主流社會的認可，乃不斷擴大侵略，不僅影響了對蘇備戰，也使得其在“重慶政權之所以不投降，是因為有英美支持”的判斷下，不斷南進，最終自取滅亡。2015年8月14日，日本首相安倍晉三在戰后70年講話中承認：“日本迷失了世界大局。滿洲事變以及退出國際聯盟——日本逐漸變成國際社會經過巨大災難而建立起來的新的國際秩序的挑戰者，前進的方向有錯誤，而走上了戰爭的道路。其結果，70年前，日本戰敗了。” 從這個意義上說，“九一八事變”—李頓調查團—退出國聯，成為日本近代史的轉折點。

亞馬遜的蝴蝶振動翅膀，可能在西太平洋引發一場風暴。發生在沈陽一個小地方的“九一八事變”，成為今天國際秩序的肇因。其故焉在？誠如馬克思恩格斯所言：在歷史演進的過程中，人的“普遍交往”逐步發展起來，“狹隘地域性的個人為世界歷史性的、真正普遍的個人所代替”。近代以來的中國人民的歷史與世界歷史共構而存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