凌孟華：抗戰文學新史料 非文學期刊的再發掘

作者系國家社科基金項目“抗戰時期作家佚作與版本研究”負責人、重慶師范大學文學院教授

在中國現代文學學科發展進程之中，打撈現代文學的“失蹤者”，整理不為人知的新文學作家“佚作”，彌補“全集不全”之弊端，追求現代文學的“歷史還原”，是一個相當重要的向度，持續取得實績。在悄悄來臨的大數據時代，中國國家圖書館、上海圖書館等館藏機構（企業）陸續對書籍、報刊進行大規模的數據化處理，建成數據庫資源向公眾開放，為現代文學研究者查閱海量民國報刊提供了方便。

眾聲喧嘩中的“非文學期刊”

作為中國現代文學研究的重要方面，抗戰文學研究的視野和范圍也越來越廣闊，不再局限于原有的主流文學期刊與文學副刊，而是不斷向周邊拓展。特別是在大數據時代的抗戰文學研究領域，學界同行不但將越來越多邊緣性的、地方性的、影響有限的文學報刊納入考察范圍，而且注重收集作家手跡，爬梳機構與個人的檔案文件，進而將目光投向形形色色不以文學為志業為宗旨為訴求的其他政治報刊、經濟報刊、教育報刊、新聞報刊、軍事報刊和學術期刊，在其中發掘抗戰文學新史料，討論抗戰文學新問題。

對于這些文學期刊之外的其他刊物，特別是刊發有部分文學作品的刊物，不同學者有不同稱謂，稱“綜合性期刊”者有之，稱“綜合性文學期刊”者有之，稱“文化期刊”者有之，稱“邊緣報刊”者有之，稱“準文學期刊”者有之，稱“非文學期刊”者有之，可謂眾聲喧嘩。歷史地看，“非文學期刊”之主張源遠流長，諸多學者都有過關于將期刊二分為“文學期刊”與“非文學期刊”之表達，乃學術史上重要一脈。現實地看，把那些不以“文學”為目的，主要刊載“非文學”內容，在主體方面不具有“文學”屬性的期刊歸入“非文學期刊”，不僅符合刊物實際，邊界明晰，內涵清楚，而且有利于凸顯此類刊物的地位，有利于文學史的還原，也有利于學術史的突圍。

非文學期刊與抗戰文學的雜文學形態

日本侵略者對現代中國社會與現代作家生活的粗暴介入左右著作家的文學視野，打亂報刊的出版周期，導致文學內容、文學精神、文學風格、文學氣象、文學影響等的變化，形成戰時特殊的文學生態，表現出不同的文學形態特征。一言以蔽之，就是抗戰文學的“雜文學”形態。

當抗日救亡、抗戰建國成為時代主題與社會訴求，文學的精神食糧地位得到史無前例的重視，其精神動員力量得到前所未有的發揮。1938年3月中華全國文藝界抗敵協會召開成立大會時，就響亮地提出了“文章下鄉、文章入伍”口號，老舍在同題闡釋文章中更是直言“我們寧可以缺少一些槍炮，而不能缺乏戰斗的精神，抗戰文學便是戰斗精神的發動機”。正是在這樣的背景下，文學與社會的互動變得非常頻繁，在自身大眾化的過程中，文學以多種形式深度介入廣闊的社會生活，與各類期刊的關系也變得更加復雜。一方面是不少文學期刊難以為繼，被迫關門歇業。另一方面是眾多非文學期刊不時辟出版面刊發文學作品，甚至長期設置文學欄目。也就是說，在民族危亡的關頭，在戰火紛飛的歲月，在全面抗戰的時代，文學期刊與非文學期刊的“專業”界限與壁壘似乎被有意無意地打破。文學的純粹化歷程與純粹性追求似乎自然而然地解體，非文學期刊不會因為自己的“專業”而拒絕文學作品，反而會暫時放下自己的“專業”來刊發文學作品。作家也不會因為非文學期刊的“不專業”而拒絕向他們供給稿件，而是因地制宜地予以支持，創作一些不夠“純文學”的作品。

抗戰時期，非文學期刊之文學版面表現的社會生活異常復雜。因為戰爭的影響，即使衣食住行、柴米油鹽、婚喪嫁娶、紀念、祝壽、祭祀、考察、演講等日常生活，也在內容、方式、質量、規模等方面有了新的變化，抹上了戰時色彩。那些和平年代沒有的生活內容，比如募捐、獻金、流亡、逃難、雞毛信、防空洞、躲警報、過封鎖線、慰問傷兵、國際援助、戰時精神動員等，更是刺激著人們的神經，觸動著作家的靈魂。毫無疑問，戰時復雜的社會生活，影響著文學的活動，改寫著文學的內容，也改變著文學的形態。文學作者們寫日記，憶行蹤，廣場上公開演講，朋友間詩詞唱和，私底下鴻雁傳書，創作各體文學作品，投向各類報刊，留下很多日記、游記、書信、演講記錄、紀念文章，甚至舊詩詞、壽言、祭文、悼詞、挽聯等，有著不同的語言形式、不同的文體樣式、不同的表達方式、不同的情感內容，超出了一般意義的“文學”范疇，形成抗戰文學的雜文學形態。

非文學期刊與抗戰文學輯佚研究

盤點21世紀以來的抗戰文學輯佚成果，可知刊發在非文學期刊之中的佚文所占的比例呈上升趨勢，甚至有超過文學期刊成為輯佚研究主戰場的勢頭。這有歷史原因與現實依據，那就是抗戰時期作家在離亂中的特殊生態與報刊在戰火中的艱難處境。在顛沛流離的生活中，作家往往一路遷徙一路創作，走到哪里寫到哪里，隨寫隨刊，無暇記載，而且樣報樣刊都未必能夠收到，甚至是否刊出都無法確定，即使收到樣刊，也大多不能長期攜帶，遺失損毀嚴重。在風雨飄搖的歲月里，報刊常常一邊內遷一邊出版，遷徙到哪里就出版到哪里，常常刊期不定，這期不知下期的出版命運，甚至就此夭折，難以為繼，結束短暫的壽命。毫無疑問，在戰時條件下，作家作品散佚的可能性遠遠大于和平年代。

在我們看來，作家在創作與投稿之際，不會預知此篇是否會成為“佚作”，也不會有“佚作”與“非佚作”的區分，而是一視同仁，平等對待。“佚作”之“佚”，是在期刊傳播與作品集整理過程中形成的。正是抗戰文學的特殊生態，使得非文學期刊與文學的關系變得更加密切，使得眾多非文學期刊上刊發了大量的作家作品。而此前作家全集（文集）整理者囿于觀念與視野的局限，沒能發現或編入這些作品，使得它們長期散佚，鑄就了非文學期刊在抗戰文學佚作輯校研究中的重要地位，因而有望在當下和將來成為抗戰文學輯佚的主戰場。

我們團隊近年也新發現了大批散佚多年的抗戰時期重要作家作品。不管是小說、詩歌，還是散文、戲劇，都在抗戰時期非文學期刊中有豐富的呈現，往往迄今不為學界所知。而在大數據時代，海量的非文學期刊可以借助網絡與數據庫來到廣大研究者的書齋案頭，對抗戰文學研究具有極為重要的意義。表現在三個方面：首先，回到非文學期刊，才能正視其在抗戰文學發展中的重要作用，理清眾多優秀作品首發于非文學期刊的歷史，還原非文學期刊與文學期刊既相互競爭又相互影響，共同形成抗戰文學賴以生存和發展的環境、場域與生態的文學史現場。其次，回到非文學期刊，才能有效拓展抗戰文學研究的邊界，進一步彰顯抗戰文學與抗戰救亡、抗戰建國的緊密聯系，展示她以文學的方式參與抗戰大業的過程與實績，完成抗戰文學觀念的創新與突圍。最后，回到非文學期刊，才能把握抗戰時期作家佚作發掘的特點與趨向，看到更加清晰、實在而有新史料支撐的抗戰文學形態特征，從而在對雜文學形態的重新勾勒與具體闡釋之中，打開抗戰文學研究的新視野。

進而言之，抗戰文學研究之外，對于整個“擁擠”而又充滿活力的中國現代文學學科而言，“非文學期刊”是有待開采的富礦，期待更多的研究者一道披沙揀金，“讓歷史說話，用史實發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