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系國家社科基金一般項目“晚清民初江南目連戲稀見抄本整理與研究”負責人、安徽師范大學副教授

目連戲，素稱“戲曲活化石”，濫觴于晉代《佛說盂蘭盆經》，經過唐代變文的接引，演化為宋元時期雜劇及南戲中的《目連救母》。明代安徽祁門人鄭之珍所撰《新編目連救母勸善戲文》，獲得“支配三百年來中下社會之人心，允推鄭氏”之盛譽。清代目連戲演出遍及全國，并進入宮廷。

學術界對于目連戲的研究，可溯源至20世紀20年代。新中國成立之后，目連戲研究曾一度中斷。直至20世紀80年代，隨著《中國戲曲志》編纂工作的開展，加上90年代王秋桂主持的“中國地方戲與儀式之研究”計劃的推動，目連戲研究漸成熱點。

在中國目連戲發展史上，明清以來江南富庶的經濟條件與深厚的文化底蘊，為當地目連戲演出之繁榮提供了強勁支持與不竭動力，較之其他區域更具獨到的審美特性與文化內涵。學界業已發掘整理出來的相關抄本雖達十五六種之多，但在近年的尋訪調查中，仍有晚清以來的部分文獻散落民間。

首先，抄本整理是拼接中國戲曲版圖的關鍵所在。

目連戲不僅幾曾遍及中國大陸城鄉，而且遠播海外如新加坡、馬來西亞等地。它脫胎于佛經，經數百年本土化改造之后而打上深刻的中國印記。明人鄭之珍編創的《新編目連救母勸善戲文》為后世演出提供了重要藍本，卻在傳播過程中依據實際演出需要而增刪甚多，且不斷地與各地民風民俗、民歌說唱以及地方戲曲互融互滲，遂在“鄭本”之外衍生出各類抄本。它們爭奇斗艷各擅勝場，不僅在情節出目方面伸縮甚大（多者上百出，少者數十出），更由此波及作品主題、敘事節奏、人物刻畫、語言聲腔、文化內涵以及演出效果。職是之故，張庚先生曾認為“對目連戲的研究，有助于我們搞清中國戲曲（包括戲曲結構、劇本文學、音樂體制、表導演體系及舞臺美術等）的產生、形成與發展的規律”。

具體到江南區域，從歷史上的南戲、昆曲、徽劇到晚近以來的滬劇、越劇，無不在中國戲曲版圖上舉足輕重，且無不與目連戲存有瓜葛。因此，對該區域目連戲之考察，其實牽涉對當地各類聲腔乃至整個地方文化風貌之探究。由此，晚清以來江南目連戲抄本的整理，小而言之，是拼接江南戲曲版圖的重要環節；大而言之，能為還原江南文化全景提供重要信息。推而廣之，可以探討宋元以來目連戲在中國大陸的流布實情，從而最大限度復盤中國戲曲版圖。

其次，抄本整理是當代戲曲學創新的必要支撐。

自古以來，新的學術增長點離不開新材料或新方法的有效支撐。目連戲的歷史雖貫穿于中國戲曲發展之始終，但因無法見容于以儒家文化為主導的主流意識形態，故在官修史書和方志中極少有記載。學界對其前世今生之追問，其實尚存諸多空白。反過來說，這種邊緣化的角色定位與演進歷程，恰使目連戲成為審視、比照主流文化的有效借鏡，成為窺探國人心靈之秘鑰。數百甚至上千年的時間淘洗，更使得目連戲在情節架構、人物塑造、曲牌聲腔以及舞臺展演諸方面幾臻化境。從江南目連戲各類抄本入手，爬梳藝術經驗、揭橥理論價值，而非粗暴套用西式理論對其予以削足適履的闡釋，實可發掘出中國問題與中國經驗，并對既有學術范式與文藝觀念形成有效補充。也正因如此，目下之抄本整理不單關涉戲曲領域之繼承創新，甚至不乏增強文化自信之積極意義。

譬如僅從戲曲演出的層面考慮，該劇讓演員和觀眾直接交流、打破第四堵墻的做法，比起今天的許多“實驗戲劇”要古老很多、大膽很多。譬如上演《招五方惡鬼》《劉氏逃棚》等情節時，演員突然跳進觀眾群中，后者也跟著齊聲吶喊、一起捉拿“逃犯”。場面之喧嘩熱鬧，甚至如明人張岱《陶庵夢憶》所載驚動地方官府，以為盜寇來臨。近年竟有學者呼吁各地復排的目連戲可以向西方“實驗戲劇”模仿借鑒，以豐富其表現手法與現代魅力。此說不僅略嫌方枘圓鑿，證之以目連戲的輝煌過往，更顯背本趨末徒增笑柄。至于目連戲與各類地方戲之間的交融互動，更是有待發掘的富礦。

值得慶幸的是，王秋桂等人當年搜集整理的目連戲抄本，已為后續研究留存了香火，但囿于當時人力、物力之限，仍有遺珠之憾。最近二十多年中國社會的急劇變化，使得目連戲在眾多區域人亡藝歇，王氏諸子所編“民俗曲藝叢書”似成絕響，如今更顯珍貴。筆者近年在著名目連戲研究專家茆耕茹先生的指導下勉力搜尋民間抄本，雖對前述資料庫略有補遺，但更帶文化搶救之蒼涼。當鄉村急速消失并使得依存其上的目連戲演出無以為繼、存世藝人寥若晨星，對于民間抄本的整理與闡釋似乎淪為追索往昔文化記憶的唯一抓手。然不知何故，最近二十年來學界對目連戲既有抄本似不甚著意，致使相關研究應者寥寥、進展緩慢。假以時日，當更多后學進入該領域，目連戲研究或有再續輝煌之時。

再次，抄本整理是寄托鄉愁的有效載體。

現代化進程將無數陌生人聚集于狹小的都市空間之中，他們在身體上極為接近卻在心理上相互疏遠甚至相互戒備。本雅明所云“城市浪蕩子/閑逛者”形象，言說的正是身處水泥森林之中現代人無根的焦慮。“記得住鄉愁”和“世界那么大，我想去看看”，表達的固然是寄情山水、放飛自我的美好愿望，又何嘗不是對于前現代社會溫情脈脈的人際關系之夢幻想象。

目連戲宣揚的“忠孝節義”與“仁義禮智信”諸類觀念，固然有時代局限，但畢竟曾對促進人際關系和諧發展乃至農耕時代的鄉村自治發揮過積極作用。特別是明清兩代徽商大量外出，眾多婦孺老幼留守后方，地方宗族與鄉賢假手目連戲而實現凝宗聚族、穩定社會的佳話，可謂屢見不鮮。傅相因樂善好施而榮登天府，旨在勸人多行善事少做惡行；目連為救母而歷經劫難，彰顯的是母慈子孝的人間最美情懷；曹賽英為夫守節，訴說的是愛情的忠貞不渝；劉氏因背誓開葷而遭受懲罰，不僅是對誠實守信品質的間接弘揚，背后暗含的人與自然和諧相處的意識，在當今更有著特別寓意，這些思想內涵并不因農耕的遠去而顯得落伍或過時。

毋庸置疑，借助抄本整理而對目連戲蘊含的觀念予以現代化的改造與整合，同樣也能滿足人們的懷鄉情結，賡續“厚人倫，美教化”的積極意義，并為今天的家風建設與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培育提供有效助益。至于各地在復排過程中重新活化的機關布景、歌舞雜耍，在以奇觀化的視覺效果滿足當代觀眾之心理愉悅的同時，也讓后者油然生出對前賢的驚贊之情。

最后，抄本整理是地方經濟與社會發展的得力推手。

21世紀初年，江南一地有徽州目連戲與紹興目連戲先后進入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產名錄。近些年隨著旅游業在江南的蓬勃發展以及國家保護非物質文化遺產、推進文化產業發展的政策導向，各地政府以及眾多的旅游、演藝公司也重新發掘甚至復活了部分目連戲演出，并且整理出不少文獻資料，譬如安徽的黃山、池州、南陵與浙江的紹興。但作者往往汲汲于市場演出或輿論宣傳，卻在學理探討與文化反思方面所為有限。而更為細致嚴謹的抄本整理與學術研究，當能為目連戲資源發掘提供合理依據，從而有效促進文化與經濟的深度融合，助推地方社會發展。否則，任何罔顧抄本史實之創、編、改，均徒具目連戲之名而不具目連戲之實，從而蛻變為“傳統的發明”。尤需注意的是，這樣的苗頭似已在多個地區出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