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系國家社科基金抗日戰爭研究專項“中國抗戰大后方歷史文獻資料整理與研究”負責人、西南大學中國抗戰大后方研究中心教授

“抗戰大后方”是與根據地、淪陷區相對應的戰時中國的三大政治版圖之一，是抗戰時期中國各派政治勢力和社會各界普遍使用的概念，也是中國共產黨話語體系中的重要術語。1938年10月，毛澤東在中共六屆六中全會政治報告中，首次明確提出中共的“抗戰大后方”概念，強調大后方是云、貴、川等地。1939年3月，周恩來在分析全國形勢時，表示“西北、西南可以成為我們的大后方”。1944年12月8日，董必武在陜甘寧邊區參議會上作《大后方的一般概況》的報告。特別是在抗戰中后期，中共中央大量文獻使用“大后方”概念。1945年4月，在延安召開的中共七大上，還設置了專門的“大后方代表團”，包括周恩來、葉劍英、鄧穎超、博古、吳玉章等南方局領導人和大后方各省負責人，正式代表58人，候補代表26人。

抗戰大后方研究是中國抗日戰爭史研究的重要組成部分。近十年來，抗戰大后方的研究受到中外學術界的關注，成為抗日戰爭史研究的一個新熱點。特別是以西南大學中國抗戰大后方研究中心為代表的一批學者，持續推進抗戰大后方歷史研究，取得了一系列重要學術進展。

深化了對抗戰大后方的新認識。首先，厘定了“抗戰大后方”概念的內涵及外延。長期以來，對抗戰大后方概念的內涵、外延并未形成共識，學界很少將抗戰大后方作為一個特定的研究對象進行探討。抗戰大后方是抗日戰爭時期國民政府和后方民眾支持和支援前線對日作戰的后方戰略基地，有著特定的戰略價值。其次，形塑了中共的大后方話語體系，充分彰顯了共產黨在大后方的作用。中國共產黨是中國人民抗日戰爭的中流砥柱，在大后方也發揮了重要作用：努力維系國共合作，爭取中間勢力，為抗戰勝利奠定政治基礎；貫徹統一戰線經濟政策，團結工商界，為抗戰勝利壯大進步力量；實踐持久戰軍事戰略，聯絡協調兩個戰場，為贏得對日作戰勝利盡心竭力；推動和領導大后方文化繁榮發展，保存民族文化精英，為抗戰勝利凝聚萬眾一心的精神力量；開展民間外交，推動建立國際反法西斯統一戰線，營造有利中國抗戰勝利的國際環境。最后，深化了對抗戰大后方戰略地位及作用的認識。突破了“抗戰大后方是國民黨或國民政府的大后方”的認識誤區，客觀地分析和評價其地位及作用。大后方不僅是中國正面戰場的指揮樞紐和戰略保障基地，而且是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前沿陣地，戰時中國與世界的聯結點，中國參與世界反法西斯戰爭指令的發出地，戰后代表同盟國接受日本投降命令的下達地，臺灣光復的決策地和收復臺灣的中國使團組建地與出發地，中國參加聯合國制憲會議的代表團的組建地和出發地，以及戰時廢除中國與英國等西方國家不平等條約及簽訂新約的簽訂地。

形成了抗戰大后方研究的新格局。第一，近十年來，得力于重慶中國抗戰大后方歷史文化研究與建設工程的推動，抗戰大后方研究走向活躍，由傳統的側重于地方史或區域史的研究發展成為國際國內學術界關注的熱點話題，成為抗戰史研究的重要板塊。第二，構建了西南西北大后方研究的學術聯盟。2016年以來，西南大學中國抗戰大后方研究中心發起成立“中國抗戰大后方研究高端論壇”，每年召開一次學術論壇，在推動西南、西北乃至全國的抗戰大后方研究、打造西部高校抗戰研究學術聯盟等方面發揮了積極作用。第三，該研究并非局限于西南、西北地區，而是逐漸與根據地研究、淪陷區研究形成有效互動。第四，形成中日戰爭國際共同研究機制。在重慶先后舉辦了兩屆中日戰爭國際共同研究會議。

取得了抗戰大后方研究的新成果。出版100余卷的《中國抗戰大后方歷史文化叢書》，入選《國家哲學社會科學成果文庫》并在日本翻譯出版產生積極影響的《抗日戰爭時期重慶大轟炸研究》；出版涉及眾多領域的《中國共產黨抗戰大后方歷史》《抗戰大后方金融研究》《抗戰大后方工業研究》《抗戰時期西南大后方城市發展變遷研究》等學術著作，以及《中共中央南方局歷史文獻選編》《中國共產黨關于抗戰大后方工作文獻選編》《抗戰大后方工業資料叢刊》等檔案文獻資料。

抗戰大后方研究在不斷取得新進展的同時，也呈現一些新的發展趨向。

在研究視角上，更加注重宏觀視野與本體突破。其一，多向多維視角，在橫向上，把抗戰大后方置于世界反法西斯戰爭的總體背景和中國抗日戰爭的發展進程中進行考察，在縱向上，從近代以來中華民族復興的曲折變遷演變中來探討和分析抗戰大后方的歷史。其二，超時空視域，在空間上，突破大后方的地域范圍，更加注重大后方與根據地、淪陷區的互動。在時間上，突破大后方的時間范圍，注重戰前、戰后同一區域發展變遷的聯結，深入探討大后方的變遷及其影響。其三，跨學科聚焦，在學科上，除歷史學外，馬克思主義理論、經濟學、社會學、教育學、藝術學等學科紛紛聚焦抗戰大后方研究，多學科、跨學科的研究必將推動抗戰大后方研究不斷走向深化。

在研究資料上，更加注重新史料發掘和深度解讀。其一，發掘、征集、整理新資料。學界已在抗戰大后方黨的文獻、抗戰損失、抗戰大后方經濟、抗戰大后方文學等方面的資料整理上取得了較大成就，但仍有相當數量的地方檔案館、圖書館，海外學術機構典藏的檔案文獻資料，以及個人傳記（口述）資料并未為學界所關注，亟待整理。其二，系統發掘整理專題史料。根據戰時后方的實際情況，設定專題史料整理方案，比如侵華日軍轟炸、后方國際交通線、大后方科技、大后方藝術等史料，通過專題史料的歸類發掘和整理，推進相關專題的深化研究。其三，海量數字資源的處理及利用。建設大后方文獻資料數據庫，利用大數據技術手段，處理海量數字資源，提高研究整體分析的可能性。

在研究取向上，更加注重在地化的現實關懷。服務國家和地方發展戰略，是抗戰大后方研究的重要趨向。其一，旨在增進國際社會和海峽兩岸的歷史認同、構筑政治互信、探索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及國家統一大業，有關戰時反法西斯戰爭的國際合作以及國共合作等方面的研究必將持續推進。其二，緊扣“一帶一路”、西部大開發、成渝雙城經濟圈及中國（西部）科學城的建設等，抗戰大后方的資源調查、經濟開發、科技創新等方面的研究仍是熱點話題領域。其三，形塑共同歷史記憶、引導公眾社會認知的抗戰大后方歷史文化遺產的研究將持續受到關注，并與區域文化與文明建設形成同頻共振。其四，弘揚以愛國主義為核心的偉大民族精神的抗戰大后方紅色文化、大后方民眾抗戰及抗戰精神等研究將成為新的學術增長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