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系國家社科基金特別委托項目“大運河畫傳”主編、中國文化遺產研究院副研究員；國家社科基金特別委托項目“大運河畫傳”與“長城畫傳”首席專家、中國文化遺產研究院研究員

2014年6月，“中國大運河”成功列入《世界遺產名錄》，成為世界上空間跨度最大、歷史最悠久、影響最深遠的運河類遺產項目。近年來，隨著大運河文化帶、大運河國家文化公園等國家項目的提出，大運河遺產的價值與今天的國家經濟、文化、社會發展戰略，乃至國際文化軟實力的構建都有了密切的關聯。

那么，如何從知識體系層面認識和界定“大運河”這一概念？在申報世界遺產期間，遺產專業機構以世界遺產標準為框架，對“中國大運河”突出的普遍價值以及真實性、完整性、符合的標準等方面進行論述，并且獲得了世界遺產委員會的認可。但是，從普及、傳播和分享大運河遺產價值的角度，我們需要再次解讀這個完整、復雜的概念和知識體系，需要跳出世界遺產話語范疇，甚至跳出文化遺產的框架，從更高的層面去認識大運河。

跳出兩個認識局限

從學理的角度認識大運河，需要跳出對于大運河的“歷史還原”和“統一集權”兩個思維和認識局限，并且樹立更包容、更多元、更多層面的大運河敘事體系。

從時間觀上看，應跳出歷史還原主義的思維局限，避免陷入對大運河的“盛世想象”。我們今天談論和解讀大運河，不應該限定于某一特定的歷史時期，如隋初、宋初、元初或明中期、清中期等，而是應該秉持動態的時間觀，以現代的視野去理解和思考這一龐大的歷史產物。

歷史上，大運河主要被稱作漕渠，即使在“運河”二字普遍采用的明清時期，也并未出現“大運河”的稱呼。直到1958年，先是淮陰卷煙廠創造了 “大運河牌”香煙，江蘇省又成立了“江蘇省大運河工程指揮部”，這條水道才第一次擁有了“大運河”的稱號。因此，將大運河作為一種頗為現代的文化記憶產物，有助于我們跳出狹隘的對于所謂歷史真實性的執拗，不去過度強調保持或是“回到”所謂的某個歷史時期，從而可以根據具體的地理背景和社會條件，開展因地制宜且適應當地社會文化和民生需求的大運河保護利用措施。比如，有的學者和相關部門提出的“全面復航”，初衷是重現大運河繁榮時期的盛景。但深入了解大運河最為繁盛的明清時期，我們便會發現，真正的全線、全年貫通是很罕見的，大運河的缺水、淤塞、斷流反而是常態。

從政治觀上看，應避免將大運河過度政治化解讀。比如魏特夫對于中國治水和政治關系的扁平解讀，已經受到學界的廣泛質疑。盡管并沒有直接指涉大運河，但其相關論述，會對從學理層面理解大運河維系國家統一的功能產生誤解。人們容易將以大運河的開鑿和治理為代表的中國古代水利工程完全等同于一種統治者攫取政治權力、維護統治的行為。

跳出古代統治者的簡單思維，從普通人活動的視角去觀察，就會發現大運河的豐富內涵。大運河當然是一套水利統治系統，但更是一個關于“人”的交通、交往、交流體系，是遍布古代華夏大地的個人行走、謀生、游歷體驗的疊合。僅從宋代而言，由于北宋首都汴梁位于運河中樞，運河幾乎成了國家之中所有人員交通往來的首選，蘇軾回四川為父親蘇洵送葬之時，并沒有選擇走當年進京應考的蜀道，而是先沿運河向東南到長江，再從長江溯江而上，就說明了運河在當時的個人跨地域活動中的重要角色。大運河沿線留下的大量個人行走的記錄，比如黃汴的《天下水陸路程》、談遷的《北游錄》等，以及因此產生的以運河沿線風貌為背景的明清小說——《水滸傳》《三言二拍》等，都遠遠超出了“專制”的話語范疇，展示出運河超越政治、融入生活的價值魅力。

大運河是“文化記憶”

在破除了上述兩個誤區之后，應當進一步認識到大運河敘事的多維度特征。無論是作為實體的遺產，還是作為抽象的概念，大運河都是“文化過程”的產物，是今人在特定的歷史與現實情境的基礎上的認知和解讀。法國社會學家哈布瓦赫指出，記憶與歷史并不等同，記憶是可塑的，是特定人群根據具體情境而塑造的對于過去的闡釋。德國學者阿斯曼進一步明確了集體記憶的文化特征，他把以歷史產物、事件、人物為對象的記憶實踐活動稱作“文化記憶”。

大運河是典型的文化記憶，并具有多重記憶主體——官方記憶、民間記憶、國家記憶、地方記憶，甚至是農耕、商貿、宗教、文學、軍事等各個方面的記憶，都通過各類官修史書、稗官野史、筆記小說、口頭文學、戲曲曲藝、詩書畫卷流傳和表述。簡而言之，作為文化記憶的大運河，是諸多“故事”的集合。

不同類型的文本載體，也必然從不同的視角去解讀大運河，講述的面向和方法都大不相同。官方版本的運河更多突出發展演變及對于漕運保障、政權穩定的重要性；水利工程方面的文獻則偏重運河的挖掘、疏浚、工程設施布局和構造等技術環節；民間傳說往往傾向于塑造“人物”，如楊廣、弘歷這樣的傳奇帝王，以及治水老人白英等民間治水英雄；文學作品描述運河兩岸的風土人情；詩歌藝術突出運河的形象特征；當代歷史學者則關注運河的漕倉分布、治河理念、運維模式；甚至明清之后眾多外國使節、游客則以異域的眼光打量運河，留下了中文文獻中罕見的記錄。以上所有文本和藝術產物，都是一種大運河的文化記憶。

我們可以認為，大運河并不是一個單數，而是一個復數；并沒有一條大運河，而是有眾多條大運河。從今天大運河文化帶和大運河國家文化公園建設的實際來看，也只有完整、客觀、全面、多樣地呈現以復數形式存在于不同地區、不同人群文化記憶中的大運河，才能夠真正表現大運河之于今天的象征意義。

構建大運河敘事的中國表達

通過大運河文化記憶的建構和表述，我們可以將構建大運河的敘事置于今天常說的“講好中國故事”這一議題中進行思考。

所謂講好中國故事，似乎背后存在一個預設，即中國故事本身已經很清楚很精彩，所需要的是以國際化的方式講給國外的聽眾。這個預設將中國故事的目標人群分為兩類，一類是中國人，一類是外國人，后者屬于“外宣”領域。

從傳播學而言，針對不同人群的知識與情感，采用不同的方式講述同一個故事是有效途徑之一，因此，“外宣”是必要也是有效的。但回顧多年來國際文化領域的話語權爭奪，沒有任何一個文化強國，是僅僅通過非母語的“外宣”而說服外國人，從而獲得國際文化話語權的。尤其是在互聯網時代，很難想象外國人還會把對方的“內宣”屏蔽而專等著看其“外宣”，真正的邏輯應該是：用母語講好本國的故事，尊重本國公眾的文化記憶模式，并推動認識、理解、認可這些敘事，最終由其他國家的人主動聆聽和接受這些敘事。中國的世界文化遺產集中承載了眾多優秀的傳統文化，是人類精神世界寶庫中的珍品，是有益于各國人民的，擁有豐富的價值內涵和故事體系，并不需要刻意用另外一種方式講給外國人。中國的歷史與文化，首先應該講給中國人，讓中國人愿意傾聽，并且為之心悅誠服，愿意繼續傳承光大其精神，外國人才會主動接受和欣賞。

因此，大運河的研究者和傳播者，大運河文化的傳承者，應秉持首先用中文、面向公眾特別是青少年講好故事的原則，通過科學、生動、有趣的方式，給中國人自己講述豐富、多元、有趣的大運河故事。這就是我們編寫《大運河畫傳》的緣起。

（作者系國家社科基金特別委托項目“大運河畫傳”主編、中國文化遺產研究院副研究員；國家社科基金特別委托項目“大運河畫傳”與“長城畫傳”首席專家、中國文化遺產研究院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