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詩篇集》“T-O”地圖

赫里福德世界之布

作者系國家社科基金冷門“絕學”和國別史等研究專項項目“英國中世紀世界地圖中的‘東方敘事’圖文研究”負責人、復旦大學副教授

地圖從來都不只是測繪學的產物，而是其制作者或委任者政治文化觀、地域邊疆觀、族裔文化觀的載體。16世紀以來，驅動歐洲地圖工業發展的是航海發現時代的殖民與貿易需求，這一時代的地圖奉精確性為圭臬：一張地圖越是自詡為對空間的客觀再現，就越能宣稱自己是“有用的”，這種導航至上的實用主義地圖觀至今仍難以撼動。

然而在此之前，主流歐洲中世紀地圖卻并不以“有用”為起點，畫在羊皮或牛皮上的地圖也很少是追求效率的“尋路指南”，而是一種道德化、政治化、宗教化的圖文敘事。中世紀拉丁文和各主要俗語（古法語、中古英語等）中都沒有能準確對應現代“地圖”概念的詞匯，而多用其他名詞代指地圖，它們包括但不限于：pictora（圖畫），tabula（圖表），descriptio（描述），histoire（故事或歷史）�，F代英語中表示地圖的名詞map來自中世紀拉丁文mappa，意為“布料”，“世界地圖”（mappa mundi）一詞在拉丁文中的原意即“世界之布”。中世紀地圖是由色彩、事件、物種與概念織成的百衲被，繼承了普林尼式古典博物志視角的百科圖鑒，寫在獸皮上的超鏈接。

中世紀地圖是地理與歷史、知識與信仰的產物，是炫耀制圖者淵博知識和精湛畫技的動物圖典，也是關于宇宙創世和人生愿景的寓言集。它們雖然處處體現出編繪者對“別處”和“他鄉”的了知，卻并不展示近代以來“世界主義”一詞的內涵，反而充滿了表現異域恐懼癥的圖像和銘文，同時又看似矛盾地呈現出對“東方”諸國之豐饒物種、物質財富和異質文化的迷戀。

在歐洲中世紀制圖師和異域志作者筆下，“東方”是個寬泛的概念，除了亞洲的全部之外，包括紅海地區在內的非洲眾多區域都被歸入“東方”。非洲的其余部分雖然被劃入“南方”，在地圖銘文和異域志中卻被歸入廣義上的“東方”，那里的族裔和物種也被稱為“東方人”“東方造物”。在中世紀歐洲人的眼中，越是接近地圖邊緣，分布的物種就越“非我族類”，怪獸和異形人永遠居住在邊地。10-15世紀的歐洲制圖師將對未知的焦慮和對異域的向往投射到自己從未踏足的東方，與諸多俗語異域志中的文字記載相互補充，構成了一套圖文互注、紛紜繁雜、邏輯時而自洽時而矛盾的“東方敘事”。我們以最有代表性的“T-O”型世界地圖為例，試論其部分特征。

所謂“T-O”型是中世紀基督教世界最常見的一種世界地圖范式，也稱作“T-O世界之布”。以現存“T-O世界之布”中尺寸最大的、約繪制于1300年的英國赫里福德地圖為例：圓形的O勾勒出世界的邊界，T的三支分叉標識著當時歐洲人眼中的三大中心水系（尼羅河、頓河與地中海）并將世界分作三塊，上方的半圓是亞洲，左下與右下的四分之一扇面分別是歐洲與非洲，三部分各被看作諾亞三支后裔的家園。美洲的名字16世紀才首次登上歐洲出產的世界地圖，澳洲則要到19世紀初。我們如今早已熟悉了“上北下南，左西右東”的定位模式，但在“T-O”地圖上位于頂端的卻是東方，遙遠的東方被認為是伊甸園的所在，人類文明誕生之處，也是基督復活后進行末日審判的地方，人們相信那里是塵世看不見的新耶路撒冷（或稱“天國耶路撒冷”）的所在地。鑒于“東方”（拉丁文oriens）在“世界之布”上的特殊地位，orient這個動詞在現代英語中仍被用來表示一切定位，“東”成了中世紀人在地圖上確定其余所有方位的基礎。

另一個重要的定位點位于“T-O”地圖的圓心，也是一座真實的東方城市：地上的耶路撒冷，看得見的塵世之城。雖然大多數中世紀歐洲人一輩子都沒有去過亞洲的任何城市，但耶路撒冷作為基督徒在此世的終極精神家園，其象征性的朝圣位置無論在人們心中還是地圖上都不容忽視（常被畫為一座巨大的圓形堡壘），隨著數次十字軍東征的推進越發如此。像赫里福德地圖這樣掛在教堂墻上的展示物尺寸龐大，沒有比例尺，地理信息欠準，無法揣進口袋被當作現實中的朝圣指南，但它的制作意圖和精髓卻與對朝圣之旅的激勵和啟示聯系緊密。只不過根據不同的出發地，每位觀者必須在迷宮般的地圖上基于有限的地標，在心中為自己尋找一條通向東方的獨一無二的朝圣路。離開了“東方”，“世界之布”將失去框架和準軸，并在精神意義上變得支離破碎。

雖然具有至關重要的定位和象征意義，中世紀“世界之布”上的東方卻也是形形色色的異形人、幻想動物和雜交怪獸群魔亂舞之地，是制圖師安插道聽途說的異聞、繼承自古書的奇談和想象中“非正�！鄙�物的地方。單舉種類相對有限的異形人來說，東方大地上最常出現的有扇耳人、狗頭人、傘足人和無頭人等，圖像旁通常有標明其名稱和寓意的拉丁銘文，這些地圖銘文常能與同時代異域志中的文字描述構成有趣的互文。比如上述古英語《東方奇譚》對無頭人有如下描述：“生來沒有頭，他們的眼睛和嘴長在胸前，身高八尺，寬亦有八尺”。對照地圖上的視覺表達，活脫脫像《山海經》中“刑天”的形象。同樣被歸入“東方”，那些位于非洲（實際地理位置為歐洲以南）的異形人常被刻畫為道德上更可疑乃至邪惡的種族，被冠以黑色或深色皮膚，甚至被《東方奇譚》的作者直接叫作“敵人”；對亞洲居民的態度則毀譽參半，亞洲諸國常被描述成地大物博的富庶之地，但其財富往往被同七宗罪聯系在一起（傲慢、貪婪等）。

這些錯綜復雜的態度也反映在地圖和異域志對東方動物及怪獸的刻畫中。這些逡巡在地圖邊緣的怪物和怪人，折射出中世紀歐洲人對未知疆域的恐懼和焦慮，也意欲向其讀者傳遞基督教末世論的威脅：如果上帝能讓一些人生出狗頭、雙耳垂地、五官生在腹背，那當然也可以使惡人在地獄遭受更恐怖的折磨。想象中東方的奇異種族在基督教中心主義視角下成了活生生的道德教科書：根據中世紀病理學的寓意原理，“沒有無辜的麻風病人，沒有無辜的怪胎和病患”，如果一個人的身體器官發生了扭曲，若不是污鬼住進了他的身體，就是他內心扭曲的外在體現。地圖上這些“人間失格”的東方族裔成了勸人行善的一種“死亡預警”，體現出中世紀人對故鄉和別處、本族與他者的區分。

一種世界觀孕育一種世界地圖，而地圖又會反過來重新影響其產地的世界觀。從神學至上的“T-O”地圖到軍事優先的條形地圖，從著重福音傳播的真福地圖到優先表現氣候的帶狀地圖，從整合基督教與伊斯蘭教地理傳統的區域地圖集到想象與實證并存的波特蘭海圖，歐洲中世紀地圖不是遵循單一規則的對現實的客觀再現，而是眾多探索世界并嘗試對之進行描述和論證的方式的集合。通過收集、梳理和歸類大量零散分布于地圖圖像和銘文中的“東方敘事”，我們能更深入地追溯這些中世紀異域想象體現的文化觀、歷史觀、宗教觀，從而更好地理解近現代歐洲民族國家意識、地理邊疆認知以及族裔身份意識背后的淵源。